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谋福祉 共创繁荣——义宁州“怀远都”的设置与效益
同谋福祉 共创繁荣——义宁州“怀远都”的设置与效益许怀林
摘要：清初，义宁州招民垦荒，闽广等地民人络绎迁入，开山种植，搭棚而居。雍正初年，客民提出入籍申请，与朝廷“安辑”棚民的政策正相适应，得到地方政府强力支持，排除了干扰，于雍正三年（1725）八月设立“怀远都”，将有产业的客民编入户籍。从此怀远人子弟获得了参加科举考试资格。这项制度性建设，避免了土客之间的暴力冲突，有利于地方经济、文教事业发展，增强了民间自治的积极性，使客民加快融入当地，同谋福祉，共创繁荣，成为妥善解决土客争斗的成功范例。
关键词：义宁州、怀远都、棚民、客家。
人口迁徙是永恒性的社会常态，入乡随俗是普遍性的同化变异。每一地区的发展繁荣，都离不开人口迁移而来的经济文化交流，藉交流而相互了解，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兼容并蓄，补充新鲜血液，增强生活能力。客家人在人口迁徙与变异的潮流之中，是活跃分子，表现出色。何以见得？试以义宁州客家人为例说明之。
中国清代义宁州，包括今江西省修水县、铜鼓县。元朝时期把宋代的分宁县升为宁州，明朝照旧为宁州，隶属南昌府，下辖高、崇、奉、武、仁、西、安、泰八乡，乡之下共分73都85图（图即是里）。清朝嘉庆六年（1801年）更名义宁州。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析建铜鼓厅，分武乡、崇乡各半乡（共计13都19图）为其辖区。民国元年（1912年）更名义宁县（铜鼓厅亦改为县）。民国三年（1914年），因与广西省义宁县同名，以境内有修水河改称修水县。[ 详见许怀林编纂《江西行政区划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义宁州客家人大多数分布在修水县境内，本文所叙“义宁州”之事涵盖了铜鼓县，但主要是修水县范围的。
义宁州位于江西省西北角，明清朝时期有大批从广东、福建迁徙过来的客家人。开始阶段他们春来冬回，过着“候鸟式”的往复流动生活。若干年之后，他们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自己名下有了耕地、房屋，乃至坟茔之后，便扎根下来，不再往返奔波了。他们开垦山地，栽种林木，精心手工制作，灵活经商交易，安分守法，睦邻友好，自家逐渐富裕起来，地方经济日益繁盛。义宁州官府为求地方稳定，安辑棚民，田粮不亏，支持客民入籍纳粮的合理要求，特设了一个“怀远都”。从此义宁州客家人更安稳地生息繁衍，和本地人融合共处，文化水准和社会地位加快提高，自然而然地进入“同谋地方福祉，共创社会繁荣”的境界。
一、闽粤客家迁徙义宁州
闽粤客家内迁赣西北地区，开始于明朝后期。地方志记载，嘉靖、万历时期已经有不少福建农民涌入，“初寥寥散处，冬归春集，迄崇祯实繁有徒，群萃蓬处，形连势贯，接薮他治，依倚为奸。”[ 道光《宜春县志》卷十《田赋》。]赣西北的宜春、万载、修水诸县，连山接壤，社情雷同。明朝嘉靖年间以后，不断有闽人进入，由冬归春来演进到群萃蓬处，散布地域不断扩大，从此县连到彼县，也带来作奸犯科的治安问题。由于他们在山中搭棚而居，遂统称曰“棚民”：“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在广东，称他们为“寮民”[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食货志·户口》。]。
明末清初战乱，赣西棚民参加了反清的军事行动，失败后被驱逐出境。但是，驱逐不可能尽绝，当地也需求棚民劳动力耕作，人们申辩说：“所谓各散归籍，盖专指逆党，非统论棚民也。”[ 道光《万载县志》卷九《土著志·户口》。]地方政府鉴于人口减少，田地抛荒，赋粮锐减的实情，重新实施招民垦荒政策。
