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巧家官员：土地是党给的 不能由农民掌握

云南巧家官员：土地是党给的 不能由农民掌握

　　巧家前夜

　　“我们村这里已经是第四次征地了”

　　62岁的邓国英本来很不情愿去签《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但是2012年5月10日以前不签字的话，“房子一样要拆，划拨的安置地块也没你的份了。”她抱着1岁零两个月的小外孙，红着眼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5月7日开了动员会，8日宣布开始签拆迁协议书，10日是签约的最后一天。按原计划，当月15日就要开始宅基地的拆迁。

　　云南省巧家县白鹤滩镇迤博村的拆迁没有安置房，每个人都得拿着补偿的钱，自己去划拨的安置地上重新盖房子，而邓国英所在的村民小组6组具体会安置在哪里，还没个具体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她可能也得像前一个拆迁批次---5组的许多人一样，在废墟里或者半山腰的临时安置地搭个简易棚子“过渡”。

　　5月10日，还只是上午9点，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太阳已经开始烤人。

　　邓国英背着外孙，陪家人一起在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排队。她家负责签字的是25岁的女婿唐天荣，排在她后面的是她弟媳妇，30岁的冉。

　　冉玩了一点小心思，说：“姐，你看咱都是一家人，你让我先签吧？”

　　排名在前面先签的，根据县政府的规定，按照一定的比例会有所“奖励”。

　　邓国英没有计较，就让她走到3个工作人员面前的桌子旁边先签了，女婿唐天荣紧随其后。彼时的邓国英心情沮丧，根本无心计较，迷迷糊糊地完全不知道也无法预料，在那一刻之后，她和她的家庭将迎来什么样的命运?

　　第四次征地

　　虽然才签协议，早在2011年9月，邓国英就已经成为了实质性的“失地农民”。

　　那时候，她家的4分耕地上，已经结起了黄豆，眼看着就要成熟。她的大孙子也开学上高一了，大孙子的父亲早亡，母亲多年前已经改嫁，十几年来全靠邓国英种田、给人带小孩赚点钱来养活。大孙子第一学期的学费是1400元，还差300块没凑够，邓国英巴望着地里的黄豆快些熟了，卖了钱给孙子交学费。

　　2011年9月22日，几百名邓国英口中的“警察”，带着5台挖掘机，一鼓作气把她家的地，连同其他村民的大约几百亩地，全给挖掉了。

　　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原本僻静的山里小县城，多年来从未出现过如此大阵仗。

　　相对而言，邓国英比7组的郑永江要幸运一点。

　　9月23日，挖掘机开到了7组的农地上，冲动的郑永江装了一矿泉水瓶的汽油，泼在自己身上，并且冲进挖掘机的驾驶室，叫嚷着要跟驾驶员同归于尽。

　　结果，他家的两亩多地没保住，自己也被行政拘留5日，紧接着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三缓四，在看守所里呆了近7个月才被取保出来。

　　根据巧家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述，当日郑永江试图阻止的，是巧家县城区规划征地补偿指挥部的“现场施工”。

　　“我当然不服，我还要上诉。”郑永江对本刊记者说，“我从来就没有签过任何协议，我家的地甚至都没有丈量，就直接被挖了，我种的芒果也直接被挖了。”

　　郑永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迤博村7组和8组的地，是为了瑞鑫地产公司的白鹤花园房地产项目而征。

　　实际上，瑞鑫为了这个项目，早就已经进入巧家，几年前就建好了售楼中心，但是地一直没有征下来。

　　“我们村这里已经是第四次征地了，”郑永江说，“90年代修过境公路（云南303省道），征过一次，因为是公共建设，大家都支持了；第二次是说修客运站，结果征来荒了7年没修，最后建了堂琅鑫苑小区；第三次是说修人民医院，又荒了四五年才动工。”

　　“这一次，我们都不同意了，我们都知道是商业性的房地产开发，但是政府官员后来却解释说这个征地是为了城市的重新规划，为了白鹤滩水电站的移民安置。”

