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夸大西方制裁对毛时代经济的破坏
http://img1.gtimg.com/view/pics/hv1/234/110/1245/80984409.jpg导语谈起毛泽东时代经济困难原因，人们下意识的就会想到西方国家封锁制裁，认为这是导致当时中国物资紧缺、阻碍中国对外开放的罪魁祸首。
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美国的封锁禁运中国经济发展到底有多大影响呢？
01 一、从效果看，西方封锁制裁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不大
就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而言，在西方封锁最严重的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无论是国内生产还是对外贸易不但没有因此低迷，反而出现了快速增长。而恰恰在195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开始对华封锁逐步放松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反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美国的确对中国实行了严厉的封锁制裁从新中国刚成立开始，为了防范中国倒向苏联和报复中国的抗美援朝行动，美国在1949-1952年间分五个步骤对中国大陆实行全面的战略物资禁运，以便削弱中国军队的战争潜力。这五个步骤分别是：A、1949年鉴于中共新政权的亲苏倾向，美国实行了华贸易管制措施，要求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中国获得能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物资与装备，禁运物资数量有600余种。B、1950年10月中美在朝鲜战场直接对阵后，美国撤销了所有向中国大陆（包括港澳）出口的许可证，规定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所有东西都不许运往中国，包括纺织品和废橡胶，从而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禁运物资数量达到了增加到2100余种。同时，美国还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管辖内的一切资产，禁止从中国的所有进口以及在美国注册的船只驶往中国口岸。C、为了使禁运封锁更有效，1951年5月18日，美国推动五届联大通过了第500(五)号决议，该决议建议每一个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北朝鲜当局控制下的地区实行禁运武器、弹药、核能材料、石油和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的其他物资”。到1951年6月，共有43个国家报告执行了该决议。D、1951年8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1951年美国相互防御援助控制法案》，规定凡是接受美援的国家，如将军械、弹药、战争工具、原子能物资、石油、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用于制造军械、弹药及战争工具的首要战略性物资运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就立即停止全部军事、经济或财政援助。F、1952年9月，在美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用于制裁共产主义国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了中国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中国禁运。中国委员会指定了大约500个禁运项目，比对苏联禁运的种类多两倍。
美国对华封锁战略物资的封锁在短时间内的确给中共新政权带来了麻烦，比如就石油制品而言，1949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汽油、柴油及其他燃料油、煤油、工业润滑油比1948年分别减少了94%、93%、99%、93%，1950年1月起美国商务部停止发放大多数精炼油的出口许可证。而钢铁、机械产品也由1950年的1.25亿美元跌至1952年1400万美元。
2、但中国所需禁运物资基本都能从其他国家获得虽然美国的禁运给新中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很快中共就从苏联、东欧以及亚非拉美等国获得了这些物资、建设资金及出口市场。在新中国政府决定在外交上“一边倒”之后，他们很坚决地把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双方的贸易额开始迅速飙升。1950年对苏联及东欧的贸易额仅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2.4%，1951年增加到了52.9%，1952年达到72%，此后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苏贸易1951、1952年分别上升到41.4%，54.8%，最高年份（1955年）达到56.9%。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的商品90％以上是生产资料，例如，1950年至1952年中国进口最多的是工业设备器材及油脂（占63.7%）、铁路设备器材及油脂（9.9%）、交通通讯器材及油脂（7%）和农业机器及种畜籽种（4.8%），其中很多都是中国生产建设急需而西方国家不肯出卖的产品：如载重汽车，1949年底全国长途运输汽车仅1.5万辆，到1956年以前中国尚不能自己制造汽车，1950-1956年中国共计进口汽车51268辆；如钢材，中国生产的钢和钢材远远不敷需要，特别是优质钢材，薄钢板和中厚钢板的需求差距更大，1950-1957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钢和钢材49.23万吨，其中大部分为中厚钢板、薄钢板和优质钢材。在石油供应方面，除了向中国出售石油之外，苏联还帮助中国成立中苏石油公司在新疆勘探、开采原油，并提炼各种工业用油。到1952年中，采油点已扩展到南疆和北疆十几个地区，共有油井10口，日产原油200吨，炼油能力也提高到日处理250吨。石油产品全部在中国国内销售。