据修水县客家文化研究会的社会调查得知，自招民垦荒文告发出之后，最早迁入修水的是谢元高，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从福建宁化县石壁村，迁居义宁州下武乡山口村。几十年之后的康熙末年，已有一万余客家人迁来[ 修水客家文化研究会编《客家人在修水》1999年2月印“内部资料”第12页。]。依据各户后裔保存的资料粗略统计，修水客属开基祖原籍明晰的933人，80％以上从广东、福建客家迁来。其中来自广东462人（依数量多寡为序为平远、长乐、兴宁、龙川、镇平、和平、程乡、大埔、连平、博罗、南雄等县），占总数49.51％；来自福建的298人（依次来自上杭、武平、永定、宁化、龙岩、长汀等县），占总数31.93％；来自江西本省赣南等地的161人，占总数17.25％。其他12人来自湖南、湖北、浙江、四川。[ 详见《客家人在修水》1999年2印“内部资料”第13页“部分迁修客属开基祖原籍统计表”。]为什么会有闽粤等地人涌进义宁州？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客家基地山多田少，耕地不足，随着人口不断繁衍而来的人地矛盾愈加尖锐，客观上需要出去寻求生存空间，已经出现自发的人口迁徙活动。另方面义宁州正处于地广人稀时期，亟待补充劳动力。明末清初之际，这里战乱连年，又逢水旱灾害，百姓死伤流亡，田园大片抛荒。人口，康熙十一年（1672年）报减1512丁；田地，顺治十年（1653年）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四次报荒面积共计5263顷71亩，占田地山塘总面积7762顷72亩的66％”[ 《客家人在修水》1999年2印“内部资料”第12页。按，据所列4次报荒面积计算之和只有5191顷75亩，占总数66.88％。如果是4次报荒共计为5263顷71亩，则占总数67.80％。]。为了尽快恢复地方生产，义宁州知州斑衣锦奉旨向闽广赣南等地招民垦荒，遂有客家人迁入高潮。
上述开基祖原籍地统计数据，反映的事实是迁入群体的大概情况，从属性角度评估，“客家人”占多数。从赣南迁来的人，其中也有不少是客家，他们先由闽广迁赣南，然后再迁义宁州[ 据《客家人在修水》载，吴鸿立，携二子于康熙戊寅（1698年）由广东嘉应州迁赣南兴国县，康熙乙酉（1705年）再迁至义宁州汤桥乡龙源里，购买山田，建屋定居，至今未变（见第49页）。何日魁，幼年随父由广东长乐县迁赣南上犹县，康熙甲寅（1674年）避三藩兵乱，复迁吉安府龙泉县（今遂川县），至康熙壬午（1702年）再迁义宁州奉乡何家嘴，立业定居（见第68页）。林泰才，先由广东河源县迁江西龙泉县，再迁义宁州武乡都浪源（第81页）。谢元高，原籍福建宁化县石壁村，后迁赣南长宁（今寻乌县），康熙辛酉（1681年）偕弟元健等十余人，再迁义宁州下武乡结棚山野，开基创业（第117页），等等。]。那些只占少数的非客家人，由于长久生活在客家人社会环境中，“入乡随俗”，被同化了，也就归入客家群体。同样道理，这个迁入者群体因为长期处在义宁州地区，融化在当地，后来皆以义宁州（修水）人身份面世。实现这个身份转变的关键，是“怀远都”的设立。
二、“怀远都”的设置与内涵
众多的外来民众在义宁州繁衍生息，势必与本地人产生纠纷，存在事实上的利益争夺，既有农田、山林、制造、商贸等经济收益的竞争，更有田赋征收、入学与科举考试的争斗。相互间的比拼较量，直接关系到土客双方的势力消长，不仅士绅富室积极出头，政府官员也将解决争端看作头等要务。
1、设置“怀远都”的简要过程
争取合法权益，是入迁定居者的主动要求。在地方政府安辑棚民政策的强力支持下，这个要求得以实现。雍正元年（1723年）8月，客民黄、刘、谢、张、余五姓代表联名具文申请入籍，义宁州知州刘世豪批准申请，计划成立“广福乡”安插客民，报请南昌府批示。不巧，发生一次短暂的暴乱，此事便搁置下来。雍正三年七月，户部等衙门议论之后的批文发下，内称：
