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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二代的幸福生活：每户分得数套房 摇身变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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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olong
时间:
2014-2-18 11:56
标题:
拆二代的幸福生活：每户分得数套房 摇身变富翁
又是春节，再次回到故乡。
没有新闻选题，没有采访任务，有的只是和家乡、亲友一年一度的亲密接触、闲话家常。
故乡的日子、亲友的生活，虽上不了头条，但却可以从中看见最真实的中国。
陕西
故乡财富故事 “拆二代”的幸福生活
王群|陕西西安
久居城市，少回老家。大年初五，相约大姑家。
“前年拆迁完后，老二在老家附近租地盖房又栽树，后来还买了车；老大和几个同学每人15万元，开了一家汽配门市，都有收成。”大姑父是老实庄稼人，见我就夸他的两个儿子。
一直以来，大姑家给人的感觉就是人少事多，总是大人住院小孩生病，日子过不到人前。但2012年，大姑家赶上一个大项目征地拆迁，多少分点钱，日子方才有所转变。
“并非拆迁有钱这么简单，你们年轻人还是要多折腾。”大姑话更多。
大姑告诉我，以前娃们想干个事，苦于没钱，也不敢跟人借。拆迁后，每个人头分到12万元左右，于是大表弟就跟几个同学一商量，每人集资15万，在西安城里开了家不大不小的汽配城，头一个月每人就分到8000多元利润。这都开了快一年了，年三十一盘算，每人挣了7万多块，大概2015年春节前后就能收回本钱！
而二表弟更有生意头脑，他用分到的征地款先是在邻村租地栽树，很快就有人来买树苗，倒手就挣了3万多，前后两个多月；后来又租了地盖房子，再出租给别人做厂房，每月坐收近万元房租，半年前买了一辆小车，并用挣到的利润再做苗木花卉生意……
我见到二表弟的时候，是在初五的下午，据说上午到邻县看树苗去了，还顺道给生意上的朋友拜了年。他告诉我，今年9月份开学时，打算让他的儿子到县城上小学。“打听过了，一年也就一万多块，负担得起！”
当天并没有见到大表弟，因为他们大年初三就开门营业了，据说过年时的生意比平时好很多，挣钱要紧。
大姑家华丽转身了！这让我高兴不已！
“下午没事跟我转转？看看我栽的树。”二表弟的邀请难以拒绝。半小时后，踏着小雪，一片近10亩的白皮松和红叶李出现在眼前。“这批是腊月前后栽的，赶着咱这片的大开发，估计很快就有人买走了，到时能净落10多万！” 边走，二表弟边介绍，“以前都说拆迁不好，实际上，眼光远点，用手上的拆迁款，能干好多事。还要感谢区政府把这么好的项目引进到咱兴隆，老百姓得大实惠了！”
二表弟所谓的好项目就是2012年落户西安市长安区兴隆街道的三星电子闪存芯片项目，当时征地1万余亩，拆迁群众1万余人，是建国以来落户中国西部的最大的海外项目。由于当时对拆迁群众的赔偿、安置政策优厚，该项目前期拆迁、落地建设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创造了全国瞩目的陕西速度和西安效率！
“我到隔壁户县买树苗的时候，那边的人一说起咱们的三星项目很是眼红，还把我叫‘拆二代’。”二表弟笑着说。
据了解，由于三星的落户，让兴隆街道的诸如大姑家的拆迁户，基本上家家是百万富翁，户户免费分四五套房子。很多有抱负、有眼光的农民家庭都小办实业，走上了因拆迁而可持续良性发展的富裕路。
河南
那些年轻的房东们
侯隽|河南郑州
两年没有出现在同学会上的Ada，今年春节，终于可以没有负担地参加一年一度的同学大聚会了。
“上海牌照的迈腾，100平方米的大两居，在500强企业工作的老公和一岁半的儿子。”虽然Ada不指望在一年一次的同学暗战中取得什么样的战绩，但是她觉得起码不能丢份儿，有些小腔调还是要的。
“初雪，带着德国啤酒和炸鸡赶赴同学会，这是要见初恋的节奏么？”临走前，Ada不忘用最火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的台词在微信朋友圈小小秀一下。