应该说，中国在对苏贸易中还是得到了不少好处的，苏联对华援助极具诚意。比如有些苏联也紧缺的产品，他们尽量满足了中方的要求，有些甚至还没议价和没签合同就把一些急需商品运往中国，既不需付款，也不要定金。在价格方面，苏联也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凡供应中国的商品价格，都比同期国际市场的价格低，比如矽钢片的价格为中国香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且按合同价格固定不变，不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恢复生产，对于他们本可自给而无须进口的许多货物，都设法增加其国内的消费量，大量向中国购买，如大宗进口东北的苹果和鱼类产品等。即使对一些并不需要的“冷货”，苏联也照收不误。1955年2月，周恩来曾说过，中苏贸易实际上是中方卖出农产品，换回苏方的机器，无论从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来看都不吃亏。不仅如此，1950年代苏联还给中国提供贷款13笔，总金额大约66亿旧卢布，约合22亿美元，用以购买军事物资和建设器材。利用这些贷款，苏联还援建中国156项重点工程，不但规模巨大，而且技术先进，其中有些项目在“技术上是头等的”。例如，中国武汉和包头钢铁厂的高炉和平炉，就采用了当时世界最新技术。这些都是禁运期间西方国家不可能提供的设备、技术和市场。除了向苏联进口工业设备和石油之外，还有一些苏联和东欧不生产的物资如橡胶，中方则想尽办法从亚非中立国家获得，如1952年12月中国和锡兰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5年贸易协定，中国每年以27万吨大米交换5万吨橡胶。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在1950年代西方对华封锁期间不但没出现经济困难，反而无论在国内生产还是对外贸易上都有了很大的增长：
http://img1.gtimg.com/view/pics/hv1/205/127/1245/80988715.jpg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4年版 从上表可以看出，即使在禁运实行最严格的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的出口从1950年的5.52亿美元到1953年的10.22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朝鲜战争之后，进出口额继续增长。由此可见，西方的经济封锁并没有阻碍中国进口所需的物资和经济发展。
3、中国的经济出现问题是在西方国家逐渐减弱甚至取消封锁之后其实在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除了美国仍在坚持全面的对华贸易限制直到1970年左右才真正有所松动外，其他西方国家都在几年内便陆续与中国发生了贸易并逐步对华解禁，中国可以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进口工业原材料、技术和食品。比如1953年1月日本通产省第一次部分解除对华出口限制，至1954年4月，日本共13次解禁，准许对华出口商品从最初的4种增加到93种。英国政府在1953年9月8日对向中国出口小汽车解禁，1954年1月对抗生素解禁。1956年5月，英国政府宣布将利用中国委员会的例外程序增加对华出口。1957年，联邦德国政府宣布去掉列入禁运单上的200项商品的限制，占全部400项禁运商品的二分之一，去掉限制的商品包括汽车、轮胎和一些类型的机器。西方国家对华禁运的松动也可从双方1950-1959年的贸易数据中得到体现：
http://img1.gtimg.com/view/pics/hv1/189/135/1245/80990739.jpg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4年版 到1964年，苏联关系破裂4年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全部贸易额（10.52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9.27亿美元）。到1970年中国与西方国家全部贸易额（21.64亿美元）是与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3倍。六十年代前期，中国开始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技术共计84项：如从奥地利引进的纯氧顶吹转炉炼钢设备；从日本引进的日产3。吨的维尼龙生产设备；从联邦德国引进的原油裂解装置；从英国引进的晴纶生产设备和年产10万吨的合成胺生产设备等。到1965年，中国对西方西方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在全国进出口居额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到了52.8％。而恰恰是在西方对华解禁和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的阶段，中国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出现了多次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从中国历年GDP的增长状况中就有很直观的体现：
http://img1.gtimg.com/view/pics/hv1/131/203/1245/81008021.png 中国历年GDP增长率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1978年之前出现负增长和连续低增长的年份恰恰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状况都很不错。
02 二、但美国的封锁的确对中共高层决策者产生了冲击
尽管美国的封锁并没有在实际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多大影响，但是却通过另一种方式给了中国经济沉痛一击。那就是美国的封锁强化了毛泽东的敌对心态和赶超意识，无论是“赶英超美”还是“东风压倒西风”，都能体现出其在与美国的斗争中急切胜利的心态。最突出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
1、国防费用和军事工业建设费用比例过高一是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在于美国敌对时打赢战争的需要，中国的国防预算始终高居不下，一直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0%左右，这的确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是比较沉重的负担：
