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管局的数据有问题
时下有不少人追捧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如何强硬，为国人挣足了面子，也有人质疑那个时代的外交一塌糊涂，让中国损失了不少利益。其实，真正的外交过程并不像人们所称颂或质疑的那般简单。
以建国初期废除与苏联的不平等条约为例，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新政权收回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各种特权，但中共在某些问题上也不得不做出妥协。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数度交锋，充分体现出了外交的复杂性。
2012-7-13 第35期毛泽东首次访苏逼斯大林重签友好条约
一、1949年初：中共与苏联关于东北问题的首次碰撞中共与苏联初次涉及收回东北特权的讨论是从1949年初米高扬访华开始的，当时斯大林明确说明1945年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旅顺口之协定》是“不平等条约”，并承诺“如果中共认为应立即从旅顺港撤出苏联军队是适宜的，则苏联将准备满足中共的这一愿望。”
（一）1949年之前苏联在东北有哪些特权？
战后苏联在中国的特权是以1945年《雅尔塔协定》为基础的，而后其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14日），确保其在东北、新疆和外蒙的多种特殊权益。
1、《雅尔塔协定》：保证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权，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在苏联乌克兰的雅尔塔召开会议，为确保苏联对日作战，三国在中国没有到场的情况下秘密地达成了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雅尔塔协定》。议定内容涉及苏联在华权益的条款如下：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乙、大连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中国近代对外关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编，第1分册，第63页。）
此文件成为苏联在华特殊权益的国际法基础。
2、《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长春铁路中苏共有、苏联货物免关税、旅顺口成苏联海军基地
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美国依据《雅尔塔协定》强迫蒋介石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中，苏联在东北享有的特殊权益有：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议》：“第一条：日本军队驱出东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州里至绥芬河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第二条：缔约国同意上开铁路之共同所有权，应平均属于两方，并不得以其全部或一部转让。……第六条：为管理经常事务起见，理事会委派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一人，由苏籍人员中遴选。……第一○条：上开铁路仅得于对日本作战时期供运输苏联军队之用，苏联政府有权在上开铁路用加封车辆运输过境之军需品，免除海关查验。第一一条：经上开铁路由一苏联车站至另一苏联车站过境运输，以及由苏联领土至大连旅顺二港口往返直运之货物，应免中国关税或其他任何捐税。”
《关于旅顺口之协议》：“第一条、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缔约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第三条、缔约国同意旅顺口作为纯粹海军根据地，仅由中苏两国中苏两国军舰及商船使用。关于上开海军根据地共同使用之事项，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处理之。该委员会由华籍代表二人，苏籍代表三人组织之，委员长由苏方派任。……第五条、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之任免，由中国政府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为之。在该区域内之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为保障安全与防卫起见向中国行政当局所作之建议，该行政当局予以实行；如有争议，则此类事件应提请中苏军事委员会审议决定之。第六条、苏联政府在第二条所述之地区内，有权驻扎陆海空军，并决定其驻扎地点。”
《关于大连之协议》：“一、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二、中国政府同意依照另订之协议，在该自由港指定码头及仓库租与苏联。三、大连港口主任由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在苏籍人员中遴选于征得大连市长同意后派充之。……五、由国外进入该自由港经中国长春铁路直运苏联领土之货物，与由苏联领土经上开铁路运经该自由港出口之货物或由苏联运入为该港港口设备所需之器材，均免除关税。以上货物均应用加封车辆运输。”（《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
可以说，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中国丧失了东北的部分关税权、铁路权益、港口权益、人事任命权等。
（二）1949年2月：毛泽东首次与苏联代表谈收回苏联东北特权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关于旅顺口为苏军基地、中国长春铁路中苏共有共管以及外蒙古独立的规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1949年随着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军事胜利，建国问题提上日程，中共的领导人也开始考虑收回主权问题。
1、斯大林承认《关于旅顺口的协定》是不平等条约，可以随时归还
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双方在交谈中，首次涉及旅顺和大连的问题。据米高扬介绍，苏联方面对《友好同盟条约》中有关旅顺口及中长路的协定的基本看法是：
“苏联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口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当时签订这个协定是为了阻止国民党同日本和美国勾结反对苏联，也是为了中国的解放运动。事实证明，这个条款给解放战争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是，现在，随着中国***的掌权，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只要同日本罢战言和，就取消这个不平等的协定，并从旅顺港撤出苏联军队。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军是适宜的，那么，苏联现在就可以这么做。”（《远东问题》1995年第3期.第9-10页）
当斯大林得知中方提出旅顺口问题后，他1949年2月5日直接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说：
“随着中国***人接管政权，形势将发生根本变化。苏联政府决定，撤消这一不平等条约。一旦同日本缔结和约，只要美国军队从日本撤出，苏联也把自己的军队从旅顺港撤出。但是，如果中国***认为应立即从旅顺港撤出苏联军队是适宜的，则苏联将准备满足中共的这一愿望。”（《米高扬访华报告》，《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6页。）
但由于中共当时还没有海军，而且尚未完全打败蒋介石，因此需要苏军为其守住旅顺海军根据地。所以毛泽东并不赞成苏联马上从辽东撤出军队和撤销旅顺基地：“现在不能从辽东撤军，不能撤离旅顺基地，这样我们会给美国提供可乘之机……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了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来考虑。一句话，等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时候我们要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互助条约。”（《米高扬关于政策方面的迫切问题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87-318）
2、苏联坚持《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议》是平等的