聚会的地点还是当年离母校最近的一家有名餐厅，留在家乡的同学们都已经早早地到了。令Ada有些小惊异的是，虽然男同学们发胖的速度还是那么与时俱进，但女同学们则普遍比两年前要瘦了不少，正在走名媛贵妇的范儿。
“没有针灸，也没节食，我们几个经常在燕子家楼下开的健身房玩，她是房东可以办最划算的卡。”当年的生活委员小洁快人快语。
原来当年在城中村的燕子家，因为开发商征地盖楼，一下子得了四套房子，其中还包括两个门面房，她自己和老公住楼上，楼下出租给一个健身房，过起了房东生活。无独有偶，还有一个男生目前是一个茶馆的房东，另一个则是面包房的老板。
聊着聊着，Ada发现自己快坐不住了，留守在家的同学们几乎人均四套房子在手。并不是说自己的同学们都一夜暴富，而是这些年轻的房东们经过三代积累，外加第一代独身子女得天独厚的条件，就这么轻轻松松成了房东。
账是这样算的：第一，同学们都是第三代或者第二代在这个省会城市土生土长的孩子们，家境都不差；第二，父辈们当年都有单位分的福利房子，每家两套房子那是不在话下；第三，结婚的时候两家合力在六七年前来个120平方米那是标配；第四，小夫妻们经过5年的小奋斗再买一套当投资，那是情理之中。
更让Ada有点羡慕的是，留在家的同学们几乎都是两个孩子，要么一个“好”(一子一女)，要么两个男孩，有两个姑娘的成了最让大家羡慕嫉妒恨的角色，被当场定了好几个未来女婿。虽然照顾两个孩子是比较累，几乎所有的妈妈都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稳定工作成了家庭主妇，但是她们的人生完全成了韩剧：有大大的房子，有老公和儿子车子房子，同时开开淘宝店或者做点小生意，过得津津有味。周末几个老同学几家出游，要么采摘草莓葡萄，要么烧烤滑雪，再加上每年依靠房租就可以来个不错的全家海外游见见世面，完全是现实版的辣妈潮妈外加酷妈。
Ada越想越感到失落，她很清楚，如果自己当年选择留下也可以过这样的日子。她清楚地记得为了当年在上海买房子，两家的父母都不得不卖掉一套房子江湖救急，以致现在每年回来都还住在父母单位的家属院，而同学们住的则是这个“苑”、那个“都会”，甚至什么“华庭”。
虽然上海早就实行了双独二胎，但她想都不要想，一年前8000元/月的月嫂已经让老公肉疼了两个月，5000元/月的育儿嫂更是望而却步，只能依靠姥姥、奶奶轮班制。如果再生一个，自己只能损失工作亲自上阵，但是她不但没有房租只有房贷，凑成“好”的梦想只能是她不现实的中国梦。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当和同学们再杀到KTV的时候，Ada打开微信，朋友圈转得最多的一个链接是“逃回北上广”，意思是帝都魔都还有花都虽然这不好那不好，但是还有精神上种种的好。
看着周围年轻房东们那些红扑扑的脸和当年熟悉的那些老歌，Ada转了那个链接配上了一句话：“貌似说得都是极好的，可是臣妾做不到！”
甘肃
结不起婚的“农二代”
白朝阳| 甘肃庆阳
春节期间，在外面漂了一年的乡亲们都回家了，“空巢”有了人，村上也热闹了许多。大年初一，挨家挨户给村里长辈拜完年后，年轻人三三两两聚了起来。听说李杰买了一辆轿车，从上海开回来了。在买轿车还是件新鲜事的农村，大家都想去看看。
一直以来，李杰家都是村里人眼中的“模范家庭”，日子过得红火，孩子有出息。李杰哥哥李仁在县上做公务员，妹妹李敏读大学，李杰在上海打工，月工资七八千，李杰父母为人老实厚道，村里人有事没事都喜欢去他家坐坐。
不一会儿，李杰端上了几道菜，倒满酒，几个一年没见的好友边吃边喝边聊，各自讲述着外出打工的种种见闻。
在同村的众多外出打工者中，李杰算是干得不错的一个。2005年李杰高中没毕业就前往上海打工，去年，他在上海郊区50万左右买了一套不大的小产权房，还买了一辆7万左右的小轿车，今年开车回家，还带回来了未婚妻。
“有车有房有媳妇”，一位同岁的朋友不无羡慕地说，“你可是咱出去的几个兄弟中混得最好的一个，打工打出了境界。”
“是啊，你们兄妹三个，算你最有出息了，虽然他们读大学、当公务员，还是不如你有钱。”就在大家都对李杰赞不绝口的时候，他却一言不发。
原来，李杰之所以买房买车，都是因为丈母娘有令在先—“准备不好就别想结婚”。李杰去年买房的时候，家里拿了15万元，借了5万块钱，加上之前所有的打工积蓄在上海交了首付，买了房子，如今终于说服女方家人，决定在今年上半年完婚。
