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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家族:追寻百年的独立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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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ushui
时间:
2011-7-23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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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家族:追寻百年的独立与自由
1896年陈氏兄妹合影于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左起陈康晦、陈隆恪、陈新午、陈方恪、陈寅恪
1904年日本留學時的三兄弟,右衡恪、中寅恪、左隆恪
1934年初春,在北平中山公园,左起朱益藩、陈宝琛、陈三立
16年前,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经出版即在知识界、文化界激起强烈反响。尘封多年的陈寅恪一时成为焦点人物,并开始由学界走向普通公众。10年前,《陈寅恪集》终于由三联书店推出。首先与读者见面的是《柳如是别传》,首印1万册,短短数月间销售一空,不得不加印——“陈寅恪热”丝毫未见消退。1年前,陈寅恪3个已是耄耋之年的女儿,出版了回忆双亲的《也同欢乐也同愁》,留下了一份她们亲历的珍贵记录。
一个枯坐书斋的冷静学者,何以热而不衰,甚至成为某种文化符号?学问以外,恐怕与他赞誉王国维、自己也力持不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无关系。曾经失落或即将失落独立与自由的人们需要借他招魂。
实际上在众多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不同的陈寅恪。有些人着意挖掘他作为历史研究者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另一些以思想、政治、文化的视角,描摹和想象他,将他看作思想史或政治史上的象征性人物。
学者葛兆光点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的学术研究很差,恐怕他再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家也不会把他当成象征性的人物。陈寅恪作为学者,学术研究的伟大成就,支持了他作为思想者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的确,陈寅恪是当代文化史绕不过去的人物,其贯通中西的渊博学识,卓尔不群的学人风骨,以及气象万千的学术成就,可称一时无两。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义宁陈氏家族。陈寅恪这座高峰,原是拔起于群峰并峙之处。翻开新编《辞海》,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四人分立条目。一家三代祖孙四人享有如此殊荣者,恐怕翻遍《辞海》也难再见。
故而陈氏家族的百年浮沉,烛照出了中国近代文化人命运的一个缩影。
陈寅恪祖父陈宝箴乃清末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在湖南巡抚任内,他是地方督抚中倾向维新变法的风云人物。是时湖南风气大开,是全国最有生气、推行新政最有实绩的省份。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因曾保举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弟被革职回乡。同年冬他挈眷返里,在南昌西山下筑崝庐隐居。
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号散原,与谭嗣同等人并称“维新四公子”。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一心肆力于诗,成为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享有“吏部诗名满海内”之誉。
陈寅恪长兄陈衡恪,字师曾,近代著名画家。他诗书画印兼善多能,才华横溢,与鲁迅、杨怀中、齐白石、李叔同、徐悲鸿交谊深厚,是吴昌硕之后齐白石之前的书画大家。有《陈师曾先生遗诗》、《陈师曾先生遗墨》、《陈师曾印谱》、《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传世。
为了完整地呈现陈氏家族,本刊记者拜访了散居全国各地的几乎所有陈家后裔。这是一次对义宁陈氏文化基因的探秘,更是一次对中国百年文化史的微观梳理。
陈寅恪家族 百年悲欣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广州
