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庐陵湴塘（今江西吉水湴塘）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官国子博士，将作少监，江东转运副使等职。开禧二年去世，谥“文节”。他在文学领域成就出众，诗称“诚斋体”，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为“中兴四大家”，有“南宋诗坛领袖”之称。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号省斋，庐陵永和（今江西吉安永和镇）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历任翰林学士，礼部、吏部、兵部侍郎、尚书，参知政事，枢密使，右丞相，左丞相等职。嘉泰四年去世，谥“文忠”。他参与了南宋前中期的许多政事，在政坛颇有影响力。同时，在文学和学术领域也有较高地位，四库馆臣评价云：“必大以文章受知孝宗，其制命温雅，文体昌博，为南渡后台阁之冠。考据亦极精审，岿然负一代重名。著作之富，自杨万里、陆游以外，未有能及之者。”［1］
作为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和学者，杨万里和周必大同为庐陵名士，且两家相距不远。周必大所居的吉州永和与杨万里所在的吉水湴塘相隔不到百里。两人曾一同参加绍兴庚午（1150）庐陵解试［2］（卷五十），入仕后交往不断，晚年致仕均归居庐陵，往来更为频繁，两人在庐陵的这段交谊被传为佳话，时人誉之为庐陵“二大老”［3］（P210），后辈尊之为庐陵“五忠一节”［4］（卷17），和“九贤”［2］（卷17）。对于两位先贤的交谊，学界已有一些关注，有纠正《宋史·杨万里传》以及《两朝纲目备要》对两人“论不合”的不实记载①，也有探讨两人交游下的诗歌创作及影响［5］。但对两人交往之始问题未见统一，对他们晚居庐陵的密切往来及影响涉猎甚少。本文不揣浅陋，拟就上述问题作一考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杨万里、周必大交往之始考据《忠节杨氏总谱》记载，杨万里十一世祖杨辂南唐时出刺吉州，占籍庐陵，为吉水杨氏始祖。 ［6］（P4）至宋，杨氏已是世居庐陵的家族。周必大家族世居郑州管城。 ［7］（卷391）祖父周诜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调任吉州通判。次年，爆发“靖康之乱”，不能北归，便在吉州暂居。 ［8］（卷38）建炎三年（1129），周诜去世即葬于庐陵。可见，周家为南迁庐陵的新员。那么杨万里和周必大相识始于何时呢？有学者认为两人为同乡，少年时即交厚。［9］有学者认为始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此年两人有了文字往来。［10］有学者认为始于乾道六年（1170），此年杨万里赴任奉新宰，周必大为其送行。［5］据史料分析，上述观点均不准确。
首先，两人少年即交厚不太可能。如前所述，杨氏世居庐陵，杨万里青少年是一直在庐陵生活和求学的，但周必大青少年则是在流离中度过的。靖康元年（1126），周必大在外祖父王靓任职的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出生，三岁时，父亲周利建将其带至祖父任职的庐陵。四岁时，祖父和父亲前往扬州“入觐”高宗时双双去世，祖母张氏和母亲王氏便带着周必大兄弟姊妹到叔叔任职的衡州 （今湖南衡阳）暂居，后王氏又带他们到娘家信州（今江西上饶）居住。十三岁时，母亲不幸去世，遂成孤儿。好在伯父周利见及时将他们带至任职的赣州、广东以及辰阳（今湖南沅陵）等地，并延请教师教育他们，周必大在伯父身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十九岁，他从赣州回庐陵参加解试，“失解”后，回到伯父身边。二十五岁，他再次回庐陵参加解试，有幸获得解额。 ［11］（卷45）可见，周必大中第前基本上不在庐陵生活和学习，多是跟随叔叔、伯父游居各地，只是因为祖父周诜葬于庐陵，由此获得庐陵籍贯，得以回庐陵参加解试。①因此，周必大和一直在庐陵生活的杨万里少年交厚是不太可能的。