然而，有车有房还不够，女方家里还要了12万的彩礼。对于一个农村家庭，这绝对是一次“大出血”。几个月过去了，李杰才借了不到2万块钱。更何况，结婚不仅仅是准备彩礼那么简单，加上婚宴、婚纱照、三金(金项链、金耳环和金戒指)，最少也要16万。“开始觉得结婚不算啥，现在才发现，纯粹是烧钱。”李杰说，“加上买房买车的钱，少说也得70万，我们一个农村家庭，父母又不挣工资，哪来这么多钱？”
“你快结婚了，那你哥怎么办？”有人问。
李杰说：“去年给我哥介绍对象的人还不少，看了有20多个，可到头来人家都不愿意，嫌咱在县城没有房子。”
在庆阳，村上男孩娶媳妇，家里在县城有套楼房似乎成了基本条件，否则想娶媳妇很难。去年村上一个小伙子娶媳妇，因为一时没能在县上买房，还给丈母娘交了10万元的“保证金”。
这两年，县城的房价节节攀升，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大约35万元。这意味着如果李仁要结婚买房，加上彩礼、婚宴钱，家里还得再拿出至少50万元人民币。即便是楼房按揭，也得一次性拿出20多万，加上李杰的结婚费用，李杰家需要一次性拿出近40万元。
但李杰的父母都是农民，十亩农地、七八头猪，每年纯收入也就三五万块钱。
“来来来，喝酒，大过年的不说烦心事，过了年好好干就是了。你们兄弟两人都能挣钱，一月不还能挣一万多呢吗？”
李杰苦笑说：“我每月8000块钱，新房还没装修好，在上海租房子就得花去近2000，房贷每月3000元，除去吃饭，剩不了几个钱。我哥每月2000块钱工资，县城消费低，一月攒1000元，一年才攒1万，什么时候能攒够？”
初五那天，听村里人说，李敏不打算继续读书了，觉得父母担子太重，要随李杰一起出去打工，后来在李杰的劝说下，才打消了打工的念头，而李杰的妈妈则决定跟李杰一起去上海，找个保姆的活儿干。
初六那天，听说李杰要走，我们早早过来送李杰母子，到李杰家时，他们已经出发了。李杰的爸爸在吃李杰吃剩下的早饭，一碟咸菜、半块馒头；李杰的奶奶坐在炕边，泪眼迷离。看见我们进来，李杰的爸爸急忙发烟招呼我们。
“妻离子散的，你说这算个啥事啊？”李杰的奶奶哭着说，“还要我眼睁睁的看着孙子一辈子打光棍吗？”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山东
张叔转型：从卖海鲜到卖信用卡
赵明月|山东临沂
赚了一辈子辛苦钱的张叔，终于在知天命的年纪找到了一份轻松钱多的营生—卖信用卡。
张叔今年51岁，在农村长大的他，16岁个头还没长足的时候，就开始蹬着三轮车在海鲜批发市场帮人家打下手运货。
过去，海鲜是有暴利可图的，以皮皮虾为例，出港价3～8元/斤，终端销售价可达20～30元/斤。30年起早贪黑、从鸡叫忙到鬼叫，张叔在县城盖起了小洋楼，娶了老婆，过上了吃穿不愁的日子，如今孙子都3岁了。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意开始越来越难做，以前平均一斤货能赚一块多钱，现在一斤鱼最多也就是两三毛钱的利润。利润少了还不说，销量也直线下降。以前一天能卖六七千斤货，现在好的时候也就3000斤左右，销量直接下降了一半多。
过去像鱼翅、鲍鱼、海参、龙虾等高档海产品是利润大户,张叔经常主动给一些高档酒店送货，但是近期这些饭店生意一直不太好,财路几乎被砍掉了一半去。
从前年年初，张叔就开始考虑转行了，但最直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利薄厌倦了这一行，而是真的干不动了。干了20多年，那些皮皮虾、梭子蟹、八爪鱼，他看着比谁都亲，但是去年年初，他被查出来有较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告诉他不能再干重活儿了。
张叔寻得了一个新营生—卖信用卡。他利用自己在县城银行的关系网，给银行的业务员当个二传手，帮那些做小生意的同行们办信用卡，办成之后，他向办卡的人收取额度的10%作为酬劳。
张叔也是在偶然之中发现这个商机的。有一次他去进货的时候现金不够，准备去银行朋友那里借点款，银行朋友借钱给他的同时向他推荐办一个信用卡，以后用起来方便。
一般来说，信用卡的发卡规模是多数银行所重视的一个指标，在一年的发卡量目标确定之后，就层层分解到部门和个人。
“银行对员工办理信用卡有一定的考核，产品经理每个季度至少办理50张，理财经理一年要办数百张卡，对临柜的要求则更高，每天至少办理3张。”张叔说。
