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大亨沉浮录

　　龚家龙进了监狱，和死刑犯关在一起，对于一个曾拥有两家上市公司，曾被誉为“中国民间石油第一人”的商人来说，这无疑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但在三年多后，事情又出现了突如其来的转折。

　　2011年初，龚家龙的案件由湖北当地法院重审。龚家龙被宣判无罪。一年多的牢狱生涯，就像是命运给他开的悲哀玩笑。

　　但这个商人出狱后并未金盆洗手，不问世事。重回人们视野，他还是“不安分”，游走多国，收购数家石油公司。

　　2011年的年末，在京城最豪华的俱乐部50层的角落，说起往事，他不时微笑。他说自己心情好、身体好，还能干事，还想做大事。

　　“中国是走不了回头路了。你说全部回到国有企业，能行吗？不能。”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这点我还是乐观的。”

　　“湖北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人”

　　龚家龙说起话来，表情总是淡淡的。很少有明显的愤怒和喜悦。只有说起石油梦想来，眼角的皱纹会明显地加深，那是种没有声音的笑容。

　　1954年，湖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喜悦中迎来了一个婴儿，起名龚家龙。17岁时，龚家龙就脱离了家庭，背叛了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上世纪七十年代成为江汉油田石油井架上的一名工人。

　　中国少油，尤其是中部地区。稚气未脱的他在江汉平原大找油的口号鼓舞下，站在石油井架边，看到喷射上来的浑浊的水。他不知道，今后自己的人生会因为这种遍寻不得的黑金而改变。

　　随后，龚家龙被调入湖北轻工业物资局。他胆大心细，头脑灵活，待人真诚敢揽事儿，后升为车队队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买一袋米一匹布都需要指标。车队需要一批车，没钱，也没指标。

　　龚家龙却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主张从国外买一条废旧的船。运到江边，将船身的钢板拆开，拿到上海、北京等地换汽车。那时候钢材紧张，车厂的生产能力也有限，有钱也买不到，但用钢铁却能换购。市价四五万元一台的北京吉普，他只要花一万多。

　　从这时候起，“交换”两个字，便成了龚家龙的发家手段。缺什么，“就去换回来”。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以物换物好处多多，减少了资金成本，也减少了手续上的审核。在他看来，这是“高效的生意法则”。

　　倒腾香烟为他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那来自一江之隔的湖南常德。

　　由于开车四处走，他听说常德市卷烟厂正因为生产线上缺原料而焦急，他也恰好知道，千里之外的河南因烟叶的大丰收而欣喜。

　　于是，龚家龙把河南的烟叶运到常德卷烟厂，换来成品香烟。带着车队拉香烟回湖北卖。他自称，现在常德卷烟厂的产品“芙蓉王”香烟在湖北卖得很好，和他当年的这一举动还有很大关系。

　　一个月赚了三百多万元。这是香烟带来的暴利，这也是龚家龙大生意的开端。

　　“当时邓小平说，要打破行业界限，能赚钱的都可以做。”龚家龙觉得，这事儿“领袖都开口了”，应该没什么可担心的。

　　但隐患也由此埋下。他个性倔强，在起初做生意时，认准的事情毫不退让。当地的某个工商单位来买香烟，要求卖给他们出厂价格。龚家龙不干。“你们换来是出厂价，可不可以卖我们也出厂价？”对方这么问他。龚家龙还是不点头，“我已经送他们一盒了，还让我怎么办”。

　　香烟的生意做到第三年，风向标变了。中国开始大规模打击“投机倒把罪”，龚家龙被人称为“湖北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人”，被审查了整整一年。“奖金、工资都没有了。”

　　这是龚家龙第一次惹上祸事，但他并没有因为安然度过而后怕。相反，他还想要干大事业，1988年，他彻底离开国企。

　　湖北省荆州地区生产生活资料产品经销公司是他的第一个公司。他又用交换手段，换来社会上急需的商品。冰箱、车辆、洗衣机等等。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他卖什么都赚，两年后，即身家千万。

　　我们可不可以上市

　　很快，倒腾“冰箱彩电汽车”这样的小生意，他已经放不进眼里了，龚家龙迷上了石油。

　　计划经济时代，县处级的干部才能用液化气，供应紧张。长期全国跑，他知道东北辽河油田有很多油，但运不出来。龚家龙又出大手笔，他买了个火车车皮，把油拉了回来，“敞开卖”，销售极其火爆。

　　“石油”成了他生意的“主旋律”。上世纪80年代末，海南岛撤区并省，百废待兴。龚家龙盘算，海南当地没有油气资源，燃料多以木材为主，这是未开垦的处女地，于是，他赶到海南，建了一个大油汽站。

　　1989年，他成立海南龙海石油液化气公司。后来，他又在湖北建立了荆州储运站，在1993年更名为“湖北天发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是个大生意，仓储、运输、原料，各个环节都需要大把的资金，手续也更繁杂。

