“白卷英雄”张铁生出炉始末
近日，证监会官方网站发布了辽宁一家公司的招股说明书，该公司的第五大自然人股东赫然是“文革”中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据新闻报道，若该公司顺利上市，张铁生持有的3200多万股，价值将超过3亿元昔日举国皆知的政治红人，在时过境迁多年之后，以这样一种方式“王者归来”，吸引的眼球自然不在少数。可惜的是，热议之余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那段“白卷英雄”的往事背后，藏匿着多少历史秘辛。本期专题，即尝试将这段历史梳理出一个清晰的前因后果。
“白卷英雄”张铁生背后的高层政治秘辛时过境迁，张铁生曾如此期许自己的后半生：“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学朋友比，我没有一个方面是出色的。这些年拼命干事业，绝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我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想过普通人的日子”并不容易，因为张铁生其实不是张铁生，而只是一块用来打人的“有棱有角的石头”。
张铁生渴望上大学，不“反智”，交的也不是“白卷”
张铁生一夜成名，成为举国皆知的“白卷英雄”，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那篇《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可谓“居功至伟”。但现在回头再去看这篇报道，看张铁生写在试卷背后的那封信，也就是所谓的“发人深省的答卷”，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无非是一个下乡知青无奈荒废了学业，又不甘放弃大学梦，所以希望“领导”能够“照顾”一下自己而已。正如张铁生自己所说：
“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所谓“我自幼的理想”，自然是大学梦无疑了。事实上，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大学梦，张铁生的信里没有丝毫反智的意思，最后也没有交“白卷”，其真实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这个成绩在当时，大概算是中等偏下。
毛远新删改了张铁生的原信，将单纯的“求照顾”扭曲成“阶级路线斗争”
张铁生在试卷背后写信的目的，只是“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却没有想到，这封信最后却到了当时掌权辽宁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的案头。毛远新修改了张铁生的信，尤其是将信末“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这一关键内容删除——删除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了信的性质。张铁生写信的本意，是希望在升学时得到额外的关照；删除之后，信就被解读成向现行大学招生制度开炮。1976年《人民日报》转发《辽宁日报》的文章《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的调查》，披露了上述造假过程。
按照毛远新的指示，《辽宁日报》7月19日以“编者按”的形式全文转载了删改过的“张铁生之信”。“编者按”里说：张铁生的这封信，“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随后，《人民日报》迅速跟进，于8月10日刊登了前文提到的那篇《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同样用“编者按”的形式，将事情定性为阶级路线斗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江青赞誉张铁生“是个英雄，敢反潮流”；毛远新称要拿张铁生“这个石头来打人”
《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案虽然将问题人为上升到了“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高度”，但并没有将“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究竟是什么彻底点明。不过可以参考毛远新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具体说法：“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毛远新还说：“（张铁生）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这个石头来打人了。”
《人民日报》刊文之后，当时炙手可热的《红旗》杂志转载时也发表评论，说1973年新的大学招生制度（部分恢复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则称之为“反攻倒算”；江青更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毛远新所谓的“我要拿这个石头来打人了”，打的其实是周恩来和邓小平删改“张铁生之信”的内容，改变信的性质，将其解读为向现行大学招生制度开炮，其目的，正如毛远新自己所说，其实和路线斗争没什么关系，或者说路线斗争也只是幌子，而是为了“拿这个石头来打人”。
打的是谁呢？毛远新没有明说，但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新的大学招生制度，是谁搞出来的，自然就是打谁——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该《意见》说：“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在群众推荐，政审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保证入学学生具有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此一时期，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这一《意见》，则是在刚刚复职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主持下出炉的。
江青赞誉张铁生“敢于反潮流”的“潮流”，指的是周恩来推动的对“文革”的实际否定
毛远新“拿这个石头来打人”的“人”是具体的，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也包括该年3月份刚刚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江青赞誉张铁生“敢于反潮流”的“潮流”，自然也和周恩来有莫大关系。具体说来，就是指周恩来抓住林彪事件的契机，自1971年始，到1973年止，所极力推动“反左倾运动”，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努力恢复经济、恢复正常的政府运作；二是名义上不否定，但在实际上否定“文化大革命”。
这一对“文革”的否定，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邓小平的复出——邓小平曾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1973年3月10日，在周恩来的一再努力下，邓小平复出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作为博弈的代价，“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这一博弈显然非常成功，因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复出，很显然意味着对“文革”的一种彻底否定。