http://img1.gtimg.com/view/pics/hv1/104/171/1245/80999834.jpg 历年国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不仅如此，工业发展时军工产业和重工业投资比例过高，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失调。比如一五计划中军事工业企业占了44%，轻工业和医药工业仅占3%，其中如造船工业在发展目标中明确写的就是“为使中国海军能于一九六七年完成拥有三十万吨左右舰艇的建设计划，中国造船工业需要建设下列七个企业：渤海造船厂，年生产能力：舰队驱逐舰八艘，潜水艇十二艘。”根本没有考虑民用。
2、经济建设中毛泽东产生了急于“赶英超美”的情绪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能力使得毛泽东感到的很大压力，同时也产生了“赶英超美”的急切需求，他又将赶英超美等同于在仅有的几个工业数据上如钢铁产量上超越英美，这对后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害处极大。他在一段时间里几乎逢人便讲：“你经济上不行，人家就看不起你，美国为什么总是张牙舞爪，不就是因为它有一亿多吨钢和几颗原子弹吗？……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一三万万吨钢吗？……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
而美国经济制裁对中国实际影响有限又被毛当作胜利，津津乐道什么反“禁运”的好处。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处了迷信，就好了”针对西方国家不承认新政权，毛泽东指出：“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不承认我们，我看是不坏，比较好，让我们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他们总要承认。”（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9页）这种盲目攀比的心态放在实际的经济建设中，难免会盲目投资盲目建设忽视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和实际的市场需求，最终导致了“大跃进”的悲剧。
03 三、当然，中国经济发展困难原因还在于自己“瞎折腾”
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问题，完全是由于建国初的战争环境和50年中期之后经济决策者的瞎折腾瞎指挥导致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消耗了中国的经济成果50年代初虽然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贸易飞速发展，但经济建设的成果几乎被朝鲜战争消耗殆尽。从上面的国防预算我们可以看出，1950-1953年中国的国防支出占了全部财政支出的30-40%，主要花在了抗美援朝上。整个朝战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00万作战及非作战人员参加，消耗了约560万吨的作战物资，包括399架飞机和12916辆汽车。此外，由于军事装备落后，中国用贷款的形式从苏联购买了大量武器。50年代中国向苏联贷款共13笔约66.163亿旧卢布（约合22亿美元）的贷款中，抗美援朝贷款总计大约是32亿旧卢布，占贷款总数的48%。据总参谋部1953年统计，中方军费共消耗62亿元（按当时汇率相当于26亿美元），而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全部战争费用则多达100亿美元。
需要说明的是，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对朝鲜的所有援助都是无偿的。1953年11月23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的谈判公报指出：“鉴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开支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起，截至1953年12月31日止这一时期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
2、高额的对外援助让中国经济不堪重负除了高额的战争经费外，毛泽东时代对外援助数额之巨，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负担。这些援助多是无偿的，主要提供给以下国家：
A、朝鲜。1953年11月中国决定“1954年至1957年内拨人民币8万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之费用”。1958年9月27日，中国又向朝鲜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长期贷款，并帮助朝鲜建立一座40万千瓦的水力发电站。1960年10月13日又给予朝鲜4.2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从1969-1973年，中国仅是给予朝鲜的军事援助就达到1.6亿美元。B、越南。到1978年止，按当时国际价格计算，中国援越总值达200亿美元左右，除无息贷款约14亿元人民币外，其他均为无偿援助。C、阿尔巴尼亚。据耿飚回忆，自1954年以来，中国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D、中国帮助坦桑尼亚，赞比亚修造坦赞铁路，为其提供近1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E、从1959到1979年，中国对老挝的援助达10亿元人民币。除外汇贷款5000万元人民币外，其他均为无偿援助。……此外中国还向柬埔寨、老挝等亚非40多个国家提供援助，1976年之前中国每年对外援助的金额及占财政收入和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http://img1.gtimg.com/view/pics/hv1/50/161/1245/80997230.jpg 中国对外援助支出数量及相对比重表(1950-1976)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外援助的金额在“一五”、“二五”期间，一般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只有1％多一点。