　　迤博村的多位村民都向本刊记者表示，他们不相信“征地是为了移民安置”的说法。那些按捺不住的房地产商们，早都已经在各自的“势力范围”架起了广告牌，甚至建起了售楼中心。

　　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征地是和白鹤滩水电站工程的移民安置相关，这个旧城规划和改建的项目就应该由三峡集团公司来埋单，显然不能再让地产商来经营。

　　被政府征去的地，除了用于白鹤花园等楼盘，其他还有些规划地块可以再买回来，只不过，以6.5万~8.5万/亩价格征出去的地，再买回来就得80多万一亩。迤博村7组和8组的村民告诉本刊，这是想继续在规划区内经营汽车修理店的村民询问所得的回复。

　　“开发商就要死了”

　　“这一轮征地，迤博村涉及7个村民小组，共被征了2200亩土地，其中1600多亩是农田。”迤博村4组的前任生产队长，70岁的邓崇林对本刊记者说，“7组8组是为了瑞鑫的白鹤花园，1组4组是为了江源地产的城市花园小区，还有几个地产公司分了其他几个组的地?”

　　面对本刊记者，巧家县国土局数位官员回答不出来巧家县一年究竟有多少征地指标，也说不清楚迤博村到底被征多少亩地，只是否认村民说法的“客观性”，并特别强调巧家县的征地补偿标准已经是全昭通市最高。据称清楚具体情况的分管副局长陈泽荣，婉拒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巧家县城乡规划与建设局规划所长杨力宏向本刊表示：迤博村的征地，跟白鹤滩水电站的移民安置没有关系。巧家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潘勇亦证实了这一说法。

　　杨力宏说：“全国早就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实际上巧家成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才刚刚起步。白鹤花园这些项目，开发商已经来了七八年了，土地征不下来，县委县政府可以说是伤尽了脑筋，为这些征地拆迁的事情。”

　　“土地本来应该是公有的嘛，应该是人人都有一份，为啥现在掌握在农民手头？并且他这个土地是共产党拿给他的，不是像旧社会那样一点点积累下来的。”杨力宏对征地拆迁政策的宽松度持保留意见。

　　他认为，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民，比较起没有土地的城镇居民而言，算是“贵族阶层”，城市里面的人什么都没有，还不是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计。失地农民能获得一大笔钱，却为什么得“包抬包埋”，什么都要政府来做，这样岂不是“养懒汉”？总有一些漫天要价“敲诈勒索”的人，他们的工作是不可能做得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哪里有那么多钱来处理这些事情？比如在某些地方，修一条路，钉子户就在路中间坚决不搬，政府竟然就没办法把他搬走，那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形象在哪里？”

　　杨力宏告诉本刊记者：“县委政府被逼得没办法了。再不推进，巧家来的房地产开发商就只有死掉了。城市化进程也没办法推进了。”

　　城市化“大跃进”

　　多位巧家的官员向本刊记者表示，他们对白鹤滩水电站充满期望，因为这个国家级的大型工程将前所未有地拉动地方的发展。

　　巧家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亦无支柱产业，长期以来以农业为主。如果不是建白鹤滩，难以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而现在，不仅公路通畅了，白鹤滩一旦蓄水，巧家就成了一座湖光山色的水岸城市，正好打造“西部三亚”。

　　按照巧家县2010年制定的总体规划，巧家将打造“湖滨生态旅游城市”。规划区范围是62.2平方公里。原来2平方公里的县城，到规划期末也就是2030年，要达到11.1平方公里，现在5万左右的人口要增加到12.5万。

　　白鹤滩水电站开建之后，海拔825米以下的淹没区涉及移民人口约5.5万人，其中百分之七八十要安置在县城规划区范围内。

　　而按照昭通市给巧家下达的“城镇化”任务，在“十二五”期间之内，巧家的城市化水平要由目前的14%达到30%。

　　在这样的压力下，巧家县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该县的战略是每年以0.5平方公里（即750亩）的速度推进城市化进程。在他看来，这“大跃进”一样不切合实际。他认为，一个城市要发展，要有基本人口，也要有产业支撑，现在巧家没有什么产业，无非就是等着一个白鹤滩水电站今后带来的一些水产和旅游业。