　　虽然龚家龙已经“倒腾”出在旁人看来丰厚的家底，但做起这样的生意，还是有些力不从心。他开始向朋友和生意伙伴募集资金。

　　很快，他遇到了时代给他的大好机会。在深圳，龚家龙亲眼见到证券交易大厅里，人们红着眼睛排队买股票。到处在嚷嚷炒股，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股票兴盛时期。他并不完全懂这“股疯”的原因，但兴奋地问自己，我们可不可以上市？

　　在那个时代，很多募集资金的商人，因为非法集资罪进了监牢，他躲过了一劫。原因在于，他的上市募集资金的手段与别人不同。

　　上市并不容易。和现在人们熟悉的上市环境不同，当时的中国，没有投资机构在屁股后头追着要投资，也没有多少资产翻倍的案例可以学习。他的第一感觉是，“找政府”。

　　龚家龙对湖北政府晓之以理，如果当地有一个石油公司，按照惯例，当地税收就业等能有多大的好处。此外，龚家龙还激动不已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梦想。试想，若湖北出现了中国最大的民营石油公司，这对湖北会有多少好处？

　　1996年，挂着“国字号”招牌的“湖北天发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交易所上市，成为拥有全国民营石油企业唯一所有牌照齐全的石油类上市公司。鼎盛时期，在湖北湖南两省，龚家龙拥有100多个加油站和3座万吨级加油站。这个时候，后来中国石油的两大巨头中石油、中石化，都尚未组建。

　　湖北省政府的支持显然功不可没。毕竟，石油生意，路上关卡重重，从批发到零售，从销售到仓储，手续接起来，可以成一条长龙。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扶持，龚家龙，一个毫无背景的商人要在那个年代让自己的石油公司上市，简直是天方夜谭。

　　南昌天发油库

　　2005年6月29日，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龚家龙（右）在成立大会上接受祝贺。图/CFP

　　这仿佛是那个年代的中国商人的宿命。当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中时，商人就要一点点撬开合作的大门。

　　其实，龚家龙心里清楚，任何恩惠都有要报答的时候，今后他或许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历史上盛宣怀、胡雪岩这些“红顶商人”的命运，他从很多书里都看到过。

　　有人说他是骗子，“内外两本账”

　　需要龚家龙“报恩”的时刻，很快来了。

　　在政府的授意下，90年代中后期，龚家龙接手了多家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10亿多元的负债，那些企业的员工，厂房和设备，龚家龙“几乎没怎么反抗”，一并接了手。

　　他的理由是，“政府培养了你，你不能……”

　　随着石油公司的上市，他还新开了几家农业公司，希望带动湖北的农业发展，毕竟湖北是个农业大省。“这也是我们对湖北政府的承诺。”他说。

　　以菜籽油公司为例，石油公司上市后第二年，龚家龙的天成油脂厂开工，到2000年建成投产，年加工油菜籽30万吨，被国家八部委授予了“国家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龚家龙记得，最鼎盛的时候，一年要接待各党政机关企业参观团高达900人次。这也成为湖北省的一张漂亮名片。

　　他做事魄力十足。只要发现机会，就一头扎进去，快速落实。这让他快速成功。

　　有一次，他陪同湖北省某官员一同出差丹麦。他们一起吃当地优质的瘦肉型猪排，觉得跟中国的猪肉口感相差很大。官员叹了口气说，如果我们中国也有这样优良的瘦肉型猪就好了。

　　龚家龙立刻把丹麦优良的猪种引入湖北，通过几年的建设，中国最大的瘦肉型种猪场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不管是油菜籽，还是食用油，还是养猪厂，龚家龙都颇为自得。投入农业没有足够资金，他就申请成立了三峡基金，由湖北省政府的支持，借用国家的部分资金来投入。菜籽油公司后来也上市了。

　　他在这条路上也走得更远。这也是外界认为他惹祸上身的一大缺点，“太敢想，太敢借力。”

　　还有媒体评论，后来龚家龙企业产生了大问题，和他接手一堆烂摊子企业，战线铺得太长有关，“资金链紧张，负债二十多亿，出了问题。”

　　龚家龙的管理也一度被外界诟病。有媒体援引了这样的“知情人”表述，“当时内部管理极其混乱，根本毫无公司治理可言。”

　　相对内部的混乱，更糟糕的是，外部环境也面临着剧烈的变化。随着1998年两大石油公司的重组成立，原来一盘散沙的国有销售体系，迅速被整理为强大的两个系统。龚家龙的对手，由一个个地方小公司，变成了巨无霸的央企。

　　他开始感受到了压力和煎熬。1996年，他有成品油零售资质，“后来遇到垄断”，零售资质被取消，经营非常困难。

　　龚家龙的公司曾一度失去牌照，只能买两大公司的高价油，惨淡经营。他曾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直到2003年后，才重新获得国家批文。

　　一次随着石油部前部长出国访问的机会让他灵机一动，“国外行业商会很有地位。接待我们的都是这样的商会，集合了实力强的民营企业家。”得到一些官员的支持，他就大胆组织起商会来。