但是到1967-1970年，年均对外援助额为20亿元左右，而1971-1974年对外援助实际交付量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均超过6％。1970-1973年，中国的对外援助每年都以接近或超过10亿元的速度增长。1972年中国在经济援助方面已经超过了苏联，而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苏联的28%。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的最高纪录，当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占当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052%，而同年美国的对外援助才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0063%。这些巨额的援助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3、最主要的原因：经济政策“瞎折腾”把经济成果消耗得精光当然，出现经济困难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施政者在经济建设中的“瞎折腾”，特别是“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农业学大寨”、“文革”冲击等。这些运动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在1958年“大跃进”时全国粮食仅增长了2.5％。由于大搞“深翻地”和“大炼钢铁”，“一平二调”又浪费了不少，再加城市职工人口迅速增加，到1958年冬天，我国口粮已处于短缺状态。而这一年要求的粮食出口量却由1957年的209.26万吨增加到了288.34万吨，比1957年增长了37.8％。活猪、冻猪肉、罐头出口分别增长56％、119％、125％。1959年5月16日，因食油供应紧张出口食油计划面临落空的危险。不得不采取停止农村食油供应的非常措施。1960年中国粮食产量，实际是减产了600万吨，而商业部门征购却比上年增加300万吨，外贸部外销粮又比购进粮多620多万吨。这种不量力而行的办法，都无一例外地加重国内经济困难，使得三年本来就已经大量饿死人的大饥荒更加严重。再如1958年“大炼钢铁”时，据当时国家统汁局的调查，每一吨铁的成本，小高炉是345元，而国家每吨铁的调拨价格为150元。因此小高炉每生产一吨铁就要赔195元。当年虽然名义上完成了生产1070万吨钢的任务，但其中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在1369万吨生铁中好铁只占70%，据国家统计局估计，而当年土法炼钢铁的亏损至少高达50亿元，而生产这些土铁和烧结铁，仅多消耗的煤炭就约近4000万吨。
那么改革开放前我国由于“瞎折腾”耗费的财富有多少呢？据统计我国自1950年到1981年，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000多亿元，其中真正形成效益的仅占53%，其余47%，约3300亿元投资都浪费了，或者发挥不了经济效益。1958年以后到1980年，由于不断出现头脑发热瞎折腾的现象，比如文革中盛行的“四边”（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四当年”（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之类的作法，造成巨大损失。据估算，由于不遵循经济规津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三年大跃进时期1200亿元。至于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1978年华国锋在人大政府作报告中说：“从1974年到1976年……全国大约损失工业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人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席宣、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十年之间一共损失高达5000亿元，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9年，我国全部国营企业（包括工农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城市公用事业、建筑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4892.5亿元，文化大革命十年相当于败掉了全国亿万人民三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一份家当。” 当然，基于不同的推算方法，得出的数字差异颇大，5000亿这个数字也许有夸大之处，但文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确是多的令人乍舌。
结语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确实有诸多问题，将其全归因于外国封锁既不符合史实，也有失公允。
毛泽东在大跃进饿死人问题上的态度转变
[导读]毛认为，战争死人多，但躲不过；搞建设死些人也是必然，要高速发展不可能不付一点代价。但他认定搞建设死人全国至多“1年1万多”。一旦他发现搞建设可能会造成大批死亡，他就再不这样讲话了。转播到腾讯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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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资料图）毛泽东是何时发现“大跃进”造成农民大量死亡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中共中央最早因饿死人事件处分省级领导人，发生在1957年。中央为何处分广西省委当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首次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处分广西省、地、县一批主要领导人的决定。