面对照相机镜头时,6岁的陈寅恪有些不知所措。他身着长衫,脚穿布鞋,前额刮得锃亮,辫子挂在脑后,站在一株低矮的桃树旁。这是1896年的春天,湖南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照片上,五个小孩并排站立,从左至右依次为陈康晦、陈隆恪、陈新午、陈方恪、陈寅恪。纵是料峭初春,仍能瞥见此处为花木繁盛之地。他们的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
在19世纪末的中国,照相乃是稀罕之事。相机在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同时进入的还有军舰和枪炮。清廷的洋务运动盛极一时,北洋水师1888年创立,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陈家兄妹拍摄这张照片的前一年,则是中国历史上山穷水尽的一年。自1894年与日军开战,已过一年,清廷看不到获胜的希望。农历新年刚过,正月十八日,日军占领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曾无限风光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委派李鸿章与日本议和,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内容包括割让台湾、澎湖等岛屿。消息传来,国人震惊,彼时在直隶布政使任上的陈宝箴痛哭:无以为国矣。
正月二十日,年轻的光绪帝召见了陈宝箴,详尽地询问了应对当前战事的策略。陈宝箴逐一复奏。觐见翌日,他条分缕析了京畿防备的诸项事宜。这份奏折称为《觐奏兵事十六条》,包括“固畿辅”、“择军将”、“严津防”、“简军实”、“筹急款”等项。
祖父在京殚精竭虑之时,年幼的陈寅恪正随家人在湖北武昌生活。他母亲俞明诗则担心自己哥哥的安危——陈寅恪的舅舅俞明震此时正身处风雨飘摇的台湾。
当时台湾巡抚是广西灌阳人唐景崧。《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绅民拒不从命,极力挽留奉命内渡的巡抚坚守孤岛。五月初二台湾民主国宣布成立,改元“永清”,唐景崧被推为总统,刘永福为民主将军,丘逢甲为义勇统领,陈季同为外务大臣,俞明震为内务大臣。
台湾民主国成立几日后,清廷便命令张之洞禁止向台湾提供饷械。紧接着日军在基隆登陆,不久,唐景崧乘船逃至厦门。九月初,日军占领全台湾。
同年七月,经清廷重臣荣禄举荐,陈宝箴升为湖南巡抚。九月,他从直隶赴长沙就任,家眷随后也离开武昌,回到了熟悉的长沙。
走出江西乡野的客家人
陈家在长沙湘江东岸城北通泰街居住多年,1890年7月3日,陈寅恪出生在通泰街的“蜕园”。
“我叔公(陈寅恪)跟我父亲(陈寅恪侄子陈封怀)在一起时,说的是长沙话。”如今在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工作的陈贻竹向本刊记者回忆。
长沙只是这个四处奔波的家族暂时的居处。他们最早的家,在江西修水竹塅——赣北幕阜山腹地的一处山村。修水古称义宁,所以陈家被称为“义宁陈氏”。
“最近忙的是陈家大屋的保护。”陈贻竹说。竹塅村陈家祖辈居住之所历史已超过两百年。陈家大屋门前的场地上,竖着用紫红麻石条砌就的旗杆石和旗石墩,顶部正中凿有竖旗杆用的圆孔。旗杆石为陈宝箴中举时所竖,刻着“清咸丰元年辛亥陈宝箴中举竖”;旗石墩是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中进士时所竖,刻着“光绪己丑年主政陈三立”。
义宁陈氏为客家人,在竹塅已经住了几代,承续着耕读传统,但一直未有人考取功名。直到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年方二十的陈宝箴中了举人。
陈宝箴中举时,满清王朝的统治正面临巨大威胁。1851年,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另一位客家人的后裔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咸丰帝诏令各地创办团练以御太平军。陈宝箴的父亲陈伟琳创办义宁州团练,陈宝箴协助其父帮办团练。
1854年春,一支太平军进攻义宁泰乡。陈伟琳率泰乡团练拼死相抵,劳累过度,病倒不起,于八月去世,给陈宝箴留下的遗训是: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
1860年,陈宝箴进京会试落第。他并未马上返乡,而是与各地应试的举子切磨道义,结交了众多“隽异方雅之士”。其中,他与易佩绅、罗亨奎尤为要好,被称为“三君子”。
这一年,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国难当头之际,陈宝箴无心在京等待三年后的考试,赶赴湖南投入军营。他到湖南之前,好友易佩绅、罗亨奎已奉湖南巡抚骆秉章之命,招募了一支千人义勇军“果健营”,驻守湘西,配合清军抵御太平军的来袭。
不久,翼王石达开率领十万太平军猛攻“果健营”,义勇军累月死守,粮草行将耗尽。陈宝箴冒死雪夜从小道潜行至永顺求援,并马不停蹄押运粮草返回军中。“果健营”巩固了防守,太平军久攻不下,退兵而去。陈宝箴与“果健营”自此扬名。
