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中外经济学人士 张五常在北京说什么了？

点评中外经济学人士 张五常在北京说什么了？

　　一生只有“两招”

　　周二，张五常在北京开讲。上个世纪60年代，此公和经济学大师科斯搞出了一个新制度经济学，声名远扬；三十年后，“张五常热”悄然兴起。

　　张五常何许人？合约理论创始者，被称为华人经济学家第一人。三十年前执教芝加哥
大学经济系，32岁时以博士论文《佃农理论》轰动西方经济学界，与弗里德曼、科斯、舒尔茨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创造过一个光辉时代。在北京的热烈演讲中，这个不用数学的经济学“奇才”透出天机，他一辈子就靠两招吃饭：(一)个人会争取在局限条件下的最大收益；(二)需求量越大，价格越低。这两招用了四十年，越学越浅，越看越深，不曾错过。

　　据说，也正是这两招成就了他的不二“法门”——合约理论。张五常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此论解释现象，手起刀落，令“黑板经济学家”汗颜。除夕夜他曾在香港街头卖橘，验证价格理论；在香港广东道卖玉，琢磨信息成本；在美国和养蜂人一起住，求证合约理论。

　　张五常深得西方一批经济学大师欣赏。有一次，科斯讲课时有人提问：“世上有没有人引用你的思想是对了的”？科斯说：“只有张五常。”张五常自己这样讲。

　　当年芝大经济系的这批人中，已有8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据说，与他们打个平手的张五常也被提名今年的诺奖，因此，他此行格外为北京学界所关注。

　　我曾被诺奖提过名

　　在张五常的讲堂，国家经贸委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立起了一个屏幕，写着“预祝张五常教授竞夺诺奖成功，为中华民族争光”。

　　本报《新经济周刊》记者首先发问，请他证实是否已获诺奖提名？“这是没法证实的，它是一个秘密，不过我应该是被提名过的。”

　　此前，香港有报道说，张已获诺奖提名，此版本北京经济学界亦有流传。“我的感受是，中国的青年人希望我拿到这个奖”，张五常说。

　　他说有一种可能是帮我的《佃农理论》写序言的人在诺奖委员会工作了十七年，曾做过主席，他在文章中说到此事，张五常笑着说。

　　记者查阅了商务印书馆出的《佃农理论》，作序者名叫拉斯.沃林，他在书中说：“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市场现象。假如要把胜利的桂冠给某个人的话，在我看来就应该是他(张五常)。”

　　其实，张五常与诺奖委员会的“交情”还是深厚的。1990年，诺奖五年一次的研讨会上，他曾应邀宣读过一篇产权与交易费用的文章，结果科斯获奖。是年，虽然科斯获奖，张五常却在大典上发表演讲。

　　一位学界人士说，60年代芝大的那批人8人得了诺奖，该轮到张五常了。《经济学消息报》主编高小勇坦言：不夸张地说，张五常是合约理论的创始人，如果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是此论。

　　点评中外经济学人

　　没有经济系的学生不知道上个世纪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和6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这两个光辉时代，华人世界里只有张五常打入了主流圈子，成为话语权力人。内地经济学家很在乎张五常的评价，无论是“山药蛋派”还是“海归派”。

　　周二的演讲中，张五常“青梅煮酒论英雄”，对内地他最欣赏的经济学人做了一番品评，被画圈的主要是北大的人马。“周其仁的研究路子与我的最接近”；“在理论题材方面，张维迎和我比较接近，他的师父是拿了诺贝尔经济奖的，张维迎有天分”；“我认为樊纲是一表人才”；“林毅夫的师父提拔过我，他师父的师父也提拔过我，所以，我跟他的渊源很深，相交多年”。

　　然而，更“过瘾”的还是听张五常评说从1960年的芝大出来的诺奖得主们。“斯蒂格勒和你辩论时总是抢先你一步赢你一点儿，非常自如；弗里德曼会帮你一下的，如果你想抢先，他还会称赞你；科斯是大思想家，顽固得很，任何问题只要一进脑子他就会日思夜想；舒尔茨蛮怪的，他的本领是什么重要马上就去研究，有的人只会思想，比如我，但有的人却是思想的经理人，如舒尔茨。”