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书记郝中士、萧一舟，以及中共平乐地委书记、副书记,中共平乐、荔浦、横县县委书记、副书记等十余人被罢免了党政职务，有些还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决定说明，公开处分陈漫远等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广西省1955年和1956年发生大批农民逃荒，甚至饿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决定指出，广西省早在1955年就已经发生过农民逃荒和饿死的现象，国务院当时即发出过指示，要求“必须加强生产救灾工作，对某些情节严重的失职干部，应该予以严肃处理。”然而，广西省、地、县各级负责人“仍然麻木不仁，不能从事实中吸取教训”。1956年春荒再度到来，“广西省的领导干部由于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因而没有领导有关部门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及时地作好粮食调度供应工作”，终至“造成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区农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重事件”，“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当时公布的广西省1956年因缺粮饿死的农民的数字，是“550多人，其中以平乐、荔浦和横县最多”。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尚有争议，但中共中央的处分，显然不止是针对1956年的问题，而是包含着对此前死人事件的追究问责。国务院的决定对此已经讲的再清楚不过了，邓小平对此也有很明白的说法，即中央最不满的，是“事件发生后，省委对有关失职人员一直拖着不处理，患得患失，你推我，我推你，不仅缺乏群众观念，连‘人民’两个字的观念也没有。”这里讲的广西省委拖着不处理的“事件”，也就是国务院处分决定中所说的情况，即对国务院要求严肃处理造成1955年饿死许多农民的失职干部的指示拖着不办，以至于1956年再度发生大批饿死人的情况。那么，1955年广西饿死了多少人呢？目前尚未见有可靠统计，但从广西一些县志的记载可以看得很清楚，1955年饿死人的情况要比1956年严重得多。如中共中央指出的1956年死人最多的横县，在县志里就没有具体记述当年死人的情况，倒是特别强调了1955年的灾情，称光是该县南乡、飞龙两个乡，1955年就有2971人因饥饿患了浮肿病，死亡434人。宾阳县志也没有记述1956年的死人情况，但却特别说明1955年因给农民留口粮偏低，以致该县因缺粮死亡667人。浦北县志也没有讲到1956年的灾情，但说明：1955年“全县断粮者最多时达226959人”，“患营养不良性水肿病10639人”，死多少人没有写出来。中国饥荒常态化的影响中共中央处分广西省、地级负责干部的时间非常微妙。因为它恰好是在1957年春夏之交。中央派人前往广西调查其问题是在1956年底，也就是在整风运动刚开始发动之际。中央书记处第一次讨论中央监委的调查报告是5月16日，读过沈志华教授反右运动研究的人都清楚，当时毛泽东正在警觉当中，反右的决策还没做出来，社会上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正热气腾腾。而书记处第二次，即5月20日讨论对广西问题的处理决定时，毛泽东恰恰决定要发动反右了。在这个微妙时刻坚持自曝家丑，一方面固然与整风反官僚主义的初衷有关，一方面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西省地领导人的极度不满。只是，这主要不是因为死了多少人，而是因为广西当地负责干部隐瞒下情、无视中央指示的行为。灾荒，乃至于饿死人，在中国近代农村司空见惯。即使中共建国之后，每年还是会遇到春荒或夏荒。尤其是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农民口粮被政府严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因缺粮而逃荒甚至饿病的情况，时有发生。1954年，因发生全国性的灾荒，就曾导致几千万农民缺粮、断粮，不少省份都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其他年份，因国家太大，所谓“插花”式的这里旱、那里涝，出现广西那样的局部饥荒，屡见不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还从未因为饿死人而处分过省、地中高级干部。这也就是说，仅仅是因为有农民饿死，中共中央一般并不会轻易惩处下面的干部。比如，就在所谓大跃进的1958年春天，就发生了大面积的春荒，一度有16个省都出现了农村缺粮、断粮，农民逃荒、饿死的情况，仅毛泽东批示要求各地注意者就有三四次之多。据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转报办公厅所得各地的消息称，安徽有130万人缺粮，流浪到外省的农民有几千人。河北4个专区农民外出讨饭的有几万人，已发现12人因饥饿难耐而自杀。山东全省有67万人断粮，逃荒要饭的有15万人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9个县965个乡缺粮缺钱的困难户超过12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6.2％，已经断粮的就有5.7万人。广东省50个县、市统计，因春荒断粮的近百万人，已知饿死7人，因饿病水肿的69人，卖孩子的10人，讨饭的66人。中央转发的这份简报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它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无粮可供，“首先是因为灾区的领导干部对粮食情况不摸底，对形势估计不足，特别是有些干部怕犯右倾，见喊缺粮不相信，不积极采取措施。加上有些地区供应工作本来安排不当，闹粮情况发生后，又未迅速抓紧统销工作，对真正的缺粮未及时供应，致使闹粮面积扩大。”把这一点和上述国务院批评广西省委的错误稍加对照即可看出，中共中央很清楚，这类问题的发生，多半都是因为许多中高层干部“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以至于明明有粮有钱，却不能防患未然，人为造成饥荒死人。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简报在行文中对缺粮、断粮强调不多，它更多使用的“闹粮”一词，并且把缺粮、断粮与“闹粮”相提并论。因为把缺粮、断粮与“闹粮”混为一谈，结果，即使发现一些地方干部存在着严重渎职的现象，也未必会引起高度重视。如简报中明确讲，甘肃全省21个县断粮，严重的如徽县，人们把鸡、狗、猫都吃光了，多数人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该县有2031人患了浮肿病，其中一个合作社的死亡人数就占到发病人数的15％，4户人家死绝，全县因饥饿已死亡近800人。简报称，该县并非没有粮食可用来救急。