斯大林十分担心毛泽东会否认1945年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有效性，他在会谈期间“不止一次发电报”询问柯瓦廖夫：“中国同志对中长路协定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中长路协定是真正平等的条约”。
米高扬在会谈时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苏联不认为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罗斯出资建成的。当然，可能在这个协定里，有关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对此苏联方面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它。”（《远东问题》1995年第3期.第9-10页）毛泽东含糊地回答米高扬说，在中长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磨擦，是可以就地解决的，并同意让高岗和柯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然而，斯大林已经从柯瓦廖夫那里了解到：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承认中长路协定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实际上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对这条铁路的管理权”。所以，在莫斯科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先把问题搁置起来。[详细]
二、毛泽东首次访苏初期想收回东北特权被斯大林拒绝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国在华特权，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基本方针。但苏联与中共的特殊关系使得新政权无法像其对英美等西方国家那样强硬和决绝。因此，能否废除与苏联的不平等条约，成为新政权外交的最大考验。1949年中共领导人密集访苏，一方面是想向苏联请教建国经验，另一方面则想与苏联协商废除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新签订新的条约，以便收回苏联在华特权。
（一）1949年7月斯大林对刘少奇说：“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撤兵”
建国前夕，刘少奇访苏，7月11日他与斯大林会谈。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斯大林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他再次强调只要中共愿意，苏联可以随时从旅顺撤兵，但仍坚持大连港口是中苏两国共用：“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P405）
（二）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提重新签订中苏条约，被斯大林拒绝
1949年11月8日，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毛泽东便致电莫斯科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柯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他想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条约”。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正式访问苏联，到达当晚便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中苏重新签订条约的问题，而斯大林当即表示“最好暂时不要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两人的会谈记录如下：
毛泽东：“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津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最好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采取这样的措施。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到中方的愿望，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对协议的有关条款做些修改。但是，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个设想，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条约保障了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是，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而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撤出军队。当然，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驻旅顺的军队可以留下2年、5年或10年，就看如何做对中国有利。别让人们以为我们想从中国逃跑。我们也可以把军队留下20年。”
毛泽东：“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从上述会谈记录来看，此前毛泽东并没有考虑到斯大林的顾虑，因此在会谈时明显地感到进退两难。尽管他当即表示能够理解，并承认“目前不必修改条约”，但就这样被斯大林堵了回去，他必然扫兴。
12月24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但“这次主要是谈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苏条约的问题”。（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据说这让这就让毛泽东颇感不满，尽管25日斯大林仍来电话问候，26、27日他仍不得不继续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会晤，但他肯定心情不好，据说他还发了几次脾气，之后便开始“在别墅里睡大觉”。
（三）1950年1月1日突然出现转机：斯大林同意重新修约
在毛泽东首次提修约被斯大林拒绝后两周后，1950年1月1日，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斯大林改变观点了，同意修约。
目前还没有切实可靠的资料可以证明斯大林究竟是因为什么突然之间改变了反对缔结新约的想法，但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这与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软禁了毛泽东直接相关。据沈志华教授介绍，由于毛泽东多日没有消息：“没几天外电传开了，谣言四起，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中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现在我们查到了，这个谣言是美国人造的，我看了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英国和驻苏联的大使电报，让他们造几个谣言，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还有一个谣言说毛泽东回不去了，朱德和刘少奇发生政变，毛泽东回不了国了，到处乱造谣，这样弄得斯大林非常被动，他就找了王稼祥，说你们能不能跟主席说说，好歹出来露个面，这样我们受不了。”[详细]同时，斯大林在1950年1月1日主动起草了一份以毛泽东名义答记者问的新闻稿。在这份稿件中，斯大林出人意料地写上了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的内容。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这篇答记者问。（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辑，第206页。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P81-93）
第二天，即1月2日，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一同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问题的意见。毛泽东对莫洛托夫说：最好是“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师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始末》,《党的文献》2009年第06期）