　　当回忆起芝大的往事时，黑肤白发的张五常显然激动了，粤语越说越快，语调也近乎悲凉：“当年的芝大是一种现象，现在都散了。再过2个月，弗里德曼就90岁了；舒尔茨已经不在了；斯蒂格勒也不在了；科斯去了老人院；贝加也退休了。大家都差不多了，不过，那一代人是最光辉的。”

　　打赌：放手金融，上海五年超香港

　　张五常周一到达北京后，去了一趟三里屯酒吧街，另类北京时尚让这个香港老头子激动异常，“哎呀，北京都快失守了”，他开玩笑说，“以这样的发展，我很难不看好中国”。

　　张五常的预测是出了名的。1981年，他写过一篇风靡一时的文章《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此文大胆预测，中国一定会在十几年后选择市场经济。文章一发表，反对者无数，只有科斯说他可能对。

　　激动得摊开手后，张五常语出惊人：如果放开外汇管制，大手放开金融，5年后，上海会超过香港；20年后，上海一带会成为全世界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中国将在21世纪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其实，三年前，张五常就在香港发表过《上海势将超过香港》的文章，观点是：财富500强已有一半在上海下注，而不是广东；上海的太阳比香港早出一个小时，证交所开门早一个小时；上海的消费价格只有香港的四分之一；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还没有给市场足够信心。

　　张五常说，他可以和听讲者下注赌一把，“我搞了四十年学问了，我从来没有看错过。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1986年我发表文章《日本大势已去》；1988年，加拿大的人问我，他们的经济何时复苏，我说最早要到下个世纪初；1996年我说香港要有10年的经济不景气。我不是看风水的，但我能看到局限条件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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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有何利器？专家“是是非非”说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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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五常的利器

　　张五常教授在国际经济学贡献的理论方面主要有两个。第一，他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等人，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贡献几乎是一块儿上的。另外有一个合约理论，夸张地说(他)可能是理论创始人之一。有些报道说教授说得诺贝尔奖是佃农理论，我猜可能是合约理论方面。


　　第三个方面，教授在方法论上的贡献。方法论的贡献对中国经济学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从他今天的演讲还感觉不到他对真实世界分析的有用。他现在有两本书，一本是商务出版社出版的多年的文集，另外是在香港的经济学的解释，两个不同的版本。第一卷、第二卷，还有第三卷。如果看见已经出版的一二卷，就会发现他把整个经济学，起码我们经常使用的经济学做了很大的简化，凡是跟解释真实世界无关的东西都去掉了，但是对解释真实世界有用的东西都做了很深的发挥。

　　教授在几十年里解释世界只有两招儿，一个是需求定律，看似那么简单的东西。第二是人在局限条件下的最大化。事实上(第二个)应该是第一个的假设，人在局限条件下最大化，通常在什么局限条件下，他说最本质的局限就是交易费用，怎么把交易费用处理在价格需求上，看起来很基本，但是非常高深。

　　另外一个方面，教授概括得很好，双管齐下。要解释一个事情，肯定要有假设。但是教授的假设用的极少。所谓假设都是抽象的。第一，要可以观察。第二，可不可以证伪。这两点他坚持始终如一，用得很少。一般经济学理论有很多复杂的假设，但是教授一般不用。教授为什么只用两招儿？我猜想这两招儿经常可以在现实中观察，另外，可以证伪。

　　海外的经济学家回来了，他们带着数学工具，一些老的经济学家、原来面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感觉有点窘迫，有点不好意思，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你说真实世界，老百姓也说的是真实世界，你说的真实世界跟老百姓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学数学的是不是自有乾坤？不是这样的。教授讲的真实世界并不是老百姓眼中的真实世界，你是经济学家应该有经济学的工具。本质数学只是技术的一种，这个可以学习，但是有一种功夫，教授提供的工具需要你潜心学习，需要你的智慧。就像凯恩斯讲的经济学是一门简单的学科，为什么缺少出类拔萃的，这些知识是用在选择约束条件，为什么解释这个事情？要用这个约束条件，而不用那个条件。为什么解释山西的坠落，要用贪污制度化来解释，而不是用真实世界解释，这方面大有考究。教授是琴棋书画(皆通)，他理解约束条件显然要大大高于学院里的经济学家。他有一句话应该汲取，真实世界是学院里的经济学家最怕去的地方。