县委因为不相信下面缺粮，把2000万斤销售粮和存粮“全部扣在县上不下发，这些粮食可供应两个半月”。正是由于把徽县县委的此种严重渎职行为视为判断错误，简报不仅没有要求惩处该县县委，而且还特别表扬了甘肃省委，说甘肃提出的“‘全党动员，苦战三昼夜’，尽速解决问题”，是一种极好的态度。当然，还有另一种看法也不能不提到。即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多半认为，这主要还是全国范围粮食生产不足造成的。如谭震林在回复毛泽东5月24日询问山东农民缺粮情况的一个批示时就这样写道：“山东省每人（年）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粮食问题主要是增产赶不上口粮增加的需要，这个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即可能解决，即全国每人平均有一千斤粮食：口粮600斤，种籽200斤，余粮100斤。”这里的口粮斤数指的是原粮斤数，变为成品粮只及此斤数的75％。也就是说，360斤原粮等于270斤成品粮，平均到全年365天，山东农民当时最多每天只能吃到7两左右的粮食。如果是200斤原粮，则每天平均也就只能吃到4两左右的粮食。如此少的口粮，如何能不发生春荒夏荒，以至于饥荒呢？然而，对于这种情况，当时主管粮食及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却相信“一般说是够吃的”。这看来也是几年来春荒夏荒持续不断的一个原因。毛泽东对死人问题的态度变化中央在上述简报中一方面委婉地批评了甘肃省徽县县委的作法，一方面却并不要求甘肃省委“严肃处理”，还表扬甘肃省委在救灾问题上态度积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大跃进问题上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是当时国内各省农业大跃进的重要旗手。而能否实现大跃进，在1958年是衡量一个干部好赖的最主要的标准。何况，从毛泽东到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刚刚从革命战争年代里过来的。在他们的眼里，搞建设和打仗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大跃进其实也就是照战争打仗的思维设计和推动起来的。查一下毛泽东1958年的历次讲话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直到这一年11月底，他都是抱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的逻辑思考问题的。3月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讲到过死人问题。在有领导人汇报到劳动中工伤事故增加较多时，他插话说：“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人，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更是明确讲：谁都不愿意打仗，但要准备有战争疯子。“打起来也要不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讲：“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11月1日，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与几个县委书记谈到土法炼钢容易发生死伤时还是在这样讲。他说：“这比打日本好，比打蒋介石好，打仗要死人，这也可能死一个两个的。”分析毛泽东上面的这些说法可知，他并不是完全不在乎死人。他的看法很清楚，战争死人多，但躲不过，该打就要打，死人多，胜利了就不是坏事；搞建设死些人也是必然的，要高速发展不可能不付一点代价，不能因为死几个人就不去跃进了。然而，他认定一点，搞建设死人要少得多，一个工地“一个两个”，全国至多“1年1万多”，不会大规模死人。因此，一旦他发现像打仗那样去搞建设，可能会造成大批死亡的时候，他就再不这样讲话了。毛泽东是何时发现用大跃进的方法可能造成严重死亡现象的呢？应该是在这一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因为我们注意到，从这时开始，他在讲这个问题时态度一下子改变了，开始反复强调要让农民吃饱睡好，不要太过劳累了。11月10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讲得更明白了。他说：一定要使生产者能够吃饭，吃得好一点，一定要保证食品中有足够的热量和营养。他特别提到：现在云南几个月中间就死了4万人，就是没有注意让人吃饱。“只要人家苦战，每天十几小时，吃得不够，休息得不够，粮食、油盐、蔬菜，那个东西不注意（是要死人的）。”这种强迫性的作法“现在我们必须制止。一个要吃饭，一个要睡足”。“搞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但是死人，成万的死”，这叫什么优越性？十天之后，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的话讲得更重了。他说：不能像过去那样干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他指着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安徽要搞那么多（吗）？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他特别强调要把水利建设今冬明春全国的土石方量降下来，批评中央提出的在1958年的基础上提高两三倍的计划不合适。声称自己负不起这个责任，说“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谢富治为什么没有被处分云南省这时的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云南省几个月死了将近4万人，远比一年前广西陈漫远在任时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但是，谢富治却安然无恙。毛泽东不仅没有处分谢富治，而且还表扬谢富治的检查报告写得好。谢富治的检查报告是怎么讲的呢？报告中说：在今年春夏之间，云南曾发生严重死亡的情况。肿病至6月下旬和7月上旬发病率猛增，遍及全省70多个县市，并兼有痢疾等流行。我们虽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先后4次派遣医疗队伍进行检查和帮助，并调拨专粮、专款，但制止无力。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万多人，死亡39721人，其中因肿病而死的占半数。