三、谈判中毛泽东如何迫使斯大林让步？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带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两天后，对苏谈判开始。在这场不到一个月的谈判中，中方与苏联几经交锋，终于迫使其基本放弃在华特权。
（一）1950年1月20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确定修约标准
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斯大林、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举行了关于修约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会谈中双方在旅顺口和大连问题上并没有出现多大分歧，但在中国长春铁路问题上双方产生了矛盾，苏联并不想放弃在这个问题上的特权。双方具体谈话记录如下：
斯大林：“我们认为，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
斯大林：“你们是否认为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或者可以提出另一种方案，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哪一种方案更合适，就采纳那一种方案。我们同意任何一种方案。”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我们希望在旅顺我们之间进行军事合作，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斯大林：“大连问题。我们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
毛泽东：“大连是否保留作为自由港？”
斯大林：“既然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应当自己决定大连问题：它是自由港或者不是。”
毛泽东：“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斯大林：“就是说，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依然有效。签订和约以后现协定失效，俄国撤走自己的军队，我可以把说过的意思这样归纳吧？”
毛泽东：“核心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想写在新条约里的正是这一点。”
斯大林：“继续讨论中长铁路问题。请按照***人的态度告诉我们，你们有哪些疑问？”
毛泽东：“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经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说到管理，那么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然后，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规模。”
莫洛托夫：“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担任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2-3年轮流一次。”
周恩来：“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中长铁路理事会以及铁路局长的职务应该撤销，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就必须轮换担任。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
周恩来：“要不要修改双方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以代替现行的平均投资？”
莫洛托夫：“这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
斯大林：“我们确实有同捷克和保加利亚的协定，规定了双方均衡、平等的原则。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从谈话记录可以看出，斯大林完全抛开了当初拒绝修约的理由——《雅尔塔协定》，基本放弃了在旅顺和大连的特权，但是其仍然坚持在中国长春铁路问题上至少与中方享有同等权利，而不愿完全归还中方。
（二）双方在旅顺、大连问题上的争执
1月23日，双方正式开始举行会谈。首先由苏方提供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这个草案中仍规定中国长春铁路中苏共同占领、经营，旅顺港等到对日合约签订以后再还给中国，而且没有提到大连港的问题。
1月26日，苏方突然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草案。要求中国政府“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凡经大连港的苏联进出口货物等均免征关税；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虽隶属中国，但港口正副主任的职务须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海军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等。（《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第216-217页）但之前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对大连港的所有权利。
苏方的做法明显是不愿放弃在东北的各方面特殊利益，这种态度让毛泽东很不高兴，他让周恩来重新起草了一份草案。[详细]
经过与毛泽东商议后，周恩来花了两天主持起草了一个新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草案，明确提出：第一，中方主张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第二，中方提议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中方要求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四，中方希望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第五，中方在同意苏军于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的前提下，要求加上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等文字。（《周恩来致少奇同志并中央政治局电》，1950年2月8日；《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1月26曰。见苏中关系资料。）
可以说，除了旅顺撤军的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原来的方案。
周恩来的草案让苏方颇感意外，权衡利弊，斯大林最终作出重大让步。1月28日苏方通过师哲转交给中方的协定修改稿，同意“一俟对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将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同时不仅肯定“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而且规定自协定生效后，中苏将具体讨论苏联方面将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的在大连的一切财产，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的问题。（《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第218-219页。）
（三）双方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严重分歧
双方谈到中国长春铁路时，苏方虽然很痛快地承诺中长铁路至迟三年无偿移交一切权利和财产，但是希望中方能够在铁路运输方面给予苏联方面以优惠。比如，第一，对于苏联三年内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第二，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第三，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转引自沈志华《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写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之际》）
