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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老城旧事:普济堂往事 [打印本页]

作者: wolong    时间: 2016-12-5 22:48
标题: 老城旧事:普济堂往事
老城旧事:普济堂往事
作者:卢曙光

  至今与普济堂朝夕相处八十多年的杨水莲,目睹了这座城市的变迁,她依依不舍这栋由她父亲打理过的老房子。虽然药铺的字号已模糊不清,斑斑点点的漏痕漫延了一个世纪,但是这里有她童年、青年的往事,有她父母兄妹一家生活的影子,有太多悲欢离合的故事,它是一座城市的记录,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尽管儿女们都要她与大家一起生活,但她还是放心不下普济堂,不管天晴落雨,她每天都会到那里看看,她佝偻的身影,成为黄土岭一道动人的风景。
  杨水莲的父亲杨钧珍,江西樟树人,10岁时祖父去世,叔祖父送他去一个私塾上了两年学堂,因为是随娘下堂,有骂他是野种、“轿背崽”,他哭着离开了学堂,从此到一家药铺当学徒。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狼烟四起,世道很不太平。为独立门户,已有家室的杨钧珍,于民国初年慕名来到义宁州,起初摆摊卖药,悬壶施诊,后来生意做大,转手盘下了一家药铺,取名普济堂,有博施济众之意。义宁州是个好地方,水运发达,三省通衢,尽管地处偏远,但人口众多,地域广阔,是七百里修河的一大商埠。义宁古城,更是画栋飞檐、歌馆酒肆、南腔北调。城外山势逶迤,北有凤凰、南有桐岭、东有旌阳、西有鸡鸣。一览峰奇水秀,四季云雾缭绕。周边形势有九狮过江、九龙下海之说。最重要的是,这里商家云集、市井繁华,来来往往的外地人比比皆是。
  1930年出生在修水的杨水莲,从懂事开始,普济堂药铺就已具相当规模。她有七姊妹,其中最小的妹妹是继母所生,母亲在弟弟出生时因产后出血去世,那时她只有三岁。在她的记忆里,包括格生和、黄源堂在内的十几家药店中,普济堂算是经营有方的几家之一,但家中生活却很节俭。当时修河水清澈见底,河滩上挖了许多沙井,三个哥哥都担过水卖、每担水可得二个铜角子。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家的日子都艰难,更要防止飞机轰炸,整天提心吊胆。父亲文化不高,属自学成才,经常看见他背汤头,开处方。过去很多药铺老板都懂点医术以方便大家,普济堂药铺口碑不错,结识杨抱爱后,杨钧珍开始关注西医。那时懂不懂西医就看会不会打针,杨钧珍不会打针,但是认同西药,因为不需煎药,而且见效快。而普济堂走中西医结合,归结于杨抱爱与来自湖北的唐维安军医的交往有密切关系。
  杨抱爱夫妻是浙江绍兴人,曾在国民革命军任军医,1932年后来到修水,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以行医作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活动,但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杨钧珍为了把普济堂的生意做大,他看准药铺兼营西药优点。他三个儿子中,都跟他学医,于是他决定叫二儿子长瑜,跟杨抱爱拜师学徒。初时杨抱爱没有答应,婉拒了他的要求。半年后,杨钧珍又找到杨抱爱重提此事,并炒了几个小菜请杨抱爱过来喝几盅,重提二儿子学徒的事。“念在我们都姓杨的份上,再加上我们又都是外地来的,请你收下我儿子吧。”身材敦实的杨抱爱见杨老板诚心诚意,又是一条街上的街坊就答应了。从此长瑜就跟着杨抱爱学西医。普济堂也因此在修水,是几家最早从事中西药兼营的药铺。
  在国难深重的日子里,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杨钧珍四个儿子,三个继承父业,行岐黄之术。当时国民党为了战争的需要捉兵拉夫,杨家三兄弟也难幸免。首先是花钱买兵,但买得了初一买不了初五,最后只剩躲的办法。为了躲兵,大哥长琳逃到相邻的平江长寿街,隐姓埋名行医,从此定居外地。二哥长瑜被抓兵,因为他懂医,留在部队做军医,后来借行医便利,开了小差,几年以后才回到修水,从此留着长长的胡须,以躲避再被抓兵。最小的哥哥长球,也不敢留在修水,偷偷跑到山口镇开了家医馆。
