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激荡的时代,大师成群而来..........
1922年胡适曾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容庚之弟容肇祖(1897～1994),也是我国著名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梁启超
(1873―1929,新会人)
著述宏富国士无双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在学术上,他6岁学完五经,9岁能够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这样的成绩可谓“国士无双”。梁启超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平均下来,他每天都要写作千余字。
黄节
(1873-1935,顺德人)
学界视为一代宗师
一生以诗名世,作品兼有唐诗的风采风华与宋词的骨格峭健,人称“唐面宋骨”。在学术方面,对先秦、汉魏六朝诗文颇有见地,学界视为一代宗师,著述达10余部之多。
黄节一度热衷时局。早年在顺德简岸读书草堂就读时,就与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励。后浪迹大江南北,广泛接触进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从事文化救国事业。曾变卖祖业,赴上海与章太炎、邓实、马叙伦等创报刊,办学会,阐发反清思想,写下大量爱国诗文,还曾为胡汉民草拟《誓师北伐文》。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黄节频频撰文抨击,致遭忌恨。此后,不再从事新闻舆论工作,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1917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专授中国诗学。1922年拒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后曾担任过一年的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兼通志馆馆长。因对时局不满,于1929年辞职,仍回北大,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
陈垣
(1880―1971,新会人)
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
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元西域人华化考》公开发表之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的轰动。蔡元培称此书为“石破天惊”之作。
1922年胡适曾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陈垣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际地位还很低的时期,他就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上世纪30年代以后,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
邹鲁
(1885―1954年,大埔人)
中山大学首任校长
中山大学(前身为广东大学)的创办者,也是第一任校长。
1924年夏天,广东大学正式成立,邹鲁被任命为校长。孙中山于1925年在北京逝世后,广东大学于1926年改名中山大学以为纪念。因与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及汪精卫关系不和,邹鲁第一次任广东大学校长一年多后于1925年9月离任。
1932年2月,邹鲁奉命重掌中山大学,对中山大学的教育改革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教学与学术研究的重视,聘请有专门心得的学者为教授。
邹鲁在任前后,中山大学的学术研究有声有色。语言历史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农林植物研究所、土壤调查研究所等相继成立。1936年春天,奉教育部命令,中山大学将各研究所合并,编辑出版《文史汇刊》、《文科研究所季刊》、《史学专刊》、《民俗季刊》、《教育研究》等杂志,当时在全国学界影响巨大。邹鲁认为,学术为天下公器,学术研究成果应当尽量发表,以贡献社会。
岑仲勉
(1886-1961,顺德人)
自学成才终成史学名家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在隋唐史、中外史地考证等领域颇多建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岑仲勉与陈寅恪并称为中山大学两大名教授。
岑仲勉没有家学渊源,没有进过名校,没有留过洋,没有名师指点,甚至不是科班出身,完全凭着几十年苦心孤诣、矢志不渝的追求,自学成才,最终成为史学名家。早年的岑仲勉迫于生计做过税务方面的工作,但他对史地之学的兴趣始终没有转移。工作之余,挤出时间潜心读书,写下厚厚数本读书札记。到40多岁,他崭露头角,由中年步入老年后,研究成果反而不断问世,进入学术创作的鼎盛期,可谓大器晚成。
张竞生
(1888―1970,饶平人)
发起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在学术上,他6岁学完五经,9岁能够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这样的成绩可谓“国士无双”。梁启超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平均下来,他每天都要写作千余字。
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
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他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中国一代学者的人格理想。他没有拿过任何学位,却被尊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他学贯中西,却顽强秉持着中国文化最为纯粹的一瓣馨香。他孤身一人,却成为一代学人集体追赶的学术目标。
他并非广东人,但1949年定居岭南后,却在广东写就了自己最为传奇的一页。其晚年穷十年之功完成的煌煌巨著《柳如是别传》,历经近半个世纪,依然被国际汉学界视为其“诗史互证”治学的典范之作,视为其一生学术范式的总结。
容庚
(1894―1983,东莞人)
一代考古和古文大师
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因古代“容”“颂”相通而取斋名为“颂斋”。他最重要的著述是《金文编》,根据历代出土的3000多件青铜器上的铭文,共收18000多字。这是继吴大澄的《说文古籀补》之后的第一部金文大字典,是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商周秦汉铜器铭文中已经被辨识或还不能被辨识的,都能够从容先生的书中尽览。
容先生对青铜器喜爱有加,毕一生之力总共收藏了200多件,抗战胜利后,他将大部分的收藏都捐献给了国家。
文革中,有人曾在批斗大会上揭发容庚,说他在解放前把贵重文物卖给美国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那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美国人了。”话一出口,哄堂大笑。可见一代学者的耿直与智慧。
容庚之弟容肇祖(1897～1994),也是我国著名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
朱谦之
(1899-1972,福建福州市人)
百科全书式的学考
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