其次，两人相识始于绍兴三十二年或乾道六年亦不准确。事实上，两人相识应早于此。绍兴二十年，两人同时参加庐陵解试并获得解额，应是他们最初的相识。淳熙十六年（1189）五月，周必大任相仅半年便因光宗即位而遭罢免，杨万里去信鼓励他，信中便回忆了当年的这段相识经历：“当（绍兴）庚午试南宫，丞相雪中骑一马于前，某荷一伞于后之时，岂知丞相至此？”［12］（卷66）此外，他在写给郑惠叔的信中也曾提及此事，称“某旧与乡衮益公乡举则同，征行又同，试春官又同。”［12］（卷66）“益国公”为周必大封号，乡举是指两人一同参加庐陵解试，征行是指获得解额后，该年冬一同赴礼部备考，春官是指次年在礼部的考试。这年周必大幸运中第，杨万里不幸落第，三年后方中第。由此可知，两人最早的相识应是绍兴二十年。
二、杨万里、周必大入仕后的交往入仕后，杨万里和周必大游宦各地，难以相见，两人多以书信交往，从他们书信内容可知，两人互相关心与鼓励，友谊在相互的关问下加深。绍兴三十二年，周必大升任监察御史，远在零陵任县丞的杨万里发去贺信，并随寄诗文羡慕好友高升，自己则“辱在乡邻，最蒙爱遇。少而取所弃之竹马，自以不如。今也望之似于木鸡，居然若失。”虽说监察御史是个“任重，责备者四面而毕至”的职位，但他相信好友会成为一个“欲重千载之芬香，争观一举之奇绝”的贤者［12］（卷49），并勉励其在工作上不要有所顾忌，他说“向者豺当路，如今虎在山。百年诸老尽，一段好风还。谁谓永嘉末，人犹庆历间。班心公定可，更可押廷班”。 ［12］（卷1）
隆兴元年（1163），周必大因缴驳孝宗的潜邸旧僚——龙大渊、曾觌而遭奉祠，归居庐陵。隆兴二年，杨万里父亲病逝，回庐陵丁忧。两人步入仕途后未能谋面，这次都回到了家乡，又同处人生低谷，二人相见后互诉衷肠。杨万里入城谒见周必大时作诗云：“三年再谒一番逢，两舍相望几讯通。便有好怀安得尽，不知造物底相穷。公今贫贱庸非福，我更清愁恶似公。”［12］（卷3）杨万里既是安慰好友，又是安慰自己。
乾道六年（1170），蛰居多年的杨万里和周必大纷纷获得召命，杨万里赴任奉新县宰，周必大赴知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出于多种考虑，周必大并未赴任。［13］杨万里上任前特意到周家告别，留诗云：“省斋先生太高寒，肯将好句博好官。又告君王觅闲散，要读短檠三万卷。自怜无地寄病身，四海知己非无人。”［12］（卷6）杨万里对好友不愿应召赴任予以调侃，认为他是“高寒之士”，而自己闲居多年希望有“委身之地”。面对好友的调侃，周必大随即和诗道：“诚斋诗名牛斗寒，上规大雅非小山。向来志气薄黄散，忽为五斗辍万卷。儿童笑君非良图，丈夫出处宁知渠。”［11］（卷5）表达了对好友的佩服与期望。
其后，两人又各自在仕途中拼搏，甚难相见。乾道九年（1173），杨万里出任将作少监，周必大则因上书不当再次遭奉祠归居庐陵。杨万里写信给他，周必大回信称：“郊禋礼成，少监虚位，兄当少进耶。太夫人进封，助喜无量。某命薄而病多，不容不辞郡。知识或以为高，极愧仄不自安也……独与子中淡话过日耳。旦夕封赠文字，诿旧吏吉马二生，望兄呼来，问其决第，而督之钦之成改秩否。”［11］（卷192）信中谈了杨万里目前的工作，杨母的封赠，并告知自己不愿赴任建宁府的原因，还聊及堂兄周必正的情况等。淳熙元年（1174），杨万里出知漳州，未赴任而回到庐陵，他去信周必大告知情况，周必大很快回信，称“毗陵新命，当问去天近远，不当计俸薄厚也。或者诸公欲缘此牵挽入奏，遂践清禁。观扬抽马韵语不言漳常，殆亦以是耶。某缘洪抚间得小报，谓此月五日有召命，宾客踵门不容分疏。”［11］（卷192）力劝好友应去赴任。淳熙二年，杨万里改知常州，亦未赴任，周必大除敷文阁待制、侍讲，见杨万里总不愿出任，便在孝宗面前推荐他，称他“居家孝谨，从事廉方。富于艺文，可备西清之访，邃于经术，无惭重席之荣。臣实不如，举以自代。”［11］（卷122）事后，孝宗虽未重用杨万里，但足见周必大对好友的关心，以致杨万里赶忙去信致谢，“拜辱需头之章，践修稽首之逊……至于孝谨廉方之称，经术艺文之懿，一之谓甚，四者难并以门下。平生许可之不轻乃笔端，一旦推扬而无爱，或荣所被，自省则惭。”［12］（卷52）