云南全省死人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而该专区又集中在陆良、泸西、曲靖等县。仅陆良县即死亡12917人，占该区死亡人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因肿病死亡者5205人，占死亡人数的40％。经解剖尸体及临床治疗断定，这种病属于混合性营养不良型水肿，病因主要是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据查，每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500卡，劳动最紧张时需3000卡至5000卡。但今年六、七月间，青黄不接，口粮较紧，特别是去年歉收地区，有的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四五两粮食，而劳动强度很大，因而造成死亡。报告承认发生问题的关键，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干部强迫命令，并举例说明陆良县死亡多与地方干部组织“督战队”，鞭打威逼农民，对群众生活不注意，留给农民口粮太少，农民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有直接关系。报告以省委名义请求中央给予处分，谢富治并特别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承担主要责任。毛泽东在谢的报告上批示道：“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分，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在这里，毛泽东关于我们现时普遍把任务提得太重，只知道把千钧重担压下去，逼得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对人民生活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因此不能专门责怪下面干部的话，说明了他不主张处分云南省委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没有讲到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云南省自2月份部分地区出现肿病之后，即陆续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6月开始全面介入，并几度主动向中央汇报过情况。10月以后更多次向中央和国务院全面检讨和请求处分。想来这也是毛及中央高层无意处分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对粮食丰收的认定与怀疑在毛泽东与大饥荒的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他什么时候意识到各地在粮食问题上的谎报与浮夸的？毛泽东1958年的讲话很多，不相一致的说法也比比皆是。事实上，还在运动开始轰起之时，他就很明确地讲过不赞成谎报和浮夸的话。比如在3月20日成都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就提醒过，说：“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但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然而，在这之后，毛泽东本人恰恰又讲了许多助长虚报、浮夸的话，使各级干部想不虚报、浮夸都不行。毛泽东站出来批评虚报、浮夸，已经是11月郑州会议的时候了。当时他已经注意到，他曾经表扬推广的一些大跃进的榜样，恰恰是弄虚作假的典型。比如他就明确地否定了他最早推广过的徐水人民公社的作法，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河北省徐水大跃进的虚假“经验”，早在毛泽东成都会议上告诫不要虚报、浮夸时，就在会上被当作成功经验向全党在推广了。当年8月4日，毛泽东得知徐水粮食亩产上百万斤的消息后，还专门去到徐水参观了解，并予以了肯定。《人民日报》关于“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讨论，也是毛泽东参观徐水等地粮食“卫星”田之后，公开提出来的。徐水打破家庭结构，把农民组织起来，分成男营女营过集体生活，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同样是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搞起来的。毛泽东发现徐水弄虚作假，搞强迫命令，甚至于违法乱纪，是10月下旬。先是中央办公厅下去调研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递到了毛的手里。接着河北省委工作组亦报告了徐水这方面的严重问题。10月24日，毛召集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情况，对徐水的一些作法提出了批评。31日，他再去河北，在石家庄讲话又直接批评了徐水强行搞平均主义的做法。到11月开郑州会议时，他已基本否定了徐水的经验，并开始注意到：现在许多地方的跃进都是通过谎报得来的，比如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把亩产300斤麦子报成400斤。因为一切都是听汇报、看报告、读报纸，和走马观花得来的，再加上毛泽东主观上想要看到高指标，从1958年年初起就一直在推动各部、各地制定“破除迷信”的高指标，因此，当各种高指标雪片般飞扬起来之后，他自己也不能不日渐受到各种虚假宣传的左右了。即使到1958年年底，他注意到徐水等地有弄虚作假的情况，由于中共中央主管经济工作，包括主管粮食工作的负责人一再报告全国范围粮食产量较头一年增产两倍有多，因此他对粮食大丰收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而且，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要大力保护一切“敢想、敢说、敢做”的跃进精神。同样是在郑州会议上，他一面批评虚报、浮夸，一面又对山东范县声称1960年粮食产量“保证亩产二万斤，争取三万斤”的“卫星”计划欣赏有嘉。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当然，对虚报已经有些敏感的毛泽东这个时候也不是十分相信那些自信满满的中央领导人提供的数据。他相信这一年因大跃进迎来了粮食大丰收，但是他对是否增产两倍却很怀疑。11月8日他已经在讲：1957年粮食3700亿斤，今年能收7400亿斤，翻一番就不错了，我不太相信会翻两番。“粮食产量，估计不算数，要看实收数。”