朱谦之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100余篇。他的论著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有些研究领域在我国还是开创性的(如日本哲学、中西哲学交流、文化社会学等),因此,人们称赞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考。
朱谦之在学术上的造诣学术界早有定评。他在中国哲学史、中外关系史和东方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贡献最大。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系统认识概括在他所著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
王力
(1900-1986,广西博白人)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
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散文家和诗人。
王力1913年小学毕业后失学,但是3年之后,却在博白高等小学任国文教员,1924年入上海南方大学学习,次年转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语言学系主任。
王力的学问博大精深,为学界所公认。他不仅是杰出的语言学家,而且是著名的翻译家、诗人和散文家。他翻译、出版过法国纪德、小仲马、嘉禾、左拉、都德、波特莱尔等作家的小说、剧本、诗歌以及《莫里哀全集》共20余种；他早年还撰写了《罗马文学》、《希腊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把他和梁实秋、钱钟书推崇为抗战时期三大学者散文家。此外,王力还曾写过《广州话浅说》和《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两本著作。
杨成志
(1902-1991,海丰人)
首开民族学调查研究之风
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
“民族学”19世纪中叶形成于欧美各国,是一门记录和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习俗的学科,尤其注重实地考察。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1920年将民族学正式介绍到我国,在他的倡导主持下,开展了最早的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工作。中山大学首开民族学调查研究之风,1928年7月12日,派杨成志、容肇祖会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俄籍史学家史禄国教授夫妇,共4人,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河内,再由滇越铁路到昆明。容、史氏夫妇到昆后先期回粤,杨独自留下,负起完成民族调查职责。
杨成志深入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调查研究奴隶社会结构及彝族生活情况、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特征,写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罗罗太上消灾经对译》等专著。这是中国较早的民族学田野考察著作。
陈序经
(1903-1967,广东文昌县(现属海南省)人)
首先提出“全盘西化”
192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又留学德国,兼文化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于一身,学贯中西,首先提出“全盘西化”。历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
陈序经一生中充满了悖论:他秉持不做官的信念,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做教育局长、驻外大使、教育部次长等官职,可是一生中除1931年～1934年和上世纪50年代初(1952-1956)的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官。陈序经的观点是:“大学是求知与研究学问的地方”。岭大的目标是:成为国内学术一流的大学。从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大校长,到1952年夏岭南大学被取消,两三年的时间,岭南大学从广东最好的学校(当时广东只有两所大学,另一所为中山大学)成为国内最完善的大学,一些院系(如医学院)已达到国内一流或最佳水平,拥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专家,而广州俨然成为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
张荫麟
(1905―1942,东莞人)
英年早逝的史学天才
著名学者,历史学家。1922年毕业于广东省立第二中学。次年,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三年级肄业。仅半年,在《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史学家梁启超对老子事迹考证提出异议,清华师生大为震动,梁启超大为激赏。他在清华求学7年,以史、学、才三才识出众知名,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
1934年,他留学回国后应清华大学之聘,任历史、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后又编撰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虽是为高中所编教材,然而他的功力与学识并不逊色,而且取精用宏,引人入胜,归入中国史学名著毫不为过。
后因患上肾炎症,缺医少药,病情日重,1942年10月24日在遵义病逝,年仅37岁。虽然他英年早逝,但包括梁任公、贺麟、吴晗在内的,熟悉他的学界人物,无一例外地称赏他为不可多得的史学天才。
罗香林
(1906-1978,兴宁人)
客家研究开拓者
著名历史学家、客家研究开拓者。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著名学者。他首创族谱学,继甲骨学、敦煌学、简犊学之后,开拓了历史研究新领域；其《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篇》等开创性著作,为客家研究之学奠定基础。抗日战争期间,罗香林任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费尽心力,将馆藏善本与重要图籍,舶运至柳州石龙,使之免罹战火。罗香林毕生献身学术,尽瘁教育,弘扬中华文化,享誉中外文史学界,为梅州八贤之一。
梁方仲
(1908-1970,广州人)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奠基者
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经济史专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之一。
1937年6月,被日本学者称为“少壮学者”的梁方仲,受派赴日本作为期一年的学术考察研究。因“七七”事变发生,他谢绝日本学者挽留,于8月中旬回国,同人民共赴国难,坚持社会经济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为祖国建设培养人才。在岭南大学,1949年与1950年,他招收了两届研究生,亲自为经济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经济史和西洋经济史课程。他的学生曾说:“他在讲课和指导学生学习与研究时,耐心细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倡导的研究方法。”