淳熙七年（1180），周必大升任参知政事，杨万里去信祝贺，称其可任朝廷“砥柱之功”，对他抱以极高的期望。 ［12］（卷53）淳熙十一年，杨万里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周必大去信鼓励好友 “宜径从定叟，求一安泊处。”得悉杨万里欲上章辞任，周必大劝说他不要推辞任命。杨万里回信称“天上仙山，既收朝迹，江西道院，复畀便藩，未容卒岁之淹，已趣班春之蚤”［12］（卷54），表示愿意安心工作。淳熙十四年（1187），杨万里任江东转运判官，又去信告知，周必大不仅回信祝贺［11］（卷27），而且在孝宗面前称赞“杨万里，其才也”，使其获秘书少监的任命。［11］（卷172）淳熙十六年，周必大任左丞相半年便遭罢免。杨万里得悉后，去信劝慰“某自得邸报，知释位去国，而莫知风帆所指……吾人仕宦，有进便有退，有出便有处……丞相又奚憾也。”［12］（卷66）还附诗一首：“去国还家一岁阴，凤山锦水更登临。别来蛮触几百战，险尽山川多少心。何似闲人无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沉。荷花正闹莲蓬嫩，月下松醪且满斟。”［12］（卷25）劝解周必大要以良好的心态应对人生的升沉，从繁忙的公务中抽身，正好可以游山览胜，饮酒赏花，亦是人生的乐趣。周必大闲退后也确如杨万里所劝，在庐陵过着 “栽花种竹满平园，人道安闲似乐天。自笑铅黄消永日，何如蛮素乐华年”的生活。 ［11］（卷43）
三、“庐陵二老”：归居庐陵后的交谊绍熙三年，杨万里辞知赣州回到庐陵，此后便一直居住于此，直到开禧二年去逝。绍熙五年，周必大辞知潭州亦回到庐陵，直到嘉泰四年去逝。从时间上看，杨万里和周必大晚居庐陵十几载。在这十几年中，两人交往甚密，既经常互访，又频繁书启往来，还共同关爱后辈。他们的密切交往既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又给庐陵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以致被时人誉为庐陵“二大老”，被后辈尊为“五忠一节”和“九贤”，两人也被视为庐陵的名片。
（一）相互走访两人相识虽早，但入仕后却无暇相见。退居庐陵后，两人相距不远，且有许多闲暇，故互访渐多。不仅加深了友谊，而且还能交流感情。绍熙五年，周必大甫回庐陵，便去拜访杨万里，杨万里十分高兴，领着他到挂有御书匾榜的书斋欣赏盛开的牡丹，然后向他介绍自己新辟的一块花园，名为“三三径”，周必大觉得挺有意味，留诗赞道：“杨监全胜贺监家，赐湖岂比赐书华。回环自辟三三径，顷刻能开七七花。却惭下客非摩诘，无画无诗只漫夸。”［11］（卷41） 杨万里随即和诗云：“相国来临处士家，山间草木也光华。留赠新诗光夺月，端令老子气成霞。”［12］（卷36）夸赞好友的到来顿使花园更为光华。此后，两人互访更密。庆元元年正月，杨万里入城拜访周必大。 ［12］（卷66）八月，周必大和周必正回访杨万里，此次杨万里带他们到附近的碧落洞天游玩，后辈刘讷陪侍三老前往，有幸将此景绘为“三老图”。事后，杨万里、周必大应刘讷之邀为其画作诗，杨万里记有“刘君写照妙通神，三老图成又一新”，［12］（卷41） 周必大写道：“同辞宦路返乡闾，两骕骦中间一驽。前后頋瞻羞倚玉，支干引从偶连珠。三人不用邀明月，九老何妨续画图。”［11］（卷43）可见，两人对能见证他们友谊的“三老图”均十分喜爱。十二月，“索居寡欢”的杨万里“巾车入城”，走访周必大，老友“一见交相欣”，在一起“初谈圣贤髓，终谈天地根”，聊天之余则饮酒赏梅，以致杨万里有“不乐复何云”之感。 ［12］（卷37）周必大也很尽兴，作诗云：“乘兴不回安道舟，销忧同倚仲宣楼。莫嫌四面酸风射，犹胜三场渖汗流。”［11］（卷41）庆元五年十月，杨万里得悉周必大新楼落成，“即驾柴车一往观焉”，周必大见此情景，“与之相视而笑”［12］（卷110），并在诗序中称道：“某妄规层宇，欲屈故人落之。乃未许枉驾，先贻二诗，曲尽登临之胜，遂成绝唱。”［11］（卷42）
