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峰并峙”到“千壑竞秀” ——略谈新世纪以来江西小说创作

    有人曾经用“两峰并峙”来描述新时期江西小说创作概况。所谓“两峰并峙”，即指江西小说创作在绿色乡土书写和红色革命题材创作两个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新时期以来，陈世旭的“小镇”系列、熊正良的“红土地”系列、傅太平的“小村”系列、胡辛的“陶瓷”系列、李志川的“鄱湖”系列、杨佩瑾的“天意”系列、罗旋“南国烽烟”系列、邱恒聪的“井冈山”系列等，这些富有地域特色和历史厚重感的小说创作不但立足于赣鄱大地，书写了独具魅力的本土文化，而且走向全国，成为当代文坛一道不可忽视的亮丽风景。当然，毋庸讳言，当我们回望江西新时期小说创作时，无疑会感到欣慰与忧虑并存，正如老作家杨佩瑾当时所提出的，素来以稳健持重著称的江西作家在题材、故事、典型、主题、手法等方面存在着难以逾越的“五老峰”。

然而，今天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再次检视江西小说创作时，我们会欣喜地发现，“而今迈步重头越”，近年来江西小说创作已经在生活的广度、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高度三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一

新世纪以来，江西乡土小说在关注日常乡土生存状貌的基础上，继续向人性深处和底层边缘拓展，创作出一批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佳作。陈世旭的“鄱湖谣”系列小说用敏锐的目光及时捕捉了转型时期乡土社会诸多复杂变动的讯息，以充满质感和张力的语言，对民间乡土所蓄积和敞现的人格光辉与人性温暖进行了细微洞察与诗意书写。李伯勇笔下的乡土世界有其独到的视角和领地。他的“幽暗家园”四部曲（包括《轮回》、《寂寞欢爱》、《恍惚远行》、《旷野黄花》等四部长篇小说）深植于故乡赣南边地客家文化和历史的深处，以忧虑而深邃的目光打量这片土地和它的乡民在现代历史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全部幽暗与辉煌。丁伯刚是一个乡土的沉思者和放逐者，他擅长表现社会转型时期失去温馨家园而孤寂漂泊的游子形象，近作《落日低悬》、《路那头》、《唱安魂》、《有人将归》、《宝莲这盏灯》等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怀着“寻求别样的心理”背离故土，然而焦灼的陌生感、漂零感又使他们无法融入异乡，于是总是陷入归乡与离乡的失望和痛苦之中。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世纪以来江西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收获，刘华的《车头爹车厢娘》虽然讲述的是几代铁路人的生活故事和诸多“个体生命破碎的呢喃”，但是从文本所表露出的文化立场和叙事姿态来看，作者分明是在试图把乡土叙事的经验融入到铁路新村的书写中，以传统的乡土文化理路建构当代铁路人的新村伦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刘华的《车头爹车厢娘》为我们提供了“后工业化”时代的新村叙事伦理，昭示了乡土书写新的可能与期待。

上世纪末以来，开放多元的大众文化在极大丰富和改善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泥沙俱下地带来了功利性和世俗化的大众消费审美趋向，从而使得传统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被改写或遮蔽。然而，江西革命历史题材书写却在这一大众文化语境中仍然以执着的姿态表达了对革命历史和传统的敬意，坚持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原则，以史诗的笔触艺术地呈现了近现代以来发生在赣鄱大地上的革命历史风云。刘华的《红罪》把逡巡的目光投向宏大历史的背面，贴近赣南土地上最广大最默默无闻的一群，重构革命历史与乡土大众的血肉联系和精神纽带，不仅以沉重的笔触在历史的粗粝处触摸生命的疼痛，而且以悲悯的情怀在命运的无常中谱写人性的悲歌。叶绍荣的《日出苍山》真实反映了秋收起义宏阔悲壮的历史风云。贾献文、陈光莲的《雾满龙岗》《兵暴》（获全国长篇小说大奖赛二等奖）生动描写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和“宁都暴动”的真实场景。张学龙的《安源往事》艺术地呈现了毛泽东、李立山、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早年领导的安源革命斗争。温燕霞的《红翻天》（获第十一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通过“红鹰宣传突击队”女战士的斗争生活和情感纠葛，反映了第五次反“围剿”前后赣南苏区历史情景。卜谷的《少共国际师》“带着战争年代赣南大地特有的红土气息和铁血史迹”真切呈现了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一支特殊红军队伍“少共国际师”浴血战斗的革命青春。

显而易见，近年来江西作家在坚守乡土和革命历史书写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艺术上的创新和突破。尤其是在革命历史书写方面，他们自觉地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在尊重历史基本事实的前提下，重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在革命历史的大背景下展现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伦理，让读者和观众在生气淋漓的细节中触摸历史的真实，感受艺术的魅力，在全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整体格局中彰显着自己的地域个性和艺术魅力。