　　房地产项目的大举进入，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几大水电站淹没区以下的人，偏好到巧家来置业。因为巧家的基础建设、居住环境相对而言更好些。

　　巧家县本身是一个生存空间有限的山地县城，再发展和扩展，就是不断地往山上开发。

　　因此，面对几大水电站未来数十万移民，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增长，生存空间成了竞争性资源。同时，水电移民、城镇拆迁等新矛盾，也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一个巨大的课题。

　　2012年3月底，当本刊记者第一次路经巧家时，白鹤滩水电站的移民实物指标调查刚刚展开。在白鹤滩坝址附近的山坡上，巧家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潘勇告诉本刊记者，在与三峡公司会谈时，地方党委政府提出，“希望企业能最大限度照顾老百姓的利益。”

　　潘勇说：“当地县委政府，这个观点很明确，不能牺牲老百姓利益。我们的口号是要全力以赴支持国家建设，千方百计维护移民的利益，县委政府一直都是这么强调的，并且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多重世界

　　当下，不仅迤博村的村民面临着颠覆性的改变，七里村等淹没区的准移民亦闻讯而来，向本刊记者讲述在过去几年来，他们的土地大量被征或者以租代征的故事。

　　在如今的巧家县城里，工程车扬起的尘土随时拂面而来，整片整片的荒地和新小区、低矮的土墙老房屋交相杂陈。街头巷尾，各种“枪支、炸药、迷药、手机窃听、办证、K粉、黑车、贷款”的“牛皮癣”广告随处可见。

　　记者与一位国土局官员笑谈：国土局的大门口竟然喷着“枪支、炸药”的广告，这位官员嘿嘿笑着说：“这算什么，你去看公安局、派出所的墙上都喷着呢！??”

　　在最繁华的303省道上，路的一边有新评级的星级宾馆，另一边是正待拆迁的古早民居。俯临大路，不通水不通电的半山坡上，李登珍的“家”是另一个世界的建筑物。

　　穿着重叠补丁的上衣，裤子破了一个洞，草鞋连同脚满是灰土，今年74岁的李登珍是迤博村5组的村民。2012年4月22日，她家和同村的六七十户人家一样，摧枯拉朽的，房子被拆掉了。当然，他们都签了“同意”。

　　此后，她和老伴在半山坡的“临时安置点”搭起了简易棚，四面透光又透风，没有门，甚至连门帘都没有。同村的杨顺芳等人，则就地在被拆掉的废墟上搭了棚子住着，离他们很远。

　　4月23日晚上，一只流浪的小白狗悄悄来到他们的窝棚里，挨着李登珍和她老伴儿一起睡，大家从此相依为命。春天的荒山上还不算太热，到了五月中下旬，气温逐渐升到40摄氏度左右，晚上蚊子更是黑压压的攻击人。

　　“头这边，脚那边，点两排蚊香都不顶事。”李登珍对本刊记者说，“这里大概还能再让住一个月，但是一个月后再去哪儿，还不知道。两爷子才四分地，也赔不了几万块钱，修不起房子嘛。”

　　“巧家这些年来已经变得不一样。”迤博村的老生产队长邓崇林说，“最好的年代就是农田包产到户以后。那时候，我们打通的山泉还没有变成自来水厂和矿泉水公司，千亩良田都是最好的水田。那都是基本农田。种‘算优’稻，亩产大约1300多斤。后来水没有了，变成旱地，种麦子、花生、苞谷、甘蔗、四季豆、红苕，还有各种蔬菜，也是产量很高，因为这里的土质相当好，挖下去七八米才见硬土。”

　　猛然间，失去了土地或者即将失去土地，农民面临着生活环境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县城的色调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变得多彩而具体。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