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节镇上杭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论其历史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阳明心学”的形成与传播，刷新了明中叶以后的社会主流思想，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二是他率军镇压了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农民起义，平息了朱辰濠叛乱，维护了明朝统治；三是其忠孝爱民的为人为官品德堪称典范，极为后世称道。明正德十二年（1517）春，为“征漳寇”，王阳明亲自率军屯兵上杭，住察院行台（今上杭县临江镇城东小学附近）。明清以来，上杭人民为了纪念他的爱民功绩，特建有阳明桥、门、祠、书院、别业、时雨堂、怀德祠、王文成公祠等纪念建筑，并将其牌位从祀于上杭文庙大成殿孔圣牌位之右，上杭人民如此追记这位外籍官吏，志属罕见。王阳明在上杭时所撰诗文《回军上杭》、《喜雨三首》、《时雨记》、《书察院行台壁》、《行台夜坐怀友》、《再过行台有感》，忧国忧民，文采斐然，表现了一代大儒的文学与思想风范。
本文仅收集整理王阳明节镇上杭时的有关史料记述，抛砖以引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关于王阳明屯兵上杭的时间范围。
王阳明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抚镇南、赣、汀、漳，经兵部尚书王琼力举，改提督军务。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十六日到达江西赣州，克期于正月十八日，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同时起兵会剿，开始“平漳寇”，至四月戊午（4月13日）班师。所以，王阳明“平漳寇”时间应共为86天。其间，王阳明亲自率兵进屯上杭，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二月十九日从上杭城关出发，攻破象湖山（今永定湖山乡），一直到 “余寇”清剿任务完成，回军上杭，四月戊午（4月13日）班师，王阳明在上杭屯兵时间为52天。
二、关于王阳明屯兵上杭的历史背景。
史载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期间，“淫牙嬉游，佞佛，自称大庆法王，筑豹房、新寺于禁内，恣声妓为乐，立用宦官刘瑾、谷大用等‘八虎’，蓄义子百余人皆赐国姓，宠信佞臣钱宁、江彬等人，纵其掠夺民田，扩建皇庄300余处，晚年，南巡南京，沿途骚扰，人民弃上摆市，逃匿山林”。上行而下效，全国各地土地兼并日趋剧烈，致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官逼民反事端不断发生。河北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军曾三次逼近北京城，并迅速扩大到山东、湖广、山西、河南等省；而江南之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亦“盗贼四起”，流窜为患。其中，詹师富与温火烧以福建永定芦溪、象湖（今永定县湖山乡）为根据地，联络广东大伞、箭灌（广东省饶平县）等处，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反明，至正德八年，“附者日众”，声势日益壮大。为了扩大反明范围，詹师富与江西横水、桶岗的谢志珊、蓝天凤及广东的池仲容、池大宾取得联系，活跃在闽、粤、赣边区，致使“三省骚然”。
在文化方面，明中叶以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社会主流意识，已完全暴露了其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弊病，社会弥漫开了普遍性的虚伪。“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成了强者剥夺弱者，上层剥夺下层的理论武器。人际关系紧张而残酷，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上杭自1368年入明，在明朝统治277年中，天灾人祸不断，在王阳明莅镇之前的150年间，历经大饥、旱荒、暴雨、地震等自然灾害；仅本地悍勇之民迫于生计，集结山林，轮为“盗贼”者先后十余起，加上江西、广东流窜匪患的侵袭，为祸积重。于是，明朝设置漳南道于上杭，奏请添设永定县，于武平等地设军堡，以分解治理不及之忧。在上杭城内设守御千户所、兵备、巡捕等军事、治安机构，聘请民勇巡逻保卫；于外，凭借“一面青山三面水”地理环境，兴工筑城，1472年，“城成，南临大溪，砌以石，东西北并砌以砖，为门七，各建敌楼其上，周城为守，宿之铺三十有二”。可想而知，当时上杭县城内的社会治安还是相对稳定的。