两人的走访还常伴随互送礼物以及赏花赋诗等活动。如杨万里捕获一只牛尾狸，“老夫忍馋不忍尝”［12］（卷37），将其送给周必大，周必大十分感动，无以回赠，次韵致谢。 ［11］（卷41）杨万里长子杨长孺送回家一只鹿，杨万里觉得难养，便以“平园幽茂而宽通，给使武健而精熟，且闻旧有鹿，今增其二可以群”之由献给周必大。 ［12］（卷105）周必大在年节，或是捕获山中野味时，也会想到送给杨万里。如庆元五年冬节，周必大给杨万里送去羊面，杨万里回信感谢，称“惟有九顿首而坐，推谢不恪，诵言未央。”不久，杨万里又写了一封答谢信给周必大，称“天上之相国，犹念山中之病身”［12］（卷57），言语中充满了感激。春节时，周必大还给杨万里送过一麞十兔，杨万里致信答谢。 ［12］（卷41）两人所送礼物虽轻，但在年岁渐高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仍要亲自送予，足见两人往来之密切以及相互关心之程度。
赏花是士大夫的共同爱好，赋诗则是文人相互切磋交流的重要方式。周必大退居庐陵后，创建“平园”以作养花、赏花之用，杨万里到周必大家拜访时，见“平园”繁花似锦，称赞“江西春好不关渠，只说平园绝世无。牡丹百种移洛苑，海棠千树赛成都。”［12］（卷38）他对周必大平园中的牡丹尤感兴趣，赋诗云：“东皇封作万花王，更赐珍珠出尚方。白玉杯将青玉瑑，碧罗领衬素罗裳。”［12］（卷38）周必大随即以“王”字韵和诗，杨万里则再作诗以和。杨万里在自家也建了一个名为“三三径”的花园，园中瑞香花开，杨万里作诗邀请周必大前来共赏［12］（卷41），周必大未能赴约，遂次韵为歉。 ［11］（卷43）
（二）书启往来两人在朝任职时即常以书信交流，退居庐陵后，书启更为频繁，既有节日的问候，又有平常的交往，还有问题的探讨。可以说，书信成为他们交流和切磋的重要方式。
大节日如春节或冬至节等，两人都会互通书信以示问候。如庆元元年春节，杨万里即有书信问候周必大，我们从周必大的回信中可知两人的问候，“某方谢不敏，已勤先施，喜二人之同心，异一矢之相遗。写庆之书不悮，设醴之意弥加。群官上玉除，卿月升金掌，并借旧诗之句，敬为新岁之祈。”［11］（卷192）从该年始，每到岁首杨万里和周必大便会互致书信问候，遂成惯例。此外，冬至节时，杨万里和周必大两人也会互写书信问候。绍熙四年冬至节，周必大尚在潭州任职，杨万里去信问候，称“某于斯乐饥采薪谢火，消遥贺厦。仰瞻相府之潭居，不腆寿觞，奉上田家之老瓦，其为颂咏，罔既敷陈。”［12］（卷55）这也成了惯例，每年的冬至节，两人都会写信问候对方。
两人有时也通过书信就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作一些交流。如庆元五年，周必大新盖了一座楼，邀请了杨万里前来参观，杨万里为好友的新楼落成作诗留念，周必大为表示感谢，唱和其诗。事后，他还曾专门去信表示诚挚的谢意，杨万里又回信作答。［12］（卷·58）可见，两人单就看楼之事就书信往还数次。因两人年事渐高，不便走访，故其他事情也渐以书信交流，二人文集中屡见不鲜，此不赘述。
作为文人和学者，两人书信往来当然少不了探讨问题。如杨万里曾去信与周必大讨论诗文，“某比偶作一二闲文字，王才臣云已误彻钧听颇辱枫落吴江之问。今录二通呈似，非敢享敝帚之估，端欲求成风之斤。”［12］（卷106）嘉泰元年，杨万里应邀为虞允文撰写神道碑，碑文写好后，寄呈周必大，因周必大和虞允文曾同朝执政，两人较为熟悉，他指出了一些问题，杨万里接受了他的指正，回信称：“某宿昔奏记，且以虞公铭诗呈似，一寸丹心，端欲求指画之益……示教当改为神道碑，即以登时剔改书丹矣，至如书史误以勠为戮，亦蒙是正。而文病之尤者，乃独不挥匠石斵鼻之斤，不试医生洗肠之方，岂姑摘其细以塞其求，靳其妙而不屑于教乎？再作得一书答虞氏兄弟。今纳一本，不宁唯发仲尼之一莞，犹未绝望于窜走之诲。”［12］（卷110）