“两江总督查弼纳、浙闽总督觉罗满保疏奏江西、福建、浙江三省安辑棚民事宜。一、现在各县棚户请照保甲之例，每年按户编册，责成山主、地主并保长、甲长出结送该州县，该州县据册稽查。有情愿编入土著者，准其编入……。一、编册之后，续到流移不得容留，有欲回本籍者，准其回籍。一、棚民有臂力可用，及读书向学者，入籍二十年，准其应试，于额外酌量取进。……均应如所请。从之。”[ 《清世宗实录》卷三十四，邵鸿主编《<清实录>江西资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三省提出的安辑棚民措施，符合朝廷旨意，户部等衙门认为“均应如所请”，所以皇帝批“从之”。其中第二项说得很含混，既云“不得容留”，又说“有欲回本籍者”，即是说回与不回由本人决定，这就前后矛盾了，不愿意回本籍的如何对待？从实际情况出发考察，“不得容留”只是空话，在修水客家文化研究会的调查资料中，有不少人是乾隆时期即“编册之后”迁入落籍的，例如叶道长，于乾隆丁丑（1757年）迁入义宁州安乡13都塔原门定居。还有叶有和、叶云茂也是乾隆年间来的（见《客家人在修水》第22页），等。
公文下发到义宁州，遭到少数本地士绅、生童的反对，他们阻扰客民入籍，唯恐分割了独享的科举名额，抵制参加当年考试。安辑棚民事务难于进展，刘世豪受到上司训斥，随即具文报告原委。他说：
“宁州之劣衿棍藐视官长如儿戏，等国法于弁髦”，阻止客民入籍参考是企图勒索钱财，“不料旧见卑职秉公议详，并抚宪台批发客民黄、张、余等呈词，奉批：据呈闽广之人入籍多年，置有田产坟墓，安分守法，即与土著无异，自应一例当差，仰州遵照，出示晓谕，具报。且今又奉特旨饬议妥详，则客民谁肯挥金。”[见四都二图《丁粮全册》备录的“客户开籍土著阻考全案”。道光十六年刊本。]
大意是：地方上的劣绅之所以多方作梗阻扰，藐视官府，轻视国法像抛弃无用的帽子，皆因这些人本想藉此向客民索贿，不料上司批示言明“闽广之人入籍多年，置有田产坟墓，安分守法，即与土著无异，自应一例当差”，又有朝廷安辑棚民的“特旨”，客民已经符合条件，自然谁也不肯给劣绅送钱财。
接着，江西布政司（按，即省政府）下发批文：“客户、土著均属朝廷赤子，况流寓二十年，置有田产坟墓者，准予入籍、考试，煌煌定例，谁敢抗违。”[光绪二十年（1894年）《华国堂志》怀远都“开籍全案”，转引自《客家人在修水》第148页。按，《清史稿》食货志序：“凡民之著籍……必察其祖籍，如人户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愈二十年者，准入籍，出仕令声明祖籍，回避。倘本身已故，子孙于他省有田土丁粮，愿附入籍者，听。”又，户部批文“入籍二十年，准其应试”，都是把入籍、应试分别开来，有产业愈20年，准入籍；又20年，准应试，而“流寓二十年，置有田产坟墓者，准予入籍、考试”的说词，较为含混，似乎总共只需20年。]就这样，士绅罢考、诬告的风潮压了下去。义宁知州刘世豪召集士绅，传达批文旨意，通过将黄、刘、谢、张、余等客民另外成立一个都，取名“怀远”。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上司批准义宁州新增“怀远都”安辑客民。从此居住义宁州的客民称为“怀远人”，即现在所称客家人。
公文中的“安辑”，不是“安插”。安辑之意，为安抚、编辑，即是使各个山区中的棚民安静下来，并将其中符合条件的登入户籍册，成为官府掌控中的编户齐民，是在认可棚民居住的既成事实基础上进行。如果是“安插”，则是官府把一批人分别发遣到某个地方去。“怀远都”的设置，正是遵依“安辑”的原则施行，——不与土民混合，另立一都，却未划出一块地皮，不改变居住现状，依旧散在各乡。
2、“怀远都”的实际内涵