张叔的银行朋友当时刚好有办卡的任务，但是没有时间下去跑找资源，而张叔刚好有几个生意朋友也缺周转现金，于是也推荐他们办了信用卡，双方各取所需。
越来越多的人来找张叔办卡，办下来额度1万元的就收1000元，最多的时候，张叔一个月收入小两万，正愁着没钱养老的张叔发现这是个财路，便舍下海鲜生意，专业卖起了信用卡。
张叔代办信用卡的时候需要办卡人的身份证信息、联系电话、工作单位，并现场拍摄一张照片，他说这是银行规定的流程。随后他会把材料给那位银行朋友，走程序发卡。
“这几年国家钱袋子看得紧，小企业、工商户要从银行贷款难如登天，不找我们没办法啊。”张叔说，而且信用卡对小生意来说，用来周转资金非常方便。
去年一整年，张叔光卖信用卡这一样，就收入了20多万。为了能够办更多的信用卡，张叔每年在打点人脉上要花大把的时间和金钱，虽然不出力，但是也不少操心。
做了一辈子劳苦小生意的张叔，老来并没有任何保障，卖信用卡这行当出力少、钱还多，张叔很想做一辈子。但是在暴利的驱使下，卖信用卡的人已经越来越多。
今年，张叔的抽成也准备从10%下降到7%，只有这样才能有生意。“一夜生，一夜死”，张叔觉得现在任何行业都不长远，头发已经斑白的他仍在随时准备转行，只是不知道，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还能做什么。
吉林
失落的小镇饭店
王山山｜吉林公主岭
往年冬天，姑姑家的饭店总要忙到腊月二十七八才能停下来歇歇。
这个位于公主岭一个小镇中心的饭店不大，用的是自家的两层楼房，面积100多平方米，但掌勺的姑父手艺好、管后勤的姑姑卫生做得好，开业七八年来，几乎每天客人络绎不绝，其中很多食客来自100米外的镇政府。
以往，财政、工商、税务、城建、文化、教育……镇政府几乎所有部门的公务员都经常到饭店里吃饭谈事儿—有时候是单位小聚，更多时候是别人请他们办事，部门之间的沟通偶尔也在饭店进行。
在这个典型的东北小镇上，到饭店“吃饭”，就意味着喝酒。表弟形容基层干部喝酒：“啤酒踩箱喝，白酒每顿人均1斤以上，喝得多才能掌握话语权。”据我观察，虽没表弟说得那么夸张，但阵势确实不小：四五个人一顿饭，三瓶白酒很快变成空瓶，再搬来一箱啤酒继续……喝得多的不见得掌握了话语权，但至少表达了诚意，办事也就容易了。
一场酒局，核心人物只有两三位：一两个求人的，一个被求的，再加上陪酒的，总要四五个人或以上，因此消费能力比散客强多了。饭店当然欢迎这样的顾客。请客办事的饭局最受欢迎，除了大方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定会现金结算—单位聚餐有时会欠账，尽管最后总会兑现，但多少有些风险。
镇上的饭店不少，这条街上一眼望过去，能看到门脸的就有四五家，还有更多分散在别处。所以，政府这个“大客户”资源很宝贵，每年春节前后，姑姑和姑父都要向熟络的单位“表示”一下，请他们关照来年的生意。
但上大学的表弟不太喜欢这些客人。几乎每年寒假回家他都要向我吐槽：“这些人太不文明了，一顿饭吃仨小时！”“吃饭有包间，为什么还要到人家的炕上？”
包间空旷，多少有点冷，卧室里的炕上就暖和多了，客人要去，姑姑只能同意，还为此数落了表弟一顿。
客人喝多了，表弟还得扶他们出门、找车—因为客人也是熟人，即便不讲服务意识，人情上也要做到位。
可是，今年表弟不用抱怨了。蛇年腊月二十四，小年刚过，姑父就张罗歇业了。因为2013年生意大不如前，继续营业流水也不多，不如早点清净清净，思谋一下来年的打算。
表弟说，饭店生意变差的最重要原因是镇政府搬迁了，而镇中心的居民不过几千人，习惯到饭店吃饭的并不多。镇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是街上四五家饭店的主力消费群体，他们一离开，姑父的菜做得再香也招不来多少人吃。
姑姑说，其实，即使政府不搬家，今年她家的买卖也不会太好做：“习大大一反腐，大官小官都不敢吃了。”这些人原来到姑姑家吃饭花公款的多，自掏腰包的也有，现在不管公费自费来得都少了。
尽管辛苦，但姑父很喜欢开饭店这个买卖，除了生意兴隆时数钱的快感，还有人们吃着他做的放心东北菜时赞不绝口带来的成就感。2013年让姑父有些失落。小镇上的生意不好做了，他就琢磨着，等表弟大学毕业安顿下来后，能不能到他工作的地方再开个店。
湖南
故乡生活纪实
故乡的“北京空气”和“非遗难题”
朱梓烨|湖南常德