明正德十二年，王阳明46岁。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兵部尚书王琼力排众议，为王阳明奏请节制军队的权力，“逐受兵符，改提督军务”。王在京时，初闻“漳寇方炽”，于是决定以福建、江西、广东三省夹剿之法，首平漳寇。正月十六日，王离京抵达江西，约定十八日福建军兵进军长富村（今平和县长乐镇），广东军兵进军大伞（广东省饶平县），自己亲自率领江西军兵赶赴福建。初战，三路军兵均获些小胜，各地“贼寇”奔聚象湖山拒守。在进军途中，闻广东军兵已到达大伞，距离自己所处地方稍近，于是，与指挥覃桓、县丞纪镛前往会剿，想迅速平定大伞，既可消灭“漳寇”的增援力量，又解江西、广东的后顾之忧，然后与广东军兵同赴福建。不料，遭大伞“贼寇”突然袭击，覃纪两人仅领兵15人，轻敌冒进，身陷重围，被杀身死，王阳明奋勇抵战，但“势难抵敌，只得收兵暂回听候”。看来，“平漳寇”实非易事，其难度已远远超出了他原来的想象，三省将官也纷纷要求“请添调狼兵，稍俟秋冬会举夹攻”。朝廷知悉此事后，有见责之意，随即降旨王阳明查明原委，早平漳寇。
为此，王阳明及时对战事进行了反思和调整：（一）贼寇集结象湖山于三省交界处，山高林密，据险而守，与广东、江西“贼寇”相互沟连，非智谋不能取胜；（二）在官府民间有不少“贼寇”内线，我明他暗，泄漏军机，行“十家牌法”，调查田土人口，采取连坐办法，并以“纸牌”密喻严肃军纪及三省夹剿战略战术；（三）兵不堪用，平时作威作福，欺压良善，一遇战事，畏缩不前，于上杭开设练武场（今上杭文庙之右“射圃”），招募三省悍勇民快，集中训练。
稍作整顿之后，王阳明决定坚持以三省会剿兼用疑兵之计为作战策略。一方面，要求三省各部遵奉密喻（纸牌），佯言在上杭犒众退师，等秋后朝廷狼兵到达再行会剿；一方面，差谴卧底密探，打听虚实，捕捉战机。“亲率诸道锐卒进屯上杭”，正德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乘贼怠弛”，会选精兵一千五百名当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继后，分作三路，于夜间衔梅急进，直捣象湖山，斩杀詹师富、温火烧等七千有余；福建军兵从南靖出发攻破长富村等巢三十余处，广东军兵攻破敌巢一十三处，“漳南数十年贼寇悉平”。这次战役取得了平漳寇决定性的胜利，也是他提督军务以来的首次大捷，为他日后军事上的成就奠定了实践基础。
除奉命征漳寇外，王阳明驻县的另一原因是明朝对漳南道的设置。闽总八郡，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分设福宁、建宁两道管理，福、兴、泉、漳隶属福宁道；建、延、邵、汀隶属建宁道。漳州和汀州分别是两道中最南最远之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遍知”。况且汀漳交界处山高林密，“幽遐瑰诡，艰于往来”，福宁道官吏巡止漳州，建宁道官吏巡止汀州，各自为政，在管理上存在诸多弊病。“有司无警肃，或得侵渔于下；百姓无畏惮，时得肆恣于乡”。终于，从明天顺年间开始，反抗官府力量常在汀漳交界处啸聚为乱，“屡勤王师”。
明成化六年（1470年），顺天府丘昂向上奏请在上杭县添设漳南道，以便管理汀漳两州，自此随山开路，建站设驿，对农民起义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又复议请设兵备驻扎上杭。上杭成为一时军事重地。30年后，王阳明巡抚南、赣、汀、漳，并总督军务，称上杭“最为重地”。至清康熙四年（1665年）漳南道移驻漳州，在上杭县存续共195年。
三、关于王阳明屯兵上杭期间的爱民功绩及其影响。
王阳明驻县，自正德十二年二月至四月间，历时仅五十日左右，任务是“征漳寇”，行的是杀伐之事。但是，他的一举一动无不体现出极重的民本思想，其“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在历史上对上杭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曰：“时雨化之”， 正所谓“王师若时雨”，王阳明的到来就象是一场春雨，洗涤旧尘，润泽大地，让人耳目皆新。
1、严肃军纪，整顿军马。考虑到闽粤赣边政教不及，百姓愚昧，或受人蛊惑，或为官府所迫，常“散则为民，聚则为盗”，而三省多为“骄横之兵”，扰民滋事必将激发更多更大的民变，王师所到，首先是安抚百姓，取信于民，追求的是“不扰民而事办”。其次，对于负隅顽抗者则坚决给予打击，并行十家牌法，军法威严。自此至清代，上杭“民气渐萎，畏官如虎”。
2、广布告示，抚安百姓。宣传《抚安百姓告示》、《告谕新民》等，在警告不法的同时，安顿百姓“安居乐业，毋得惊疑”，并鼓励豪杰忠义之人献计效力。亲自书写告谕文书，翻刻一千多张，派上杭老人刘本义等人到各地方分发，招抚感悔之民。武平岩前刘隆等处乞命招安，王阳明给其田土，视为新民，不少百姓感念他的再生之德。