“怀远都”是总名称，共有4个都，每都分2个图，每图分10甲（或称递、里），合计4都8图80甲。它们不是集中一地，而是依据客民散居的实情，分别在高、崇、奉、武、安、泰6乡（第1、2都在现今铜鼓县境内，第3、4都在今修水县境内）。按姓氏计算，4都8图共有79姓。雍正四年允准新编入籍者1032丁。到同治年间编纂《义宁州志》时，登入“怀远都”的“已成滋生壮丁”共1876丁。该志编者解释说：“其居宁最久的老客户，原有庐墓、田产、姻娅、亲族之可证，迥与客民不同，又各援例改客为土，不在此列。”[ 同治《义宁州志》卷十二《户口》。]此外，耕山者概编保甲，也没有包含在内。
客家人合法进入义宁州当地户籍，解决了种田完粮的问题。以前客民虽有自己的耕地，只是顶替别人的户名完粮。如武乡25都6甲，原为陈姓居住，至康熙年间丁口已绝，田地荒芜，赋米5斗7升无人完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吴朝阳等8姓垦种该地，呈请到承递顶粮。为求落实田地税粮，州衙派差催取各客户的丁粮图册，检验买卖契约，按册清查核实，进行田粮过户登记，写下保结备查，再造册上报南昌府。由于差役收粮舞弊，引起诉讼纠纷，为完善税粮交纳，咸丰三年（1853年）获准在城内设局，统一收缴怀远都的税粮。通过集资，于咸丰十年建成两重屋宇，前重是“文昌宫”，后重为“全善局”，文昌宫从事奖劝士子读书考试，全善局主持收缴田粮，清理帐目，处理有关“怀远都”的其他事宜。
客民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势必分占有限的名额，故仍有本地士人阻扰。巡抚都察院特下文裁决：“宁州土民纷纷呈控，不容异籍客民编审承丁，其意盖恐异日应试，取进生童，占其额类。第查安辑棚民等事，案内原有‘酌量取进’等语，部议甚明。生员温廷璋等殊属无知。仰如该州所议，分别编审，嗣后即于本都内增添，不以客民新丁混补土著册内，即饬遵照。如本籍土民再违旨意，妄生异端，通详递革究处。”[ 见《丁粮全册》备录“客户开籍土著阻考全案”。]义宁州准此批文了结争端，此后客家子弟参加考试者必在试卷上注明“怀远”字样，以免和土著考生混淆。自获准参加科举考试，至光绪年间，怀远都有进士8人，占全县同期进士17名的47％；举人75人，占全县同期举人202名的37.12％，成效很显著。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陈宝箴、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陈三立父子，即是雍正八年（1730年）从福建上杭迁来的陈昆池裔孙。
交纳田粮既是经济负担，又是法定性的身份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争取功名出仕，则是文化品位、政治地位上升的标志。义宁州客民因“怀远都”而一举两得，其影响迅即广泛传开，深入底层民众。于是，怀远人、本地人两个相对的称呼便在义宁州内通行起来。
三、融入当地共谋发展
义宁州“怀远都”的设置，不仅是客家人群的大事，而且对当地社会进步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至少可以列举以下几项说明。