紧跟首都步伐的天气
2013年年末，北京连续多日的雾霾天气，让我的鼻子再次闹起了状况。好不容易熬到春节假期，想着终于能在老家的清新空气中享受生活了，我无比激动。
然而返乡那天中午，从常德机场回县城老家的路上，我看到市区雾蒙蒙一片。“这个天气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司机师傅。
“这‘砍脑壳的’(该死的)天气，一直没断过。”刚才还和我有说有笑的司机师傅，说起秋冬天以来的雾霾天气，便骂起来，“全国人民都在讲北京、上海空气如何差，我们这些地方县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能更严重。你回去过几天看看，鼻子耳朵不会比在北京时候干净多少！”
说起口罩的型号，司机师傅比我还精。“我们现在也紧跟首都人民的步伐，戴上N95的口罩了。现在送孩子上学，口罩成了必备。市里也会发信息搞黄色预警，但我们总不能不出门吧？！像我们这样的工作，空气都是‘扑面而来’，拦都拦不住。”
“你们这些搞新闻的，别老盯着一二线城市，也多看看我们这些三四线城市。就讲我们湖南，去年12月，常德、株洲、湘潭、邵阳等30个县市都出现雾霾。益阳、常德能见度只在500米。专家讲的，说是什么静稳天气是罪魁祸首，不利于污染物扩散，但是这些污染物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记者应该多报一报，城市的污染从哪里来，要怎么治？！”司机师傅可能有碍于手里这单生意，要不然，他会把一肚子怨气都撒在我们记者头上。
我当时想，作为湖南省经济名列前茅的地区，常德、株洲的情况，与河北邢台、陕西咸阳、湖北荆州、河南平顶山、四川泸州、山东枣庄这些在“全国空气质量指数”排名靠前的城市一样，空气污染都与经济发展、人口总量的状况密不可分，可以理解。
但当回到家乡的小县城，这里连续多日的雾霾再次让我困惑了。县城地处丘陵地带，地势并不开阔。可我愣是站在一条双车道的马路边，看见了路对面大楼的“朦胧美”。
我打开手机，天气软件提示，我所在地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27，属于“严重污染”，而此时，北京的空气质量却是“良”。连续爆表，“空气糟透了”，小小县城怎么也患上了和大中城市一样的病？
说起雾霾，爱看新闻的老妈更像是我曾经采访的“北京专家”：“今年暖冬，电视里专家说是什么冷空气活动偏少，风速小，有利于雾霾天气形成。这些我不懂，但肯定是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天气往年是没有的。不过，有些情况是不是也有影响？就是近几年县里经济发展明显，新小区不断在建，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工程也不少。比这些更明显的变化，是私家车。”
的确，在我的记忆中，2011年前后，县里的车越来越多，并间或出现堵车现象。据说就在2013年在县城举办的一次车展上，从吉利、宝骏，到奥迪、奔驰，卖出200多辆新车。今年，新拓宽的大路两旁，更是停满了车，主干道上弥漫着汽车尾气的味道。
更可怕的还是烟花爆竹。新年前夕，每天都能听到放鞭炮的声音。除夕夜，按习俗，团年饭之前、零点前后，最起码要放两次鞭炮。尤其是在零点，看春晚只能算是看电视里的人张嘴。一轮鞭炮放完，就算门窗关得再严实，家里都是灰蒙蒙的。
过年嘛，谁家不放炮呢，一场雨雪后，县城的空气应该很快会好起来。
果然，雨雪过后的最初几天，空气优良。但一个多星期过去，2月9日，天气软件再次显示“轻度污染”。
老爸调侃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小城，呼吸着北京的空气，紧跟儿子的步伐。”
青黄不接的县剧团
“丫头，跟我学戏吧？！”
又是一年春节，还是这个问题，51岁的朱华利(女)依然把它当作一句玩笑话。但在发问者—湖南临澧县荆河戏剧团退休老艺人张阳春看来，这却是个严肃的问题。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荆河戏如今生存艰难，没有传人，这是70岁的张阳春最大的忧伤。“现在哪个孩子还学戏？更何况是我们这用方言演唱的‘最土最土’的戏。”张阳春这才把希望寄托在荆河戏名角朱安楚的女儿朱华利的身上。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临澧荆河戏剧团最辉煌的时期。“那个时候，十里八乡的人，都请我们去唱戏，剧团一到当地，就被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时候一唱就是几天几夜。”
