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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军国思想教化民众 日本侵华谋划了三百多年 [打印本页]

作者: wolong    时间: 2005-9-21 17:20
标题: 军国思想教化民众 日本侵华谋划了三百多年
   1590年,日本封建领主首领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就处心积虑地要以武力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他狂妄地提出,先攻占朝鲜,然后进攻平津一带,再占领整个华北,最后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建立一大帝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大陆政策”的雏形。1592、1596年,丰臣秀吉先后率军入侵朝鲜,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几年后,丰臣秀吉病死,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德川家族“闭关锁国”,“大陆政策”的实施一度搁浅,但是,侵略中国的妄想却从没有停止过。

“日本诚为中国永久大患”

18世纪左右,日本所谓的“经世学派”诞生,核心思想就是鼓吹“雄飞海外”、“霸占中国”。1823年,日本的军事思想者佐滕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扬言:要“征服满洲”并“将中国纳入日本的版图”,因为中国的土地最为辽阔、物产最为丰富、兵源最为强盛。贪婪之心毫不掩饰。

1868年3月,明治天皇发布《天皇御笔》,宣称要开拓疆土。于是,用武力征服中国和世界的计划就开始在日本国内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1872年10月,日本首先拿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开刀,宣布吞并琉球,设琉球藩。1873年,日本建立了近代常备军,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强调效忠天皇。第二年,日本借口所谓“保护日本居民”,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部3600余人入侵台湾,发动“征台之役”。台湾民众奋起抗击。由于清朝政府的屈辱妥协,最后签订和约,以向日本支付50万两白银,换取日本撤退其侵台军队。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对外用兵,其目标就是侵犯中国。当时的高官李鸿章等已开始认识到日本“诚为中国永久大患”。

1875年,日本思想者福泽谕吉发表《文明论概略》,10年后又发表《脱亚论》,鄙视朝鲜和中国抱残守缺、停滞不前,认为这样必定会亡国。他劝诫日本不能与朝鲜、中国平等而视,而应该“脱亚入欧”,与欧美列强一起成为瓜分中国的一员。

1882年8月15日,参事院议长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提出,要以中国为“假想敌国”。1890年12月,他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在帝国议会众议院上发表施政演说时,就大肆宣称要把朝鲜、中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1890年10月,日本发布《教育敕语》,强调全民要忠于天皇,对普通民众进行军事教育,并规定“神道”为国教,强制人民信仰,宣传天皇就是“人间活神”。这种神化天皇的教育就连天皇本人也渐渐以为自己就是当今人神。有时,天皇半夜起来听到有风声或其他一些吵闹声,竟自言自语说:“是伊势呀!”痴想自己在同伊势神宫遥遥对话。他洗澡时,也只将下半身泡在浴盆里,幻想自己上半身有神附体,生怕弄脏。这种痴想进一步加深了天皇和其大臣抢占中国的野心。


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中国的蠢蠢欲动。1894年7月,日本发动旨在吞并朝鲜、掠夺中国辽东等地的甲午战争。日军攻占大连、旅顺、海城等地。日军侵占旅顺时,不分军人平民,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先后屠杀6万余人,旅顺城仅有36人活了下来。1895年,日军先后侵占中国威海、鞍山、澎湖、台北、台南等地,借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和《辽南条约》,攫取2.3亿两白银巨额战争赔款,并割走台湾。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出兵达2.2万多人,攻陷天津、北京,借《辛丑条约》从中国掠走近4000万两白银,并取得在中国天津、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1904—1905年,日本借日俄战争的胜利,吞并了辽东半岛,又将东北北部和蒙古东部纳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06年,日本成立关东都督府,加大对东北的殖民统治。1912年,日本策划“满洲独立”,企图分裂中国。


侵华的始作俑者丰臣秀吉画像

  “吞食的对象是中国和朝鲜”

1906年,当时在参谋本部任参谋的田中义一中佐,向陆军元帅山县有朋提交了一份题为《随感杂录》的长篇意见书,阐述了在日俄战争中所感知的经验与教训。山县熟读之后,赞许不已,下令田中草拟国防方针案,这就是次年4月4日出台的日本历史上第一份《帝国国防方针》。《方针》中昭然地写明“吞食的对象是中国和朝鲜”,为实现这个目标,“陆军需要25个常设师团,海军需要战舰2万吨共8艘、装甲巡洋舰1.8万吨共8艘”。为满足军力的财政需求,日本专门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一面以每股200日元的价格,鼓动日本民众购买股票,另一面借此机构加紧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和掠夺。

与此同时,在日本社会中也兴起了“国家主义”思潮,在黑龙会系头目头山满以及许多学者,如高山樗牛、德富苏峰等鼓动下,日本国民开始以“大国民”身份自居,响应政府的号召,纷纷为日本的军力发展出钱出力,呐喊助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本政府趁火打劫,认为这是向中国内地伸展势力的好机会。海军总部一度决定向武汉增派军舰,陆军则认为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已经来到。此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和政策相互制约,日本才暂时在对华问题上没采取大动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趁“欧洲的大祸乱”,轻松地抢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和南洋的全部权利。1914年10月6日,日军占领济南后,将山东铁路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要求中国政府撤去警备铁路的中国官员和宪兵。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可是,日军非但没有撤军,反而向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欲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包括要求中国的港湾和岛屿不得让渡或租借给他国,聘用日本人为中国的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等等。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一战给了日本诸多“天佑”的机会。战后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国,正式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海外殖民地和保护国已经超过了本身的国土面积,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第5位,高校也增加了4倍,铁路交通也大有改善,民间企业和个人纷纷为国家筹资,以期在国家的对外扩张中赢利。

1917年,日本一度提出要修建朝鲜半岛与日本本州岛之间的对马海峡海底隧道,以加快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步伐。但是,鉴于耗资巨大和工时过长,该计划才作罢。

1919年8月,一个在中国流浪10年的日本年轻人北一辉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强烈主张建设天皇直接统辖下的“新日本”,进而建立成一个一统亚洲、规模宏大的亚太帝国。这就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也是日本式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原版,足足影响了日本20多年。


《田中奏折》

“日本帝国理想”也在军方蔓延滋生。1921年10月27日,在德国的巴登一巴登温泉的一所蒸汽浴室里,3名出国学习的青年军官(其中有后来成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光着身体泡在雾气蒸腾的矿泉中,就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大问题达成共识。回国后,他们决定组成一组11人的核心力量,其中有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河本大作、矾谷廉介等,他们都是后来炸死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乃至太平洋战争的主犯。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提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见左边图片中的划线处),这就是全面系统地阐述对华侵略野心的《田中奏折》。此后,日本开始有计划地在中国部署兵力,实行臭名远扬的“大陆政策”。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铁路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士兵,在中国军营———北大营南六七百米处的柳条湖,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炸毁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枕木。事后,反诬中国军队所为。10时40分,日军第29联队开始向沈阳攻击,“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第一把战火从此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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