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上下班是病态表现
开车上下班是病态表现—— 单双号限行不解决问题，还要靠收取高额拥堵费
童大焕 昨天 14:58
2014年11月26日，在人民日报社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上，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说，前段时间APEC蓝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改善空气质量不能总靠天帮忙。最近社会对单双号汽车上路也有各种积极的意见，就是建议单双号要成为常态，包括星期六日，我们将听取和论证这个意见。
此论一出，网络上照例是一堆谩骂。有人认为政策大多是由不受政策约束的人制定。但我想，假如搞一人一票的民主投票，决定城市中心尤其是大城市中心小汽车要不要限行或者要不要收取拥堵费，没准儿一半以上的市民和准市民会表示赞成。这个时候，平时嚷嚷最厉害的小资们可能要大骂了。仅从人数而定，像北京这样常住人口2千多万实际人口超过3千万的城市，小汽车数量也不过500多万，拥有小汽车的家庭可能不到半数，而拥有小汽车的人们，也不乏有着坚强的理性、支持限制使用小汽车的人们。
事实上，小汽车限行或收取拥堵费，不只为解决雾霾，主要还是解决拥堵本身。APEC蓝除了小汽车单双号限行之外，还以大量工厂停产工地停工为代价。仅河北就有8000家工厂停产五六千个工地停工。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是个时间的过程，时间成本才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大的成本。汽车拥堵在浪费我们时间和生命的同时，也在严重损耗我们的健康。汽车拥堵和尾气都有巨大的负外部性，科学合理的控制符合人类的当下正义，也符合节能减排、增加城市中心房屋供应等的人类长远正义。
解决城市拥堵问题只有两个办法：限行或者进城费。新加坡和伦敦都采用后者，卓有成效。伦敦市长还因此得了诺贝尔奖并跻身一流学者行列。肯·利文斯通于2000年5月当选伦敦市长后，大刀阔斧对伦敦进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解决困扰伦敦多年的交通问题。在利文斯通的努力下，伦敦2003年开始正式征收进城费，车辆进入伦敦市中心方圆8英里地区都会被征收5英镑。虽然此举在公布之初就不乏反对的声音，但是，事实证明，征收进城费确实缓解了伦敦市中心长期以来交通拥堵的状况，为其他城市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板。由于在解决伦敦市中心交通堵塞问题上的创造性成就，利文斯通跻身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长青藤名校教授之列，成为《科学美国人》2003年的50位科技名家之一。
我个人坚持多年来的老观点：开车上下班，是人和社会，病态甚至变态的体现，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我当下支持单双号限行——这是迫不得已的以宜之计，长远认为单双号限行不解决问题，还要靠收取高额拥堵费。
有人说，单双号限行，每天多出几百万人不开车，公交地铁不更拥挤？出租车不更难打？车票不会继续涨价？有钱有权者买不到车？但要算另一笔账：小汽车停一半，公交车岂不快一倍！人一下子就装进去了。但是通过单双号限行而不是通过经济形式上收取拥堵费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确很难解决更多人买更多车的问题，同时如果辅以汽车限购，也只会增加腐败和对后来者的不公平。因此最终办法还是要回到诺贝尔奖获得者、出生在加拿大的经济学家威廉·维克瑞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拥堵费上。维克瑞不仅建议收取拥堵费，而且建议当交通拥堵更加严重的时候，提高高峰时段的收费。
很多人谩骂政府不得力，没有修足够的道路和公共汽车来保障交通，反而把责任推托在小汽车出行人上面。但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果交通拥堵，再多的公交车也会被堵在路上，动荡不得。二是更多的交通只会刺激更多的小汽车出行。经济学家吉勒·杜兰顿和马休·特纳已经发现，随着新建公路的增加，汽车的行驶里程基本上会呈现出一对一的增长。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道路拥堵的基本法则。
道路拥堵的基本法则和河流疏通、互联网促进人类直接交往的原理完全一样。《万历十五年》里曾写到疏通黄河河道的两种办法：一种是加宽河道，一种是缩小河道。事实证明后者成功了！缩小河道的办法加快了流速，更快的流速同时带走了更多的泥沙。而拓宽河道只会增加泥土的沉积和淤塞！
加宽车道、增加道路的道理也一样。我们浪费了城市中心极其宝贵的可以盖楼的用地拿来加宽车道、增加道路，却导致车流在拥堵处附近更多的夹塞和穿插，也增加了红绿灯时间，由此反而加重了拥堵；增加道路则刺激了更多的车辆出行。
互联网刺激人类面对面交往的原理与上述道路原理、河流原理一模一样。表面上人们会认为互联网使人类面对面的交往变得更加不必要，但此种观点却没有看到，互联网使“同类相吸”的概率发生了千万倍的增加，而人类思想和创造力的碰撞，需要的是面对面点对点的“火花对撞”。
既然科学的原理在互联网与面对面交往、城市交通拥堵、河道疏通等方面呈现出高度一致性的特征，单纯指责政府不力是不公平的。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小汽车出行方式本身。它带来的负外部性至少有：拥堵、尾气污染、占用宝贵的城市用地。
为什么汽车拥堵费在伦敦和新加坡行得通，在美国却无法推行？因为美国一开始就是个汽车社会，几乎人人有车，所以遭遇的反对不同凡响。最后结果是政治学战胜了经济学。但是美国相对而言地广人稀，而且美国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支撑得起这样的消费。如果汽车社会复制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灾难。为什么？两大原因：
越是发展中国家，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往往越明显，因此大城市化趋势也越明显；二，越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大城市化趋势也越明显。
同时，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崇洋媚外”的城市化发展历程中，多数城市发展是以小汽车为尺度，而非以人为尺度，一旦交通陷入拥堵，带来的时间损失远大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因为人们可选择的步行、自行车等替代出行方式更加不现实。同时，我们过去的城市化历程一直害怕人口集中，一直在疏散中心城区和大城市人口，导致城市的面积扩张和扁平化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出行距离和时间都更长。拥堵不仅在白白浪费人们的时间和生命，甚至有可能使城市生活直接陷入停顿。
在任何决策上，科学的、整体的、宏观的理性应该战胜感性的、局部的、个体的理性。只有这样的决策才会真正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为什么科学总是比民主还重要？为什么人类总是要孜孜不倦地去努力学习新知识？为什么教育越来越重要？原因就在于，知识的理性才能让我们不断摆脱蒙昧，不断走出狭隘与自私，从而，用智慧的头脑去思考、去决策，而不是只用懒惰的屁股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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