文革期间，剧团几度被迫解散，很多优秀的艺人离世。文革结束后，荆河戏曾有过短暂的复苏。而真正让荆河戏走向没落的是媒体的发展。广播、电视、歌舞厅，新一代年轻人对荆河戏已经不太感冒了。上世纪80年代，临澧荆河戏剧团解散。很多演员在年富力强的时候退下来。为了生计，有的人卖起了盒饭，有的摆起了地摊，有的跟着家人去了外地。
对于老艺人们，只有“打围鼓”(红白喜事时搭台唱戏)还算是一桩生意。过生日、结婚、续谱、祭奠等，老人们还喜欢请“草台班子”热闹一下。
2006年，荆河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荆河戏的恢复和振兴迎来转机。2008年底，在临澧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荆河戏剧团重新挂牌，成为“临澧文化演艺集团”一员。当年，由张阳春等三代荆河戏老艺人演出的《大登殿》、《大破天门阵》引发强烈反响。为了振兴荆河戏，市县拨出专用资金，老艺人们组织剧团下乡演出，为培养后起之秀不遗余力。
然而，光“输血”不够，“造血”又谈何容易。被选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只算是“有了被抢救的资格”，但抢救所需的经费不菲，培养市场和继承人则需要更强大的经济实力。
如今，县里的电影院春节期间的票价卖到每张60元，正在赶超大中城市；但荆河戏剧团的演出，送票都未必有几个人来看。为了生存，荆河戏剧团只能在保证正常的下乡演出的前提下，承接一些歌舞、小品等商业演出。虽然这些商演能赚一点钱，但剧团的主业还是戏，没有戏，市县的拨款便也“没戏”了。
人才培养更是无从谈起。几十年前那样“打出来的科班”已不存在，只要年轻人肯学习，老艺人恨不得给他们跪下。但一个连温饱都满足不了的“老土”行当，如何让年轻人有兴趣、下功夫去学？去年，花脸演员段甫生离世，临澧荆河戏剧团自此没有了花脸演员。剧团面临戏曲人才青黄不接的窘境。
临澧县丁玲大剧院原总经理、曾经担任临澧荆河戏剧团主胡(首席京胡)的张昌气，是朱华利的丈夫，也是朱安楚的搭档。这么多年，他只带过三个京胡徒弟，后来成名于上海的作曲家易凤林就是其中一位。近些年，已经很少有人学戏。最小的徒弟虽然才二十出头，但毕竟只是作为业余爱好。
2008年版《大登殿》留下的影像资料，画面单一模糊，录音也刺刺啦啦。尽管市县对荆河戏的保护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毕竟财力、技术水平有限，到目前为止，临澧县荆河戏剧团没能制作一套音像清晰的碟片。
朱华利最终还是没有答应张阳春的邀请，对她来说，赶紧抱孙子才是最现实的选择，虽然她每天仍然保持着听戏的习惯。
河南
一个县城的“南水北调”工程
李勇(微博)(微博) 黄斌|河南光山
今年春节，到老家河南省光山县县城的一个朋友家做客，他端了一杯水给我，颇为自豪地对我说，“你尝尝这水，小小一杯水可是光山近几年来的头等大事。”
头等大事？职业习惯让我迅速对这杯水产生了兴趣。
朋友告诉我，几年前家里洗衣服的时候，得先准备好几个盆和桶，把盆里、桶里都放满了水才能开始洗衣服，否则水龙头的水根本接不上，那时候水龙头放满一大盆或者满桶水得10分钟还要多，人们抱怨它“还没泡尿大”。
到了夏天用水高峰的时候，水龙头不出水更是经常现象。朋友邻居老奶奶家多年前打过一口小压水井，每到缺水的时候，经常可以看见邻居拿着锅碗瓢盆到老奶奶家借水用。
洗大件衣物的时候更是愁人，因为耗水量大，家里的自来水根本没法用，有洗衣机也用不上。朋友的妈妈“像电视剧里上个世纪的妇女一样”，把衣物用桶装着到一个离家近点的河边去洗。有两次，朋友的妈妈骑车40多分钟才找到一个可以安全蹲下且还算干净的小河边。
朋友说，最糟糕的一次是，有几天水龙头放出来的水有一股子臭味儿，最贴切的嗅觉形容就是厕所下水道的味，但是没办法，水是生命之源，只能自我安慰说烧开了就等于杀毒了……