第二天，他在郑州会议上进一步讲：大家都说今年至少9000亿斤，我看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定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粮食各地报的数字打个七折，还有8000亿斤，我只要7500亿斤就满意了。7500亿斤－8000亿斤就很了不得了。”随后在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都一直在问谭震林、李先念，甚至是湖北省委，真实的粮食产量到底是多少。但显而易见的是，最后大家都还是相信取得了大丰收，故八届六中全会最终确定：1958年粮食总产量是7500亿斤。谭震林后来解释说：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今天谁也拿不出一个确切数字来。要多，能多到9000亿斤，要少也能少到5000亿斤，因为他把小杂粮、地瓜已经吃去的部分都不计算在内了。”毛泽东的困惑：粮食会紧张？由上述情况不难发现，国务院1957年处分广西省领导人时所称“领导干部由于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无法正确制定和掌握政策，应对和解决问题的情况，上至中央和毛泽东也是一样的。今天几乎所有对那段历史略有常识者都清楚地知道，所谓1958年粮食产量翻一番，甚至翻两番，统统都是下面虚报、浮夸的产物，然而，从中共负责农村工作、粮食工作、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到毛泽东，全都被蒙在鼓里。因此，当1958年底1959年初出现肉蛋副食紧张、蔬菜紧张，粮食紧张，全国几百万农民又出了水肿病时，所有中共领导人都懵了，不明所以。最初，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他再三讲：“五六年只增产150亿斤粮食就大跃进，五七年只增产50亿斤，五八年能增产1000亿斤，我就满意了，也是了不起的事情。但现在不是1000亿斤，而是3800亿斤，这不是大跃进吗？”粮食增产那么多，怎么还会紧张呢？在1月22日批转山东省委、省政府就馆陶县发生逃荒死人问题的检查报告中，他也注意到粮食产量有虚报、浮夸的情况，曾提到：“在丰收地区中，往往有一些减产、平产或者增产不多的地方，如果不认真注意，就容易在这部分地方发生严重问题，1956年广西饿死人的事件，在平乐、荔浦等县，也是在一般丰收中的插花灾区发生的。如果加上作风上的虚报浮夸，为了怕失面子，不许群众向上级反映真相，秋收中的粗糙，秋后有一段多吃了一些，等等因素，就更容易发生问题。”1月中下旬已经有14个省报告因水旱灾害，有些地方减产，甚至绝收。山东省委即报告称，馆陶、金乡两地从中秋节到这时一直没有粮食吃，“吃地瓜、吃红薯渣，有的连地瓜、红薯渣都吃不到。”谭震林派人去查，证实2万人逃荒，已经饿死了23人。1月20日，谭震林在中央电话会议上通报说，全国浮肿、干瘦发病人数490多万人。还有两个省没有报上来，实际人数应该超过500万了。他得到的数字，已经死了7万人。他报告给周总理，总理说他的消息是12万人。谭对此感到不好理解。说：过去以为是老人和小孩身体不好，现在看，有些壮劳力也死了，这就和劳动强度问题有关了。但是，这几个月气候不好，天气恐怕也有问题，热一下，冷一下。“据说1919年也是这样的情况，死了两千万人。这样的气候对农作物的生长有影响没有，是祸还是福，请同志们注意一下。”毛泽东也坚信全国是丰收的，粮食总产量上没有多少问题，他怀疑多数地方肿病和死人现象再度蔓延开来，多半不是因为缺粮，而是因为1958年工作安排上太偏重于钢铁、粮食、棉花，导致蔬菜、油料作物生产太少。为此，他对1958年经济计划工作十分不满。在2月2日省市区党委书记的会议上，他对此予以很尖刻的批评。说：“浮肿病主要是蔬菜吃少了。油要抓一下。又要搞到东西，又要使农民不造反，一定要500万人害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对于各地原来喜报频传，国家按量收购却又百般抵制，毛泽东最初也是百思不得其解。1959年2月初看到广东省负责农业的书记赵紫阳考察雷南县征购粮食所做的报告，他才恍然大悟。因为按照赵考察的结果，大跃进，粮食大丰收无可怀疑。“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一看法让毛泽东以为抓到了问题的症结。他马上向全国转发了赵的报告，而且批示称：“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但是，粮食大丰收，农民及其基层干部为什么还要瞒产私分呢？毛泽东再三询问后得出看法，认为一是因为粮食丰收了，再加上是公共食堂，农民放开肚皮吃，消耗太多；一是因为人民公社初创，一切白手起家，公共积累摊得太多，农民增产不增收，因而不满。2月底，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接连发表谈话，承认自己过去鼓励农民一天吃五顿之类的说法有问题，说：“去年大丰收，使我们麻痹了，粮食问题十年也不要说解决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也不要说解决了。要大反浪费，生产永远也不能满足浪费的需要。”同时，他更多讲的，是要给农民利益。他讲：“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去年11月以来，这股‘共产风’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大米，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中央、省、地、县是一方，那边是几亿农民和他们的队长领袖作为一方。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农业不能发展。”“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毛泽东认定，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有问题，公共积累摊得太多。他计算了河南公社的收益分配情况，说“公社生产费20％，积累、税收50％，农民只分到30％，瞒15％，实际拿45％”，但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还要出工修水库、修路，农民怎么能不反抗？他的意见是：今后的粮食安排，必须先考虑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而因为相信全国是大丰收，因此，粮食、副食、蔬菜再紧张，毛泽东也坚持认为这是农民抵制征购造成的。故3月28日上海会议中李先念报告说：“全国都是丰收的”，但有些省粮食还没收上来时，他还插话说：“为什么别的省未收起来？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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