中方谈判代表周恩来对此的反应是：“一、二两条均可照办，唯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规定，必须增加相应的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一新西伯利亚一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一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一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谈判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1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即周恩来要求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使用苏联境内的铁路从东三省向新疆进行调动，以显示双方权利平等。
为何要增加这一对等条款呢？周恩来明确讲是出于国内民意的考虑：“如果中国不同时拥有通过苏联领土的运输权，文件中的这种内容将不会……在中国得到理解。”（李克农和罗申关于美国侦察机关在华活动的谈话，1949年11月17日）
苏方谈判代表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对此不能理解：“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3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
最后，米高扬提出，如果中方不做让步，“他建议取消苏方的这些建议，而采纳周恩来关于缩短中长铁路租赁期的建议，其方式是把已经缩短的现有协定的有效期再保留十年。”（《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2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也就是说，中国收回这条铁路的时间要延期到1962年。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不得不放弃了先前的要求，只是坚持苏方须作口头承诺，中国必要时可以沿西伯利亚铁路从东北向新疆调运军队。对此，苏方算是勉强接受了。（《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87-318）至此，中苏结盟谈判中的最大冲突总算化解了。
（四）周恩来用外蒙古问题迫使斯大林让步
其实，在此次中苏谈判中做出让步的实际上是苏联，斯大林几乎放弃了苏联在东北的所有特权。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
尽管这中间有斯大林出于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的考虑在其作用，但苏联方面之所以能让步，与中方在谈判中涉及外蒙古问题不无关系。
尽管1945年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外蒙古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提到过蒙古统一的问题，但被斯大林断然拒绝，而后毛向斯大林承诺不再提起此事，同时，刘少奇访苏时已明确表明承认蒙古独立。但在正式谈判中中方是否还要旧话重提，斯大林实无把握。
就在1月26日中方递交了关于中长路、旅顺和大连的议定书而使苏方大伤脑筋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提出了蒙古问题。虽然名义上周主动提出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并建议以两国公告的方式解决此问题。（《师哲回忆录：峰与谷》P65-66）但照会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宣布外蒙古独立的声明必须与中苏双方宣布废除1945年条约同时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即顺利地解决蒙古问题是以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及协定和所有附件为前提的，否则中苏同盟条约将无法成型。这就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必须在外蒙古和东北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详细]
这样，中方以外蒙古问题迫使斯大林在东北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
（五）不论毛、周如何努力，仍没争取到中苏完全平等
由于当时中苏两国强弱悬殊，且中国处于受援国地位，不论周恩来如何努力，都不可能争取到真正的平等。比如，签订的附加协议中有“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条款。据当时的翻译人员师哲回忆：“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知道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国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的气氛。是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师哲回忆录：峰与谷》P64）此条款因为斯大林的一再坚持，最后只能签订。
（六）订立新约，废除旧约
谈判于2月中旬结束，1950年2月14日晚6时，中苏最高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新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
“第一条：缔约国双万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切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第二条：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侯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三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问题。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福建政报》1950年02期）
根据这一文件，双方废除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废除声明如下：
“根据今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我仅以此声明，缔约双方在如下事项中达成理解：一、由于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缔约双方同意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之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及其所有附件全部无效。二、缔约国双方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这一点因为1945年在外蒙古进行的证明其要求独立的公民投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在得到您，部长先生（指维辛斯基），对上述两点的确认后，本照会和您的答复将成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沈志华着：《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签订中苏条约之后，条约和协定的有关条款得到了比较好的落实。1950年7月，中苏两国政府成立联合委员会经办苏联移交中国的财产事宜。8月28日，移交工作全部完成，移交给中国的财产共有320处（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1952年底，中国长春铁路的移交工作如期完成，两国在哈尔滨签署了完成移交的议定书。1952年，中苏两国外长互相换文，延长苏军从旅顺口撤退的期限（当时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主动提出延长苏军撤退期限），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发表联合公报，规定苏军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交还该地区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杨帆《毛泽东访问苏联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结语1、无论如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完整地收回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并终结了1945年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的确是新政权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一个较大成功。
2、从中苏谈判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并不像一些崇拜者说的真就那么底气十足，当然也并不像时下的怀疑者说的那么一无是处。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