　　同时，给他鼓劲的还有国家的政策。2005年，国务院颁布《非公经济36条》，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石油等垄断行业。龚家龙把它当做明显的信号，振臂一呼，挑战两大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成为行业的带头大哥，带领众多石油商人寻找上游资源，开拓下游市场。一时，龚家龙名声更甚。

　　但时势难违。2004年起，“天发石油”因连年亏损，进入了ST行列，成为了垃圾股。他与政府的关系，也由蜜月期进入紧张期。很快，龚家龙被荆州市政府一脚踢出天颐科技董事会，收归国有，一夜之间，公司和龚家龙毫无关系。

　　此时，也是一个微妙的关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一批民营企业获得成功。但是论起出身，很多都是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媒体开始讨论起关于民营企业的“原罪论”，侵吞国有资产的反对声也比比皆是。

　　在资金链紧张、产权问题纠纷引发社会重新清算的氛围下，龚家龙头上的光环迅速褪色，这一次他再没有那么幸运了，有人说他是骗子，“内外两本账”；有人说他侵吞国有资产；即便那些和他亲近的朋友，说起他来，评价也是“满腔热情，梦想大，但执行力差”。

　　2006年，在一个论坛上，龚家龙在众人的注视下被带走。不过，他好像预料到了这一幕，把发言稿叠好，放进口袋，面无表情的转身，平静极了。

　　被带走一年多后，2008年8月，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挪用资金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龚家龙有期徒刑一年零七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不过，该判决宣判不久，自2007年初便已被刑拘的龚家龙，便“刑满出狱”。

　　“不能像过去那样，打了土豪分了田地，然后就完了”

　　直到出狱，龚家龙仍然确信自己没有问题。

　　在监狱里的生活，他并不愿意多谈。只是说起，进去的那年，湖北下了特别大的雪。室外温度零下几度，他被要求站在室外大雪中反省，和死刑犯关在一起。这不是玩笑，那个年代，没拿过国家一分钱，只是借用了“集体帽子”办企业的商人，甚至有因为贪污罪名被枪毙的。

　　在监狱，他有很多时间读书。读胡雪岩，读巴菲特，他推崇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在实业家里，他最佩服王永庆。

　　他还记得，49岁那年，曾经去台湾面见85岁的王永庆。当时，王永庆建成了一个二千多万吨的大型炼油厂，刚投产。龚家龙去那个小城一样巨大的厂区参观后，激动不已。

　　他永远记得那幕，他毕恭毕敬地对王永庆说，我没有办法跟您比，您干出那么辉煌的成绩。

　　王永庆安慰他说，小伙子，有点信心。我现在85岁，这个炼油厂开工时83岁，你离我开工时的83岁还小得多呢。

　　“和王永庆比，我还算年轻，还能干事，不是吗？”他反问道。

　　的确，出狱后，他并未像有些人预料的那样，要休息一阵子，而是马上投入了他的新事业里。

　　2008年秋天，湖北一个偏远的县城，风呼呼地刮。刚出狱的龚家龙，站在江边的丘陵上，对着一片荒原，眺望他心中的油厂，那个想象中的石油帝国。

　　入狱前，他也曾站在这里，雄心勃勃，准备从沙特买入原油，建造2000万吨的炼油厂。那时，江上水汽氤氲，六艘巨型轮船在江面上载着他的原油，形成一张不需要石油管道的流动运输部队。这是他从王永庆那里得到的梦想。

　　2011年，龚家龙的案件由湖北当地法院重审。龚家龙被宣判无罪。他被命运撞了一下腰，好像过去种种都是玩笑，一年多的牢狱生涯，原来是莫须有的罪名。

　　在等待罪名被洗清的那些时间里，龚家龙也没有闲着。北美、南美，他花了两年时间，转了个遍，最终在加拿大收购了两处上市石油公司和一个钾肥公司。同时，龚家龙还在找回因过去定罪而失去的资产，“不能像过去那样，打了土豪分了田地，然后就完了。”

　　闲下来时，这个身在异乡独自打拼的中年男人，也会想想朋友规劝他的话。

　　“我的老部下也曾对我说，让我退休，游山玩水得了。但人一生是短暂的，你一生之中总得做点事情。现在油价这么高，跟美国一样，你说美国的人均收入多少？中国又多少？我能打破垄断，在海外多开采点石油，不好吗？”他说道。脸上的表情很柔和。

　　回想过去多年的起起伏伏，他将其归结于“国家法制的不很健全”，“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改革开放这个年代，很艰难地一步步走过来，摸着石头过河。用现在的眼光看以前，确实没有规矩”。

　　不过，他不后悔对石油铁了心的“追求”。而他的操作手法，和多年前又如出一辙。重新谋求和国资、政府的合作来落地项目。所不同的是，这些项目在海外，法律法规健全，他更心安。

　　有人用“红顶商人”来称呼龚家龙，他断然否认。

　　“我的个性不适合当官，但我是做大事的人。我还是想着为国家做点事，虽然母亲有时候让你受了点委屈，但你的心总还是向着她的。”他说，“而且，石油这样的行业，国家迟早也是要放开的，垄断下去，没有一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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