（三）关爱后辈杨万里和周必大作为知名于世的士大夫，退居庐陵后，自然成为许多青年才俊争慕的对象。为促进庐陵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两人以共同关爱后辈的方式为此做着贡献。
王子俊是当时庐陵青年中的代表，他十七岁即写作《历代史论》十篇，可见他不仅文笔好，而且博学多识。才华出众的他得到了杨万里和周必大的共同厚爱。两人纷纷为其《历代史论》作跋语，杨万里写道：“此吾友王子俊才臣年十七时所作 《历代史论》十篇也。是时老气横九州，毫发无遗恨。谁谓只今犹子餘后耶。今尚书承旨周公，每叹科举之刀尺精于择士而粗于择有司，鱼网之设虾则丽之，其意端为王子发也。吾又奚言？”［12］（卷100）言语中极尽赞美。周必大则更直接的表达对王子俊的喜爱与惋惜：“淳熙中，余备数政府，故人刘子澄守衡，言布衣刘德孝之才，孝庙亟命以官，食衡祠禄。因思予友王才臣，才学不啻德老，甚欲以名闻，顾念才臣春秋未甚高，犹当以科第进，遂不果。后归老里中，才臣犹在场屋，偶见孙从之跋其史论，为之怅然。才臣身虽益困而所养益厚，异时会当有知之者。”［11］（卷48）同时，两位先贤还经常邀请他一同赏花赋诗，使之获得极好地锻炼。周必大和杨万里还利用自己的人脉推荐他，曾推荐其为成都帅幕。［14］（卷241）为让他在学术上有更大的发展，还将他推荐给当世大儒朱熹，朱熹对他十分赞赏，“勉以博取约守之功，又书‘格斋’二大字遗之。”［2］（卷76）其他如刘江、胡问等许多庐陵后学均得到二位的关爱。
杨万里和周必大还时常关心对方孩子的进步。周必大对杨万里长子杨长孺格外关注，以致两人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周必大曾指导杨长孺作文，史载:“益公常举似谓杨伯子曰:‘起头两句须要下四字。议论承贴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3］（P27）庆元五年春，杨长孺拜访周必大，周必大留其夜谈，随后便留宿周家。半夜，杨长孺听到窗前文竹在动，断定下雪，其他人则认为是狂风所致。次日一看果然下雪，杨长孺作诗调侃，周必大也作诗戏和。 ［11］（卷42）可见两人关系之亲近。庆元六年，杨长孺赴知南昌县，周必大作诗为其送行，云“往年饯尊公，出宰新吴县。仁爱驯桑雉，圣明遇禾绢。君今治南昌，家学世其官。密令行教化，明庭集孔鸾。煌煌斗牛间，宝气先后应。卓鲁聚一门，谁续职方乘。”［11］（卷42）诗文中既回忆了两人的交往，又给予长孺极高赞誉，还寄予殷切期望。嘉泰四年，周必大去逝，杨长孺十分悲痛，在祭文中称“受（公）恩郅隆，年未弱冠，辱知于公。”［11］（附录卷 1）
周必大之子周纶也常受到杨万里的关问。庆元三年，周纶任抚州通判，特意到湴塘拜访杨万里，杨万里十分高兴，作诗相送，称“益国今姬旦，治中小吕申。留家视兰膳，匹马见州民。慈训二六句，寒窗三十春。校书天禄合，才子即云津。”［12］（卷39）对其赞誉有加。此后又去信一封，“恭惟判府直阁，学传省斋之衣，职屈士元之骥，以三十年涵养之充实，久遁其光，与二千石协同于寅恭，姑小其试。”［12］（卷56）誉美之余更兼鼓励。嘉泰二年，周纶赴任赣州，又去拜访杨万里，杨万里作诗为其饯行，“碧落仙人出作州，青原诗伯左承流。江山得助催新句，风月平分入胜游。清献濂溪两宾主，崆峒章贡载赓酬。旧时缘水红莲客，南望旗幢鬂已秋。”［12］（卷41）对后辈既给予关爱，又抱以期许。
四、结语作为南宋庐陵两位杰出的士大夫，杨万里和周必大自绍兴庚辰始交往，到嘉泰四年周必大去逝，两人交谊长达五十五年，不仅体现在他们的私人关系和友情上，而且还体现在他们给庐陵地域留下的深远影响。