首先，维护了社会稳定发展，避免了因土客矛盾引发的动乱破坏。明末以后，我国南方各地人口迁徙浪潮高涨，因流民迁居带来广泛的生存竞争，由利害冲突造成民间纠纷，甚至酿成流血冲突。最激烈的莫过于咸丰、同治年间的粤西土客大械斗，反复血斗十余年，双方死伤几十万，城乡破坏祸及六七个县，可谓惨烈至极。[ 民国《赤溪县志》卷八《赤溪开县事纪》说：械斗之事“未有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如清咸同间新宁、开平、恩平、鹤山、高明等县，土民与客民械斗受祸之惨也。”]与江西人直接相关的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湘潭的土客大仇杀，起因是湘人嘲笑江西客民口音，根源则是由来已久的生存空间的挤占，实际利益冲突。[ 详见邵鸿《利益与秩序：嘉庆二十四年湖南省湘潭县的土客仇杀事件》，《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一辑。]虽然祸水蔓延范围较小，人财损失却也不轻。相互比较来看，义宁州的土客矛盾没有累积至于势不两立，双方绅民都比较克制，利害冲突没有演变为烧杀破坏。客民主动提出的入籍要求，与朝廷“安辑”棚民政策完全合拍，遂在地方官府的强力处置下，通过制度性的建设措施，妥善解决了既有矛盾，营造出比较宽松的包容环境，让居留下来的客民加快入乡随俗，溶入当地，与土著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和平解决土客争斗的范例，具有启迪社会的价值。
其次，怀远都的设置，达到了朝廷“安辑”棚民的目的，也满足了客民入籍的要求，社会局面持续稳定，社会经济与教育事业于是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
经济方面，此前散居各乡的客民，垦山种粮，营造经济林木，奠定了较好的发展基础，对后来者是个榜样。新的入籍政策，激发迁入者更大的发家劲头。地方志写道：“分宁地广人稀，因而诸省之人，扶老携幼，负耒而至。缘旷土之租甚轻，久荒之地极沃，而无产之人得土耕种，其力倍勤。不数年，家给人足，买田置产，歌适乐郊矣。”[ 同治《义宁州志》卷十二《食货志·人口》编者按语。“歌适乐郊”，语出《诗经·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郊”。]因为有了适宜的政策，安定的生存环境，“无产之人得土耕种，其力倍勤”所得的果实，不至于在动乱中丧失，就愿意永久居留下来。
事实正是如此，上节揭示的二千多顷抛荒田土已经得到垦复。勤奋发家的事例很多，如：桃里客民黄姓开基祖，初来时替陈某放牛，后来开荒造田，把两山之间的樟源坳垦殖成一垄梯田，可收稻谷数十石。再如古家岩的古宏云，乾隆十三年（1748年）从广东长乐县迁来，开始在岩洞栖身，将附近十数里地面内的荒地垦成熟田，积蓄了资金，遂下山建筑房屋安居。
继承、发展茶叶生产，是义宁州客家人做出的大业绩。茶叶生产是义宁州的传统优势，清代以后宁红茶闻名于世。安乡13都护仙坑，康熙年间有陈、何、邱三姓从福建迁来定居，开垦梯田，栽种茶叶，制作的成品茶足够供应一个收购站。安乡11都茅竹山中的全善谷，原籍广东嘉应州，先迁往湖北通山，雍正间再迁来此处，购得荒山1000余亩，营造油茶、松杉、竹林，最盛时年产茶油1万余斤。宁红茶生产的发源地在客家人主要聚居地之一的下武乡漫江，大约开始于道光年间，鼎盛于光绪时期。光绪年间，客家张必昌、张介眉在漫江创办了“义丰隆茶庄”，经营得法，获利颇丰，几年间购得田租800余担，茶园六七处，带动周边地区茶叶生产大发展起来。
种植松、杉、竹、油茶等经济林木，促进山区商品经济发展，也是义宁州客家人的突出贡献。义宁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素来是林业。“修水的大片用材林，均集中在修河南岸，九岭山脉的五条支脉中，这些地区均为客家人聚居之地，当年的辛勤劳动，为今天留下了一份宝贵财富”[ 修水客家文化研究会《客家人在修水》第181页。]。