3、教化地方，劝人为善。王阳明驻杭时，已是“龙场悟道”七年之后，其“心学”渐成体系，他的治世观点在得到普遍认同的同时，也迅速得以传播，他认为，教化不善，导致“民风不美”，这是“民变”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对于上杭的教育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此以后，上杭书院、学堂为官府所重视，教育之风大兴，人才辈出。
他的《谕俗四条》，言简意陔，通俗易懂，录文如下：
“为善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爱之，朋友乡党敬之，虽鬼神亦阴相之。为恶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恶之，朋友乡党怨之，虽鬼神亦阴 之。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见人之为善，我必爱之，我能为善，岂有不爱我者乎？见人之为不善，我必恶之，我苟为不善，人岂有不恶我者乎？故凶人之为不善，至于陨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争铢两之利，逐相构讼。夫我欲求胜于彼，则彼亦欲求胜于我，仇仇相报，逐至破家荡产，祸贻子孙。岂若含忍退让，使乡里称为善人长者，子孙亦蒙其庇乎？”
“今人为子孙计，或至谋人之业，夺人之产，日夜营营，无所不至。昔人谓为子孙作马牛，然身没未寒，而业已属之他人，仇家群起而报复，子孙反受其殃。是殆为子孙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4、接纳忠义，擢拔人才。王阳明与以下三个上杭名人交往甚厚：
梁乔，字迁之，号静轩，上杭城里人，明弘治十五年进士（王为十二年进士），与王阳明同在刑部、兵部担任主事。同因参劾奸臣刘瑾遭到迫害。梁乔是一个忠直之臣，为刘瑾不法之事曾多次上疏武宗，但均被刘压下，在一次上朝时直言刘瑾罪状，武宗很不高兴，要将其关押以示惩戒，梁乔说，我连死都不怕，难道害怕关押吗？刘瑾伏诛后，任兵部郎中出守浙江绍兴六年，“政惠人和”，“乡宦谢文正迁王文成守仁皆以循良称之”。后以母亲年高归奉为由，辞官回乡，王阳明驻杭时，两人回忆起当年遭遇，百感交集，王在其堂题“爱日”两字，并请旨褒奖梁乔及其母亲、妻子。
李福英，上杭胜运里人（今县东南庐丰、蓝溪、稔田）。勇义过人，“贼寇为害乡里”，李训练乡民自卫，由于捍卫上杭成绩突出，多次受到朝廷嘉奖。本地官民都称他为“义官”，成化六年，“授土巡检世捕其地”，以维护上杭治安。王阳明从首平漳寇到平息朱辰濠叛乱，所有军事上的成就都与倚重李福英有关。当“兵不堪用”，徘徊无策时，是李福英为他提供了近千名已训练好的上杭民快，并在上杭射圃练武场为他操练三省民勇；是李福英鞍前马后，从福建到江西，一马当先，奋勇杀敌。最为王阳明感动的是，当朱辰濠叛乱消息传来，在兵无防备，江西不少府衙迫于形势投降朱辰濠的紧急关头，是李福英练选名下精悍民勇一千人，日夜兼程，第一个赶赴江西听凭他的调用。
陈谏，字几伯，上杭城里人，以教书为业，谨守程朱之学，“虽饍粥不继，晏如是”，志向高洁，为上杭名士。“令举乡宾，给冠带，不受，曰：士不耻无名，耻不学”。王阳明驻县时听说后，特地去拜访他，并请他为军效力。
5，体恤民情，不苛重赋。主张“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坚持反对调用“狼兵”，以免杀伐过重，给闽粤赣边区带来新的灾难。奏请从实际出发，“一寨可攻则攻一寨，一巢可扑则扑一巢”，“量其罪恶之深浅而为抚剿，度其事势之缓急以为先后”，向上直言“若复加以大兵，民将何以堪命”。另外，在筹措军资方面，认为“贫民则穷困已极，势难复征”，建议请发内帑，并将上缴分派到州与各县衙的上杭河税作为用军之费。屯兵上杭，不劳民力，不取民财，不重累商人。
6、修筑浮桥，惠及于民。上杭地处汀江中游，古时交通主要靠水运，上至汀州，下入韩江，为交通要地。但“一面清山三面水”的地理环境却极不便于本地百姓的来往与出行。明成化十年（1474年），始建浮桥，“桥以浮名，作船于水，比之而加板于其上，以通往来者也”，但这种桥容易为大水冲毁，成化十二年（1476年）重建一次，不久又被水冲毁，官府便失去了再建浮桥的信心。直至四十一年以后，王阳明看到汀江两岸百姓渡船来往既缓慢又不安全，于是出军资为上杭百姓重建了浮桥，上杭人民为了感激他这一实事好事，将该浮桥命名为“阳明桥”。
7、为民祈雨，诚感百姓。王阳明在县屯兵之时，上杭大旱，田焦地裂，百姓正苦于无水耕作。王阳明应官民之请，在驻地（察院行台）率众祈雨，果然，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雨，雨后，王即亲率军兵到各处清剿“余寇”，雨虽然下了，但却不能满足农业耕作的要求，“民以为未足”。让百姓感到惊讶的是，当他回军上杭时，竟又连降三日三夜的大雨，“民乃出田”，称“时雨”。他登上城南之楼观察农事，只见“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欢腾且纵歌”，也许是百姓的情绪感染了他，他欣然将这次行军与祈雨的经过书写在察院行台墙壁上，本地官绅也请求把祈雨之堂命名为“时雨堂”。但他对于求雨的认识，终归于“民”与“诚”两字而已。