1863年,陈宝箴来到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庆驻地。此前,曾国藩已对义宁团练大为激赏,对陈宝箴也有耳闻,数次邀他加入幕府,并赠其一副对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杯浊酒待君温。”进入曾幕的陈宝箴如鱼得水,被誉为“海内奇士”。
几年后,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陈宝箴随后也入京觐见,“以知府发湖南候补”。不久,他将家眷从江西竹塅接到了湖南长沙。
“陈宝箴是这个家族走向全国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转折点。在江西,土客矛盾使得客家人只能在偏远的地方生存,种的是最差的田,常年吃的是红薯。作为客家人,他们只能靠个人奋斗,没有其他根基。义宁陈氏的历次迁徙中,恐怕这一次迁移意义最为重大。陈姓历代先人为之奋斗上百年的家族崛起,最终通过陈宝箴的走出竹塅得到了实现。”对义宁陈氏颇有研究的学者张求会为本刊记者分析。
力推维新的湖南巡抚
1898年,同样是在长沙,陈寅恪与几位兄弟留下了一张合影。他们身后的背景板是手绘的湖山,悠远宁静。照片上的几个人,神色多少有些冷峻。这一年的长沙各种思潮涌动,山水之间并不平静。对这个家族和这个国家来说,是波诡云谲的一年。
这一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全国十八行省的督抚,最有力推行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他推行新政之举,其子陈三立曾概括为六项: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希图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帝对陈宝箴倍加赏识,于“百日维新”中的8月5日、10日连下两道谕旨嘉奖他。
早在1897年,湖南学政江标改革校经书院,陈宝箴就大力扶持:“为士子群聚讲习,以开拓心胸,讲求实学,造成远大之器,用意甚美。”校经书院创办的《湘学报》,为湖南首创的新报,为湖南维新摇旗呐喊,以大量篇幅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新知。
陈宝箴十分推崇《湘学报》,赞誉其“指事类情,洵足开拓心胸,为学者明理达用之助”,“为湘中承学有德之言,于本省人士启发尤为亲切”。他通令全省各州县订阅,“分送书院肄业及城乡向学士子一并批阅;劝告绅商自行购买”。此外他还拨款购买梁启超等人创办的以“变法图存”为宗旨的《时务报》,分发各府厅、州县书院。
在他倡导下,湖南成立了南学会——以行民权、立议会、促地方自治为宗旨的政治团体。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南学会创办时,会长皮锡瑞首先讲“立学会讲学宗旨”;黄遵宪讲“政体公私人必自任其事”;乔树楠讲“公利私利之见”,谭嗣同讲“中国情形危急”;陈宝箴讲“为学必先立志”。
随着湖南新政进入深水区,尤其是梁启超等人的到来,新政发生改变,从单一的洋务实业朝关涉民族、民权等方向转化。时务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学子,蔡锷便是其中代表。外人则将湖南称为中国最富朝气的省份,甚至比作日本维新时期的萨摩和长州。
湖南新政迅猛展开之时,京城里帝后两党的争斗也已水火不容。光绪帝命各省督抚网罗“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员”随时推荐进京。陈宝箴举荐了17名维新人才,其中谭嗣同、杨锐、刘光第三人被光绪帝委以重任。
陈宝箴父子施行的是一条不伤国体、稳健渐变的改革之路。“其实,陈宝箴父子在当时的改革中是很孤立的,守旧派认为他们乱来,激进派认为他们步子太小,各方矛盾聚集在他们身上。湖南开始办矿务总局,谭嗣同跟陈氏父子的观点就不一样,到底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还是商办?民族工业的滋生、蔓延和发展,问题非常复杂。陈家父子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化,而是非常务实,有时还要顾及人情世故。他们感受到的痛苦和难堪很真实。”张求会说。
1898年八月初六,光绪被囚,慈禧垂帘听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所有新政俱被废止。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陈宝箴父子因“滥保匪人”,被“革职永不叙用”。
九月十七日,陈宝箴将巡抚印信移交给了新任巡抚俞廉三。陈氏父子的政治抱负就此终结。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陈三立光绪二十一年春所作的两句诗,不幸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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