人民日报刊文，将张铁生捧成“反潮流英雄”
江青对张铁生的赞誉，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7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刊文《反潮流精神——赞〈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将张铁生正式捧上“反潮流英雄”的神坛。文章说：
“在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面前，张铁生同志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这个下乡锻炼已经五年、现在担任着生产队长的知识青年，采取的是反潮流的态度：对物理化学的试题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最‘发人深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有反潮流的精神，都要坚持反潮流的斗争。”
江青给张铁生贴“反潮流英雄”标签有深意，因为“反潮流”三字是毛泽东的自我评价
“反潮流英雄”的标签被贴到张铁生身上，不是一个偶然的决定，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反潮流”这三个字，其实曾是是毛泽东的自我评价。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一则检讨下有过这样的批示：
“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详细]毛泽东所谓“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与1973年党内外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其实高度一致，即：毛泽东站在了多数干部的对立面。这也正是毛泽东说自己“反潮流”的原因。
“反潮流”获得毛泽东支持后，被强行加入到了周恩来的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当中
8月16日，人民日报将张铁生捧上 “反潮流英雄”的神坛；8月24日，周恩来作为毛远新“拿这个石头来打人”的对象，却在自己的中共十大报告中，加入了一大段肯定、鼓励“反潮流精神”的文字，实在意味深长。报告说：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掩盖着林彪的修正主义。这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种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个别人顶住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而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主席就是在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中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我们每一个同志应当向毛主席好好学习，坚持这个原则
之所以“反潮流精神”会出现在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中，原因在于：这份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并不真正代表周恩来的意志。
周恩来作报告的同日，在王洪文的主持下，把“反潮流精神”写入了党章
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开始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的重点之一，就是把“反潮流精神”写入了党章。报告说：
“在这个方面，修改草案增写了哪些内容呢？……第三，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在“反潮流精神”的冲击下，周恩来推动的“反左倾”，被毛泽东扭转成了“反右倾”
“反潮流运动”汹涌澎湃，周恩来“反左倾”的努力，终于因为毛泽东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而被彻底扭转为“反右倾”，周恩来“否定文革”的努力也宣告失败。对这一结局，周恩来似乎早有预料——据198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的记载，听闻林彪的死讯，周恩来的反应是“嚎啕大哭”，“其间曾经几度哽咽失声”。如此强烈反应的原因，据纪登奎说，是因为他提及了“今后可以好好抓一抓国家经济建设了”这一话题，触及了周恩来的伤心之处。纪登奎说：
“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其间曾经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甚么也不肯再说了。”周恩来对时局的悲观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也证明了其“事情不那么简单”的判断是完全准确的。面对从“反极左”到“反极右”的大逆转，周恩来虽然曾发出过“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的愤怒之言，但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批判极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相关联的，他认定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这样，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就难于公开进行下去。”
结语知青张铁生怀揣着大学梦，在试卷背后抱怨自己“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的时候，断然不会想到，这封普普通通的“求照顾”的书信，会惊动共和国那么多的高层政要，引出那么多的政治纠葛，自己还会成为全国人大常委。在某种程度上，张铁生是无辜的，莫名其妙被卷入最高层政治游戏之中的他，其实没有选择。张铁生似乎很早就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1975年，他曾在一次报告中说道：“现在我在政治舞台上讲演，很可能有一天把我推到历史审判台上批判，这是我早就考虑到了的。”1983年，锦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审判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张铁生曾自我辩解道：“我那时头脑简单得像个牛犊子，只会鹦鹉学舌。别说野心，连私心我都严格控制着。”这番自辩其实可算实情。最终，这位“反潮流英雄”被认定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还原“白卷英雄”张铁生背后的这些高层政治秘辛，既有助于后人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真相，也提醒后人：建立一种健康的政治运作机制，是多么重要。唯如此，才可以使张铁生这般被突然卷入政治洪流的牺牲品不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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