水的“小”、“缺”、“脏”一直困扰着这个小县城。每年县里的两会，居民用水问题都成为一号提案。
据了解，光山县城的用水一直来自龙山水库，由于龙山水库在设计时日生产水的能力是2万吨，随着县城人口的增加，这样的生产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居民在高峰时期的用水。同时，每逢大雨过后，水的浑浊度就很高。但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而言，重新改造水源地，是一笔不小的投入。从选址、管道铺设、生产水能力设计都需要时日。
2010年，光山县开始治水，县政府决定将居民用水源头由龙山水库改为水源和水质都较好的泼河水库。由于泼河水库位于光山县城的南边，一些人戏称这是光山县的“南水北调”工程。工程由县公用事业局成立的光山县润泽净化水务公司负责，计划投资3亿多元。
项目下来了，可对于一个年财政收入仅几亿元的国家级贫困县而言，3亿多元的投资资金如何解决则是个难题。
水务公司办公室主任余传开说，当时县里决心很大，资金问题要求水务公司自筹一部分、内部职工融资一部分、土地变现一部分、银行贷款一部分、财政配套资金一部分，一定要确保在2013年春节县城居民用上泼河水库的水。
就这样，“南水北调”工程开始在这个豫南的县城开展起来。全县城里都在挖管道铺水管，路边摆放的最宽最大的管道里面可以站立一个成年人。余传开回忆说，在施工顶峰时，从泼河水库到光山县城的路上全部是施工的队伍，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自己吃穿住行几乎都在施工现场和项目部。经过近3年的施工，2013年春节，工程初步完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后，县城和邻近的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已经稳定地用上了泼河水库的水，根据设计，新水源可以日均生产10万吨，很好地满足了县城的用水需求。
朋友说，新管道刚修好的一段时间，水突然大了，大家都有点不习惯，每次打开水龙头，自己都要问妈妈：要不要趁水大把盆里、桶里都蓄满，生怕下次打开水龙头会回到“解放前”放不出水用的时候。也许是经历过以前用水不便的日子，现在她还是习惯性地将洗菜水拿来拖地，洗脚水拿去冲厕所……“县城发生的水的故事，让我对水有了很深的感情，现在也许水大了、清了，但我们用水更省了。”
浙江
一座记得住“乡愁”的村庄
宋雪莲|浙江上虞
冬日的阳光在浙江上虞的祝温村洒下一片暖意，村庄往日的恬静被即将到来的春节打破，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返乡，跳舞、唱戏、舞龙狮等习俗让村庄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祝温村曾经是附近有名的穷乱村。曾经，这里的村组织涣散，村建设更是一穷二白，不仅连条像样的水泥路也没有，村民的房前屋后还丢满垃圾，露天粪坑的污物一下雨就会溢到路上。村民走出去搞建筑的人非常多，做小包工头、打工的都有，留在村里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妇女、儿童。村民的土地基本上都流转给种粮大户了，村民每年会有一些分红。由于位置较偏，村里也没什么企业。
全村有690户、1800多人口，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均收入并不是很高、人口相对较多的村庄，却逐渐变成了当地新农村建设的排头兵。
要改变村里的脏乱差现状需要资金，当时村集体经济只有一些承包款之类的收入。为此，1988年出任村党总支书记的杭兰英自己出资2万元修建了一段村级道路。杭兰英不仅自己出资，还动员自己的弟弟出资，村干部的带头作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此事被一个偶尔回乡的建筑老板看到后，立即掏出10万元决定把村里的路都重新修建起来。从那以后，村里人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使得一个村级财政并不富裕的村级公共设施的经费来源有了保障。其中村民捐资就将近300万元，捐款额在1万元以上的村民超过40人，杭兰英以42万元位列第一。
