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绑架了出租车

谁绑架了出租车—— 兼与张天蔚老师商榷

刘远举

不出所料，听证之后，北京出租车要涨价了，在众多参与听证会的人当中，仅有一位表示反对。目前，舆论多不赞成涨价，而是觉得应该减少“份子钱”。对于这个问题，张天蔚老师认为，减免“份子钱”就是天津模式，仍然存在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与政府无关。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份子钱”的确不是问题的关键，而只是数量管制的结果，但解除数量管制，却存在很大的阻力，天津的情况就很典型。目前，天津出租车行业数量紧缺、车况差、服务差，拥有牌照者坐享垄断利益同时还能得到纳税人的补贴，这些都极度不合理，而政府增加数量的政策却遇到车主的强烈抵制。



新增牌照，原有牌照的垄断溢价会被稀释，价格必然下降，损及车主利益，车主必然会拼死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采取经济纠纷暴力化的方式，集体行动，酿成群体事件。在维稳压力下，地方政府立即会改变态度，最后，各种名目的补贴就出台了。这样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政府改革，伤及车主利益，车主发起罢运集会，政府维稳，收回政策或给予补贴。



天津出租车改革的阻力来自于车主，这个情况是现实存在的，但是这并不能说这种阻力有其合法性，也不能由此推出政府没有责任。



谁也不该是政府的宠物，不管是劳工阶层的车主，还是各种权贵。司机的行为，说白了，无非欺行霸市四个字，虽然这种行为有其历史原因，是一种公共治理领域的困境。但是，面对这种困境，政府双手一摊，告诉公众：“看，是他们的错，我没得任何好处，我没错”，然后，顺水推舟的给出补贴、涨价措施，显然是一种不作为。



从直观来看，政府的这些做法显然是错的。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由于扭曲市场要素的因素往往非常明显。所以，直觉往往能直指问题的答案。不过，政府到底错在哪里了呢？现象和答案之间可以推究。



首先，政府造就了欺行霸市的车主群体。政府的数量管制是始作俑者，并且没有及时的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出租车数量。



其实，即使不做严格的市场研究也能明白，当出租车牌值钱的时候，一定意味着数量过少。但是，政府放任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并通过固定数量，允许拍卖等方式把这部分人的利益合法化、固化下来，滋生出牌照拥有者这样一个既得利益群体。显然，这并不能美其名曰：尊重市场。因为租值就是车主在劳动之外的额外收益，最终来源在于数量管制之下消费者被损害的福利。



作为市场的看护人，政府并未尽到职责。实际上，给予补贴、扩大预算的过程和政府官员的内部人利益并不矛盾，相反，所有政府都有预算扩大化的动机，所以，这种花钱维稳，补贴司机，不过是政府的顺水推舟。



所以，天津市政府不但不能说“从始至终倒几乎没犯什么错误”，反而是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犯错。而“人民”虽然从来不是利益一致的高尚的大多数，但那些“坐在电脑前表达道德愤怒的人”，直觉的把出租车问题归咎于政府，却并没有错。



那么，增加工会是一个好办法吗？工会虽然可以增加司机的理性，但是，司机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本身就是理性的。允许出租车车主组织工会，只会加大他们的理性程度，进而加强他们集体协同的意志与能力，进而增加出租车车主的利益。在研究欧美工资模型时，工会就是一个使工资具有更多刚性的因素，使工资易升难降。



其次，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政府的不作为有其根源。



消费者由于利益微小且分散，很难有集体行动能力。但在一个正常社会中，公共治理领域有其通常的逻辑与流程。虽然消费者缺乏集体行动能力，但数量更大，更容易影响社会治理层面的政策。他们可以通过舆论影响政治，让政府承受相当大的政治压力，最后不得不利用政治智慧、资源去解决问题，否则就必须承担后果。



而且，消费者在大制度的框架下，很容易通过各种形式集体行动，最终达成群体之间的妥协。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民众的听政与问政。



所以，虽然民主机制也存在诸多低效的问题，但是，却很少出现少数人绑架大多数人的情况。撒切尔夫人敢于强硬面对煤矿工人，从根本上讲，就在于其自身权威来自选民，并对之负责。



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太一样，政府不太怕舆论，也没有对公众的敬畏，在维稳压力下，更怕集体行动。出租车市场的治理困境，本质上，是政府忽略无集体行动能力的公众，讨好一部分集体行动能力更强的群体。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社会治理机制。



这种社会治理机制的失效，在微观上，表现为出租车治理困境。听证会制度的失败，以及招致的不信任，不过是大的公共治理制度缺失之下，政府毫无顾忌的讨好更有集体行动能力群体的一个最生动、最典型的例子——没有大众的“听政”，就没有政府真正的“听证”。



当然，出租车问题，并非一个城市的问题，所有城市都面临政府政治权力结构造成的公共治理领域的困境，但作为整个问题中的一环，政府是绝对谈不上无辜两个字的。



那么，有不有一招鲜的办法呢？简单的来说，是有的，那就是市场。因为扭曲市场的因素就在那里，明明白白，一招鲜的方法，在绝大多数时候能够消除这些因素，解决问题。但是，现实的世界往往更加复杂，人们不见得能够接受这些强硬方法的阵痛，也不见得能够接纳效率大过公平。所以，我们不但要市场的原则，还应巧妙的应用市场原则。



天津出租车的情况，来源于政府不恰当的数量管制，以及更不恰当的牌照合法转让。显然，第一批拥有牌照的人，从群体而言，肯定是拥有更多行政关系资源的人。政府的这两个错误，让这一批人通过转让，合法的把对公共利益的侵占转为了现金收入，并脱离了这个体系。然后，接棒者理所当然的会攻击任何减小他们资产价值的改革措施。



政府的过去错误，不清晰的政策预期，都让他们这种行为有了一定的合理性。于是，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但是，在最基本思路不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寻找到更巧妙的办法。目前新增牌照，在牌照已有价格的情况下，多采取拍卖形式，这种形式的就等于政府得到了出租车牌照的垄断溢价，同时，稀释了现有车主的资产价值，本质上是和他们争利益，车主也就会剧烈反抗。



如果换一个角度，免费的向现有车主派发出租车牌照，从收入上看，由于现在的出租车市场，特别是天津的出租车市场是一个弹性极大的市场，供给数量增加，虽然会使单车利润下降，但却会带来总利润的增加。



目前天津的牌照价格大概在50万元，月租金在4000元，这刚好在十来年收回投资，牌照不过是收入的资本化反映。所以，一方面，由于单车的收益减少，单个牌照的价值仍然要被稀释，但另一方面，现有车主手上的牌照增加了，车主的资产不但不会减少，甚至有可能增加。实际上，总利润的增加必然体现为总牌照价值的增加。这样，在增加出租车数量的情况下，车主的利益并不会受到伤害，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巧妙的、多赢的办法明明白白、简简单单的放在那里，问题是，没有听政的大众，政府是没有动力去做的。反而是寻求政府本身的预算最大化，权力最大化的方法，不管是补贴，还是拍卖新牌都是如此。这实质上是在与民争利，怎能谈得上尊重市场，“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呢？可见， 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应该归咎于政府——理性的推导和大众键盘前的愤怒直觉有着惊人的相似。

(注：本文原标题为《听政与听证——兼与张天蔚老师商榷》)


【编辑按】关于“打车难及出租车市场改革困境”，张天蔚先生日前也曾在《大家》撰文，角度与刘远举先生有不小差异。有兴趣的读者请移步：

张天蔚：《出租车改革且勿一刀切——以天津出租车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