第三，文教事业，表现为积极兴办书院、学堂，资助子弟读书，参加科举。怀远都的设置，对客家人产生了投资教育的促进作用。经济富裕在前，文化振兴随后。怀远人热心教育，行动积极，效果良好。大家捐资办书院，奖励优秀者，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为着培养子弟参与科举事业，道光十七年（1837年），在上武乡（今铜鼓县城内）“以旧建课文之奎光堂改为奎光书院”，士绅们踊跃捐资襄助，“转瞬间得白金五千有奇，增置腴田。铜鼓之有书院，自是而始。”[ 周玉衡《奎光书院记》，《铜鼓县志》卷二十五“艺文”。南海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87页。]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奎光书院奉命改为“奎光高等小学堂”，因基金雄厚，实行免费入学，提供食宿，发给校服。奎光书院从创办以来，一直对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怀远人在宁州城内创建书院，知州蒋启扬为取名“梯云书院”，并发出告示，鼓励大家踊跃捐款，支持书院。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军攻破州城，梯云书院被焚毁。同治二年（1863年）集资重建。陈宝箴《梯云书院记》阐释开办书院宗旨，是“有意于造士”，而“君子之学以致其道”，不是为个人“猎科名”享康乐。他号召士子学习乡贤黄山谷，“士生其乡，可以知所向矣”；书院生员要“抗心希古，而以此为上达之阶梯”。[ 陈宝箴《梯云书院记》，见光绪《梯云书院志》卷四。]清末，改为梯云小学堂。
此外，还有一批较小范围的文会组织，如4都1图的1、3、5、7、9甲雍正年间成立了“宁远兴文季”，乾隆年间又成立了“长远兴文季”。该图的2、4、6、8、10甲有“怀能兴文季”（成立时间不详）。4都2图雍正年间成立了“文昌季”，乾隆间改名“宁怀兴文季”。这些“文季”，即文会，由群众捐田租或现金作奖励读书人和办公费用。下武乡山口，在怀远都成立不久就有“文昌宫”，春秋两季课试士子，奖励成绩优异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再次捐资扩建为“山口义学”，每年组织考试，分甲、乙等评定生员，发给伙食费和奖金，对山口、漫江、程坊、征村等处的青年产生了巨大的求学吸引力，为梯云书院输送了许多优秀生员。
家族自办的私塾，有安乡黄奎金捐田建的“经魁家塾”，奉乡何润后人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建立的“何氏家塾”（又称“后山学堂”）。奉乡竹塅“陈氏义学”，是陈宝箴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回乡时出资建立的。安乡黄土桥“殷氏家塾”，是殷万玖后裔建立的，等等。
书院兼有“宾性”职能。凡入泮、补廪、恩贡、岁贡生员，都给予不同数额的奖励。科举考试获得举人、进士功名，奖励更优厚。
清末兴起新式学堂，黄沙港一带怀远人先后开办了青云小学、万兴小学、爱国小学。沙角里有笃信小学。田浦黄氏的益清学校，等。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青云、万兴、爱国三校合并为“三全小学校”，成了除“梯云书院”之外另一所规模较大的高级小学。
第四，推进山区社会建设，提高了怀远人自治意识。“怀远都”专责处理客民事务的规制，激发怀远人热心乡邻互助的积极性。“文昌都会”、
“怀能兴文季”、“长远兴文季”等组织，一方面是奖励读书士子，同时有经办地方公务的意图。雍正九年（1731年）“文昌都会簿序”说：“第思独力难任其责，不若众擎易为，但恐日后生厌，始勤终怠，是以邀集我都人士各捐银两，玉成一会，以垂久远。当差之资，众务之用也，庶不致临事科派之急。”[ 见《丁粮全册》。]很明显，邀集“会”（季）的目的，在于凑集资金，以备“当差之资，众务之用”。怀远都人主动解决这种社会需求，就是在承担地方自治的职责。于是，“会”、“季”组织普遍而经常，不仅出现了多种文会（季），还有承办公益事务的桥季、谱季，路会、龙灯会，宗教活动的观音会、三圣会、关圣会等等，无论大事小事都可以众人捐资成季（会）。例如，黄沙港有座栖霞桥，咸丰八年（1858）被洪水冲坏，民众为重建该桥，当年冬天成立“永礅季”，把筹款立季之事刻石立碑，公示于众。碑文说：