若干年后，他在《答佟太守求雨》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古之岁旱，则为之主者减膳撤乐，省狱薄赋，修祀典，问疾苦，引咎赈乏，为民遍请于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责之文，有归诚请改之祷。……未闻有所谓书符咒水而可以得雨者也”。“仆虽不肖,无以自别于凡民,使可以诚有致雨之术,亦安忍坐视民患而恬不知顾,乃劳执事之仆,仆岂无人之心者耶”。“执事其但为民悉心以请，勿惑于邪说，勿急于近名。天道虽远，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四、关于对“阳明心学”的思考。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历史证明，在混乱的社会意识指导下，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焚书坑儒”结束了当时学术思想界纷杂的历史局面。汉武帝却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主流意识，但自汉至唐，汉儒只重考据，唐儒只重注疏，反而忽略了社会主流意识的进步，尤其是后来佛、道、儒三种思想并驾于世，社会主流意识又一次出现混乱局面。至北宋，周敦颐及其弟子程颢、程颐，结合儒学与佛理，创始了“理学”，主张“存天理，克人欲”，上下人心方同。到南宋，又出现了两种思想学派，一种是朱熹在周程的基础上，吸纳道家精髓，继承发扬了理学，主张“复尽天理，克尽人欲”，社会伦理道德表现为“三纲五常”，这就是“程朱理学”；二是陆九渊另创“心学”，主张“心即是理”、“宇宙便吾心”，王阳明继承和发扬的就是陆九渊的“心学”，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后人称“阳明心学”或“王学”。
王阳明“平漳寇”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发展经济，关注民生，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的确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首要课题。有人说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也有人说王阳明是镇压农民起义的侩子手，但王阳明的“心学”迎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甚至超出了历史与政治，超出了国界。很多学者认为“阳明心学”的横空出世是救世良方，明朝的统治没有在正德年间就被农民起义军推翻，反而继续延治了150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王学”。然而，“阳明心学”仅仅是学术思想，是一种社会主流意识，它的社会作用竟会如此巨大，不得不让人深思。
至今年，新中国成立60年，其中改革开放30年，我们有目共睹的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力逐步强盛，人民安居乐业。但在文化思想领域，我们还需经常作历史与现实的反思，面对东西方的文化激荡，我们要善于“以史为鉴”，善于“扬弃”，从实际出发，从民情出发，从人心出发，与时俱进，使国家意志与民情人心大同。努力构建科学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文化的精义在于价值标准与价值取向。朱熹理学要“克尽人欲”，高高在上的皇帝做得到吗？大小官员做得到吗？都做不到，就连朱熹自己也做不到，只是强迫天下百姓去做到。这就是朱熹理学后来成为“假道学”价值取向的原因，用“假道学”来作为衡量社会道德与行为的规范标准，其结果是从朱熹到王阳明300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朝廷更迭频繁（历经南宋、元、明三朝）。再者，价值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形成过程，是总结、实践、再总结、再实践不断反复、提炼的过程，这是文化工作的本义。如果把文化工作仅仅认作是开展一项活动，举办一次晚会，未免失之简单，流于肤浅，而是要坚持按文化发展规律办事，不断地凝聚、提升社会意识来为政治、经济、文化服务。
上杭地处闽西中心位置，是著名的革命苏区县、重要的客家发祥地之一，在这块热土上沉淀了优秀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就是要充分挖掘、利用这些资源优势，打造文化强县，在人民群众的心理真正筑起“知我家乡，爱我上杭”的文明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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