据悉，祝温村全村公益性投入总额已经超过1000万元，先后实施了标准农田建设，河道疏浚、砌石，建设公共休闲绿地，建造公共服务中心，生活污水处理，新建幼儿园等一大批实事工程，实现了道路硬化、河道净化、村庄绿化、路灯亮化、环境美化。
杭兰英说，如今的祝温村已经有7个种粮大户，他们经营着1100亩土地，全部实现机械化操作。这几年村里的总收入达到1800多万元，基本的公共服务村里就能解决。“2006年以后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逐渐增多，目前投资额已经达到60%。”
与很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就是拆掉旧村抹去记忆不一样的是，祝温村保留了有村庄以来能够保留住的所有记忆。
农村为什么穷？一辈子老是造房子，老子造完给儿子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已经建了三次房。村主任王茂桃说，村里的房子二分之一是改革开放以前造的，三分之一还是2000年以前造的，剩下的基本是这10年造的。
这里没有大拆大建，农民外出打工和留守老人做伞赚的钱都用于自我积累和发展。在保留村庄原始风貌的基础上，为提升村庄整体形象，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村里对全村农房进行了墙面整治，已累计整治5.7万平米，投入资金200万元，其中，区财政负担70%、村里自筹30%。同时，考虑到低保户、困难户房子破旧、无力维修，他们村里出资并组织人员对房子进行修建，累计修建面积达到559平米。“曾有对十几年前离乡的夫妻，看到自家的老房子面貌一新，激动不已地住了3个月之久。”
这里不仅改善了原本脏乱差的环境，还保留住了一个村庄发展的历史。祝温村文化礼堂的外墙上，有一首村民写的小诗：“家乡是村中心，小学校的歌声，伴着那面国旗；家乡是村门口，那棵老樟树，上面总挂着弯弯的新月；家乡是在家时，父母慈爱的眼神、邻居爽朗的笑声；家乡是离家时，那一抹忘不掉的淡淡乡愁……”
江苏
“他乡”及“她乡”
文|吴婷
图|肖翊 吴婷
这是我们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和所有北漂的异地夫妻一样，到底回谁家成为难题。
双方父母早早打电话来隐性施压，我们不忍让任何一方伤心，于是开始“一岸三地”行，从北京出发，第一站—我家江苏无锡，第二站—公公的故乡福建莆田，第三站—先生肖翊的故乡福建龙岩。我们开始对彼此故乡的观看。
我的老家几年前已经被拆，父母住进安置区，第524号单元。我们观察“上楼农民”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如何创造性地种菜。他们并不像我们一样“矫情”，无论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都盼着拆迁，盼着分到三套电梯新房，盼着能和别家装修得一样。
跟着先生第一次回莆田见奶奶，这是肖翊爷爷去世后全家聚得最全的一次。肖家的祖屋也被拆了，原来的村子拆得零落不堪，正建起别墅和33层的安置房。无论肖翊多么努力地向我解释哪里是原址，哪里是村子入口，一如我徒劳地向他回忆我的祖屋一样，彼此毫无概念。旁边还建起了博物馆，不知道历史被碾碎后该拿什么来陈列。
最后剩下两天时间陪肖翊爸妈。肖翊成长在一个曾经的国有钢铁企业，原来有三四千员工，配套有住宅区、学校、医院、电影院、银行、邮政局等。2003年改制，职工逐渐离开，一条动车线穿过钢铁厂，新规划的楼盘也渐渐逼近，集体主义生活的围墙被推倒。
夫妻或情侣，多少都有这样的情节，窥视另一半的童年。可未承想，我们都失却了故乡，勿论共同回忆，连自己都迷惘得不知所终。
中国的每一代青年，都不得不面对同样的失落。我们这一代从农村或小城镇走向大城市的人，刹那间失却故乡，回到另一个城市，可惜只是粗糙的赝品。
（中国经济周刊(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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