“栖霞桥突被今岁五月间洪水冲却，但前季资本微少，难以复修，而且工程浩大。兹吾四人出力商议，邀集劝捐，每股捐钱五吊文正，另立永礅一季。”
碑文告诉大家，这次邀集到33股，其中4股是集体（永隆季、积兴季、积庆季、栖霞桥季），29股为个人。所谓“永礅”，是期望桥礅坚固，不易被洪水冲坏；“前季”，指原先已存在的栖霞桥季。这个“永礅季”专为本次修桥而起，属临时应急性质。
各类会（季）组织的活动，使人们的互助意识提高，形成自动“换工”劳作习惯。无论是栽种、收割、开荒、铲茶山等繁重劳动，都会彼此相约，安排日期，届时自动参加劳作，以互助组的集体力量及早做完，不误农时。
日常生活友好相处，历久如新。先后从广东兴宁迁来的叶姓、陈姓，在黄沙港谭思坪合建祖堂一栋，陈姓住左边，叶姓住右边。当年议定，从屋后来龙起，至屋前地坪，俱逢中各得一半。至今约300年，婚丧喜庆，均共用此屋，从无异议。康熙年间从福建上杭迁来定居安乡狐仙坑的陈、何、邱三家，共住一屋，穿相同的衣服，一同吃饭，一同劳作——开荒、种茶、栽蓝（制蓝靛的蓝草）。他们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却是和睦的大家庭。维持“三同”生活30多年之后，立下“分关”为据，才分散居住，姓何的一户人家至1949年还保留“分关”以资纪念。[ 《客家人在修水》第495、496页。]
第五，“怀远都”承载的是闽广客家人在义宁州落籍生根、发展兴旺的客观历程，映现出客家群众的总体形像。在这里我们开始接触到的称呼是“棚民”，这是因其在山区开垦种植，烧炭伐木，搭棚而居得来。以后出现的称呼是“客民”，这是因其从闽广迁来，还没有编入当地户籍，与当地人——“土民”相对而言。最后是“怀远人”，这是官府设立“怀远都”之后对其中成员的称呼。自始至终，官府与民间，以及他们自己全都没有使用“客家”之名称。现在把“怀远人”与“客家”等同，互用，这是今人所为。义宁州怀远都的由来与发展，证明“客家”概念本来不存在，当事人当时的观念中，没有“客家”一说。换句话说，这不是历史本来的事实。
今天我们研究客家的历史，认识客家人昨天的社会作为，就是要尽可能认清他们本来的真实状况，回到历史中去，获得启迪，然后再跳出来，藉以“同谋客家福祉，共创社会繁荣”。
参考文献：
同治《义宁州志》；
修水客家文化研究会编《客家人在修水》（内部资料），1999年印本；
《修水县志》海天出版社1991年版；
《铜鼓县志》南海出版公司1989年版；
许怀林编纂《江西行政区划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
许怀林著《江西史稿》，江西高教出版社1993年版；
邵鸿主编《<清实录>江西资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附记：本文原在“世界客属第26届恳亲大会国际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收入世界客属第26届恳亲大会组委会编《世界客属第26届恳亲大会国际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香港日月星出版社2013年9月第一版，第245～252页。2014年再次修订，收入《江西文史》第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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