梁方仲学术成就为世所公认。他围绕明代一条鞭法研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直到今天,仍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该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他也被称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而其《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等论著“功力深厚,见解独到,是建国以后中国史学界为数不多的未受政治干扰而能垂之久远的经典之作”。
丁颖
(1888―1964,高州人)
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
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教育家、水稻专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1926年他在广州东郊发现野生稻,随后论证了我国是栽培稻种的原产地之一；首先把水稻划分为籼粳两个亚种,并运用生态学观点,按籼―粳、晚―早、水―陆、粘―糯的层次对栽培品种进行分类；为生产上培育许多个优良品种,对提高产量和品质作出了贡献。
1927年,他拿出自己的部分积蓄补充经费之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1957年,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华南农学院院长。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由于长途劳顿,体力不支,回京后,在尚未取得医院病检结果的情况下,又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当时,他病情急剧恶化,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浑身冒汗,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之后,才从济南被护运回北京医院。经确诊为肝癌晚期,住院仅20天就与世长辞。
姜立夫
(1890―1978,浙江平阳人)
促使中国数学进入世界主流
曾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对中国现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他从事圆素和球素几何学的研究,逐步整理出一套以二阶对称方阵作为圆的坐标,以二阶埃尔米特方阵作为球的坐标的新方法。解放前夕,被迫随所迁往台湾,同年返回大陆,任科学院学部委员。在广州岭南大学创办数率系,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中山大学执教终身。
为使中国数学尽快进入世界数学主流,姜立夫总是想方设法支持青年学者出国进修或访问,其中尤以促成华罗庚出访苏联、美国一事最为人称许。他长期从事中国数学教育与研究事业的开创和领导工作,还长期从事数学名词的整理与编译、数学文件的搜集与保存等基础建设,对我国现代数学的教学和科研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陈耀真
(1899-1986,新宁(今台山)人)
毛文书
(1910-1988,四川乐山人)
中国近代眼科事业奠基人
陈耀真、毛文书夫妇是眼科学家,医学教育家。陈耀真是我国现代眼科学奠基人之一,通晓英、德、法、西班牙等多国语言。1921年,时年22岁的陈耀真考入美国波士顿大学,在那里度过了6年系统学习的生活,掌握了西医理论,先后获得理学士、医学博士学位。1955年8月始,他开始招收和培养我国第一批眼科学研究生。1986年4月,在美国召开的美国视觉与眼科学研究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眼科专家们以敬羡的心情,一致通过授予为自己祖国的眼科事业奋斗半个多世纪的陈耀真以“功勋奖”(Recognitionaward)
毛文书曾是陈耀真的学生,后来也成为全国著名的眼科专家。陈耀真、毛文书夫妇于1950年10月回到陈耀真的家乡广东,在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院系调整之后他们又到了中山医学院。1965年7月,中国第一间眼科专科医院在执信路上落成,毛文书、陈耀真奋斗了一辈子想盖一间眼科医院的理想得以实现。
陈耀真的很多学生都师承毛文书,从严格意义上讲,毛文书才是他们的真正导师。毛文书的治学风格比老师兼丈夫的陈耀真更为严厉。当学生看门诊查房时,她常常悄悄来到现场观察他们如何诊治病人,发现有什么不妥就当面指出。甚至一些年高资深的医生有了问题,她也毫不留情地指出来。她说:“如果等病人走了之后我再说,他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陈心陶
(1904-1977,福建古田人)
为我国吸虫区系分类奠定基础
医学寄生虫学家,医学教育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开始调查并整理华南地区蠕虫区系,对并殖吸虫及异形吸虫等进行了形态学和实验生态学研究,发现了广州管圆线虫、怡乐村并殖吸虫等并殖吸虫新种,为我国吸虫区系分类奠定了基础。193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细菌学教授,生物系主任和理科研究所所长。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谢绝了亲友的劝阻和美国一些大学的聘请和挽留,毅然回国。途经香港时,又有一个香港科研机构愿以比美国更优厚的待遇聘请他。当时港澳地区对大陆的一些流言蜚语像妖风一样袭击着他,但他毫不动摇地说,“金钱于我如浮云”,“娘不嫌儿丑,儿不嫌娘贫”,“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必须在自己的祖国”。
冯秉铨
(1910-1980,河北安新人)
让广播覆盖到我国边远地区
电子学家、教育家。先后在发展电子振荡理论和无线电广播发射技术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提出的强力振荡器相角补偿法、抑制脉宽调幅发射机残波辐射法,以及用射频削波法解决我国边远地区广播覆盖面积有限和抗干扰能力差问题的方案,均得到肯定与应用。
1946年3月,冯秉铨放弃在美国的优厚生活和工作条件,谢绝钱菲教授的挽留,辞去在哈佛大学的职务,偕同夫人高兆兰从波士顿赶往休斯顿,乘货轮启程回国。同年夏天抵达祖国后,第三次应聘到岭南大学任物理系和电机系教授。冯秉铨有一套令人叹服的教课本领,他能使课室内的100多位学生自始至终跟着他的讲授进行思考。凡是当年曾经受业于他的学生和出于他门下的当今教师,无不对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叹为观止。
陈国达
(1912-2004,新会人)
建立系统的地洼区概念
1945-1952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他的主要贡献是创立地洼学说、地洼成矿理论,发现和阐明大陆地壳的第三构造单元活化区,把大地构造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自1859年,J・赫尔发表地槽学说的思想后,1873年J・D・德那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学说。这一学说的传统观点认为,地壳发展的形式仅有地槽区和地台区两种基本构造单元。
1956年,陈国达教授根据我国的大量实际资料,分析了地壳继相对稳定的地台阶段之后又重新强烈活动的事实,突破地槽学说的羁绊,从各方面论证并明确提出了这是地槽、地台以外的第三基本构造单元,称之为活化区。
为了表达这种构造区里面所特有的一种地洼盆地,并强调其与地槽、地台区并列的一级大地构造单元,1959年又称其为地洼区,从而建立了完整系统的地洼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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