杨万里和周必大是相互钦慕的一对知己。周必大称誉“友人杨廷秀学问文章独步斯世。至于立朝谔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当求之古人，真所谓浩然之气，至刚至大。以直养而无害，塞于天地之间者。”［11］（卷19）庆元四年，周必大作跋语时又称：“诚斋家吉水之湴塘，执诗坛之牛耳。”［11］（卷48）周必大去逝，杨万里十分伤心，不仅写有祭文，还亲自上坟祭奠，他写道：“萎此哲人，骑彼箕尾，干折天柱，坤隤岱嵩，国亏股肱，道丧师宗，天乎痛哉！……公自绍兴奋繇诸生，独提一笔，万人莫撄，遂收双科，遂入三馆，遂掌丝纶，遂首辅赞。中兴以还，孰冠词臣，维汪龙溪学士曰‘真公出其后而出其上。’发帝之令，有一无两……”［12］（卷103）饱含着对老友去逝的惋惜与哀痛。从两人的密切交往来看，我们似可为《宋史》本传称“万里为人刚而褊，孝宗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以及《两朝纲目备要》载“周必大与杨万里居同州，二人论不合。必大得政，万里独不得登从班”的不实记载提供平反的有力素材。
杨万里和周必大一起传承和发展庐陵文化，成为庐陵的名片。庐陵人罗大经撰文记录了两位前辈的交往片段，将他们誉为“庐陵二大老”，“庆元间，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杨诚斋以秘书监退休，实为吾邦二大老。益公尝访诚斋于南溪之上，留诗云‘杨监全胜贺监家，赐湖岂比赐书华。回环自辟三三径，顷刻能开七七花。门外有田供伏腊，望中无处不烟霞。却惭下客非摩诘，无画无诗只漫夸。‘诚斋和云’相国来临处士家，山间草木也光华。高轩行李能过李，小队寻花到浣花。留赠新诗光夺月，端令老子气成霞。味论藏去传贴厥，拈向田夫野老夸。好事者绘以为图，诚斋题云‘平叔曾过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苍松白石青苔径，也不传呼宰相来。’”［3］（P210）元人刘将孙称羡家乡时亦着重提到了杨万里和周必大的风采，“东南百五十年来，庐陵文字为盛。胡澹庵奇博如彛欵鼎识，周益公典裁如金科玉度，杨诚斋清峭如冰松雪栢，二三大老，风流相望，大启迪于后人。”［15］（卷10）
宋人祝穆在介绍吉州时称：“醉翁之文而澹庵之忠；益国之勳而诚斋之节”和“议论文章则有六一翁之学；勋名事业则有平园叟之贤。胡澹庵慷慨排和，不为势屈，带牛佩犊谩游魑魅之乡；杨诚斋刚方立操，岂但文鸣，锋猬斧螗伫筑鲸鲵之观。”［16］（P365）理宗时诗人方回曾对他心目中的庐陵描述道：“江东自鄱泝江西，郡曰青原洲白鹭。欧阳文逮周益公，诚斋诗传杨长孺。比户弦诵家书灯，子往为师异瓜戍。”［17］（卷28） 在他看来， 周必大的“文”和杨万里的“诗”称得上是庐陵文化的代表，他们的交谊便同庐陵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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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将孙.养吾斋集[M[.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3－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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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方回.桐江续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3－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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