  民国28年(1939年),日本人一度占领县城。漂亮的杨水莲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怕被日本人看见,父亲不准这个女儿走出闺户,甚至药房都不准踏入。特别是日本兵经常走街串巷,找花姑娘。当时在黄家巷,就发生过五妇女计诱,菜刀砍死两日本兵的事。杨水莲长得漂亮,加上她三岁就死了娘,父亲对她十分疼爱,为了躲日本人,她不管白天黑夜,都用锅灰把脸抹黑。说起日本人占领县城,后来又被大兵赶出县城那场战斗,杨水莲说:“街上关门闭户,有亲戚的都到乡下躲难,我家不是本地人又有店铺,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枪炮声、飞机声响了一天一夜,到处都是死人。”后来杨水莲嫁给了躲兵来到修水的清江青年田兰甲,当时小田在黄土岭一个合作社做司库,经姓鲁的经理介绍结为连理。
  杨水莲回忆说,“那世道真乱,今天街上过的是日本兵,明天又是国民党兵,有湖北队伍,有四川队伍。还有散兵游勇、逃荒要饭的,往往三五成群,敲诈勒索、打架闹事,还不时有飞机从天上丢炸弹,吓个要死,黄土岭奉新会馆的一处产业,就被飞机炸掉了,隔普济堂就只有几十米。”尽管日子困难,生意惨淡,但包括普济堂在内的大部份商家,都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不嫌贫爱富。那时有很多逃荒的人,商家都自觉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在普济堂铺门的下方,至今有一个小小的四方窗孔,就是专门设计的。边上的刘氏布铺、意和福当铺、协丰烟铺、文具店等打烊后可不理会生意,但药铺经常会有人半夜找上门,为防坏人打劫,就在铺门下开个小窗,逢晚上有人拿药或穷人乞食,就从那里传递。时过一个世纪,这个五寸见方的小门洞,至今还静静守候着这段历史。后娘是本地人,也是一位菩萨心肠的老板娘,每当有人乞讨时,普济堂总用一个饭碗,撮米给人家,所以那些叫化头都说普济堂给的米多。药铺门口长年累月摆着一个茶桶,茶水里有防暑的中药,那是给来店里的顾客与上街卖柴的人备份的,无论认识与否,都可到这里讨茶喝,到这里打水洗脸。在杨水莲的记忆里,很多乡下来看病抓药的人,父亲都留他们吃饭,而且不收饭钱。父亲常说,遇有困难的人,不能袖手旁观,谁都有个难的时候。“我的叔祖父曾帮助过我父亲,后来年纪大了,父亲把他从樟树接来修水养老送终。也证明了他做人做事的风格。”
  普济堂与抱爱医院关系密切,一来是二儿子杨长瑜师从杨抱爱,二来医药联系密切,三是都姓杨。加上杨钧珍对西医的接受,也使他们有更多的共同志趣,两家人往来密切。特别是杨长瑜,在卫前街设普济堂分号,得到杨抱爱很多帮助。杨抱爱可能是身份特殊,很少与街铺其他人往来,留给外界一心行医的感觉,但与普济堂的关系是个“另类”。杨水莲母亲怀最小的弟弟,有段时间胎动很不规律,有时还整天没有动静,父亲很着急。杨抱爱把脉听诊后,嘱咐用当归浸酒口服。按此办法吃了几天以后,胎动恢复了正常。她至今记得父亲常说杨抱爱,也许或多或少猜测到杨抱爱的身份,父亲曾多次劝他晚上不要给人看病,对好友的安危表示关切,但杨抱爱常不顾个人安危外出。1940年3月29日夜终遭不测,在河边被特务枪杀,当时大家感到非常恐怖。但是杨钧珍出于对好友感情,毅然帮助处理后事,安慰他的家人。后来大家才知道,杨抱爱是地下***员,抱爱医院只是他的掩护,抗战时期,他担任修水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副总干事,是实际总负责,为支援前方将士,开展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普济堂公私合营,杨钧珍因年事已高退休在家,1959年病逝,享年七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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