二

新世纪以来，江西小说创作不仅向乡土和历史的深处掘进，而且还把创作视角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在大学叙事、小城叙事、官场叙事、都市情感叙事和底层叙事等方面涌现出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作家群体，呈现出千壑竞秀的繁荣景观，其中阿袁、阿乙、陈蔚文、欧阳娟、杨帆、陈然等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以学院知识分子题材著称的阿袁近年来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连续四次荣登中国小说排行榜，并先后获上海文学最佳短篇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北京文学奖和中华文学新人奖等各类小说奖项。阿袁小说大多描叙的是大学校园里的生活故事。《长门赋》、《老孟的暮春》、《郑袖的梨园》、《子在川上》、《鱼肠剑》等“大学叙事”拆解了大学外的传统高墙，敞现了学院内的现代生活，把精细典丽的笔触伸向了生活和人性的深处，接通了学院与闺阁的人性通道，照亮了生活世界的隐微，敞现出真挚的人生情怀，其娴熟自如、化俗为雅的言说方式和婉转细腻、典丽精工的语言风格已足以让我们对她未来的创作怀有更多的期待。陈蔚文擅长用幽默微讽的笔调表现现代城市青年丰富的情感生活和幽微的内心世界。在她笔下，中学生朦胧的“早春情事”、打工仔蠢蠢欲动的暗恋情怀、女护士不能生育的内心怅惘、小职员对爱情的热切期待、家庭主妇疑虑丈夫出轨的张皇失措、单身女性都市漂泊遭遇的尴尬无奈等等，这些现代城市青年丰富驳杂的情感心理无不得到真切、细腻的呈现。阿乙是近两年在小说界迅速蹿红的新锐作家，先后获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凤凰网年度十大好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南方人物周刊青年领袖奖等。北岛称“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他对写作有着对生命同样的忠诚和热情，就这一点而言，大多数成名作家应该感到脸红”。在《模范青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灰故事》、《鸟，看见我了》等作品中，阿乙把敏锐的触觉伸向小城底层灰色地带，冷静而细腻地叙述一个个貌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人生故事，他把这些故事称作“世上最无聊最慵懒最绝望最不振作的事”，表现出加缪式的虚无和卡夫卡式的荒诞。阿乙小说试炼的时间不长，但手法娴熟老练，叙述简洁、克制、深刻。

近年来，“80后”新锐欧阳娟以其眩人的写作姿态在文坛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引发各方关注。《中华读书报》称之为“‘80后’官场小说写作第一人”，梁晓声甚至说她改变了自己对“80后”的看法。翻阅欧阳娟目前已出版的四部长篇小说不难发现，从《深红粉红》、《路过花开路过你》到《交易》、《手腕》，这位“80后”新锐已拥有“青春物语”和“职场叙事”两套笔墨，前者以纤细绵密的笔致，在青春梦幻的浅吟低唱中追忆如花的往事，咀嚼流逝的忧伤；后者用成熟稳健的笔调直面复杂多变的职场人生，烛照曲折幽微的人性世界。欧阳娟小说较少浮现在文本表面的情感激愤，更多的是沉潜在叙事底层的冷静思索和细腻解剖。这种理智的写作动机和沉稳的叙事方式对于一个“80后”的女作家来说，尤其难能可贵。以中篇小说集《瞿紫的阳台》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的杨帆常常在喧闹的都市背景下探寻深层的人性问题。她对人生或人性的看法似乎有着深刻的悲观，在她的小说中总是充斥着家庭的破碎、婚姻的离弃和爱情的背叛，譬如《瞿紫的阳台》、《妈妈的男人》、《吃石榴的男人》、《毒药》、《迷途》等大都如此。在新近崛起的江西青年作家群中，陈然专著于底层叙事，在近作《手》、《我是许仙》、《我们小区的保安》、《亲人在半空飘荡》、《我们村里的小贵》、《幸福的轮子》中，他一如既往地用温婉而悲凉的写实笔调关注社会转型时期挣扎在城市或乡村底层的工人、车夫、教员、保安以及家庭主妇和村姑弱女。对这些遭遇苦难和不幸的底层人们，陈然没有单向度地表示同情与怜悯，而是既对他们的坚忍和善良表达应有的敬意，也对他们的软弱和卑鄙发出了质疑和批判。这种从不幸中剥离痛苦，从卑微中表现崇高的叙事策略和表现方式，使得陈然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当下底层叙事浅表化的狭隘和局限，而具有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在社会转型文化多元的当下，江西青年作家群的小说写作也许与社会宗旨、时代旋律、道德说教无关，他们把艺术的触觉伸入常常被人忽视的生活领域和人生细部，以各自的敏感和勇气建立起隐秘世界与公共生活的精神联系，他们指向的是生命感悟、生存智慧、叙事方式和语言艺术等小说的多维向度，惟其如此，才使江西小说创作拥有生命的活力，洋溢青春的激情，蓄积美好的期待。

“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小说存在的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米兰·昆德拉语）。新世纪以来，江西小说创作从“两峰并峙”到“千壑竞秀”，无论在表现生活的广度、思想的深度，还是艺术的高度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在未来的文学行旅中，还应拓开视野，贴近生活，塑造个性，积极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狂欢。有理由相信，伴随着江西经济的崛起和文化的繁荣，文学赣军必将为文学兴赣谱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