　　-文/高小勇(《经济学消息报》主编)

　　标题为编者所加

　　是是非非说五常

　　2001年秋季我应某些报刊之邀，连续写了两篇批评张五常某些言行的文章，后来分别发表在2001年12月26日(实际上此文的发表被延迟了一个月)《文汇报》的“学林”版上和《经济学家茶座》第7辑(2001年9月份交稿，2002年1月印刷，2月份发行)，我之所以要特别提及这些细节的具体日期，是因为后来有些媒体发表的文章中对我这两篇文章的起因及撰写和发表日期有些不准确的推测，甚至认为我是受到某些学者的影响才想到要写这样的文章，这些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可能因为我是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个公开发表文章对国内高等院校中“张五常热”现象表示异议的学者。

　　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对张五常热的冷思考》从时间顺序上说实际上是后写的一篇，因为《文汇报》是日报，所以即便已经被延误了一个月，该报上刊载的这篇文章仍然比季刊更早被读者发现。文章发表时编辑所采用的标题实际上是原来的副标题，而原先的主标题是“经济解释与解释的经济”。此文发表后，国内外报刊和网络等媒体广泛转载或评述，因此一时间我成为若干张五常崇拜者围攻的对象，甚至因此成为不少媒体持续关注的焦点。

　　关于我批评张五常的想法和动因，其实在这两篇文章中均有所交待。但是仍然有些人给我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用自己的主观臆测来判断我的动机。尤其当某些人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组织围攻我之后，有些朋友和学生感到非常愤怒和不平，希望我进行回应和反击，有不少报刊也希望我再写些批评张五常的文字发表，或者对那些攻击我的人予以反驳，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感觉这些人对我的批评过于情绪化，甚至有失理性和逻辑的内在一致性。

　　我的主观愿望是给“张五常热”降温，而客观效果却是“增温”，这一轮的热潮甚至超越了以往的程度。虽然目前有关媒体不断提出采访的请求，我不想就此题目再做发挥，因为我不想在此事上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希望那些攻击我的人不会逼迫我做出回应，大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本人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应当承认的是，张五常的确是非常具有个人魅力的。他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结束之后提出要见我，并且亲切地搂着我面对众多媒体的镜头合影，表现出这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的大度、宽容和性情的率真，差不多立刻让我喜欢上这位特立独行的老顽童。虽然他可能不会接受我的意见，虽然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辈学者，他的许多优点值得我终生学习。我一直强调的是，我对张五常某些言行的批评并非否定他的地位和贡献，也不是对他个人的全面评判，而只是针对他的某些过分夸大其词的言行和目前国内高等院校和社会上存在的某些令人担忧的现象。

　　如果有些人一开始就是以“看热闹”的心态来看待这场争论的话，那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希望表面的热闹最好到此结束，而内在的争论将可能持续下去。比如说经济学教育体系是否应当全面更新？张五常式的研究方法与教育方法是否对中国内地的青年学生更为有效？如果想要证明后一点的话，恐怕要有劳张五常教授另办一所学校，全部用张式方法训练，如果有朝一日这些学生中能够出现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即便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只要能够出现类似于张五常在经济学界中地位的一批人，就可以证明他的方法是值得普遍推介的。争论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双方力量大小的对比，而是通过事实和时间来证明的，让我们几十年之后再回顾这样的争论，到时自然一清二楚。

　　-文/夏业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关于张五常的争论中，高小勇和夏业良俨然双方主将。《张五常的利器》是高对张五常4月23日下午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本分析》讲座的现场点评(节选)，此前高小勇有《五常之谤》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夏文则是张五常4月24日北大演讲之后应本报之约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