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修河船上人

百里修河船上人

       1963年清明节傍晚时分，东门河边沿岸的简易木棚发生大火，当时只有八岁的孙水生，吃完晚饭正与小伙伴在河坝捉迷藏，看见自家不远处起火，吓得大声惊叫。一霎时，火势迅速燃起，一片火海，救火的人提着大桶小桶，来往穿梭，喊的哭的乱成一片。木质结构棚屋，在不到一个小时，从东门到南门头，全部化为灰烬。回到家中的孙水生兄妹，见到的是父母的眼泪，和茫茫夜色。孙水生不知道当时有多少户被烧，但是他一直生活在这里，现在家没了，剩下的是一片焦碳，和还在冒着的青烟。各级领导都来了，他们被临时安插到各个祠堂，一边生产自救，一边抚恤安置。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些来自上饶、南昌、赣州的船上人，从此离开朝夕相处的船舱和棚屋，那些在风雨中十几年的小木棚，慢慢为菜地所代替。1963年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政府对这些灾民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帮助，使他们感到温暖。
    “船上人”，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是本地人对这些来自上饶等地船民的代称。他们大多几代生活在水上，拖儿带女在外谋生，历尽人生苦难，走到哪里就栖息在哪里，居无定所，过着漂泊的日子。现在，我们无法得知谁是第一个来到修水的上饶船上人，为什么选择了修水，大规模来到修水又是什么时候。据黎连鑫先生告诉笔者，他经常听父亲黎广荣说祖父黎坤宗来修水的经历。黎坤宗，外号“黎和尚”，船帮领头人之一，雇有工人多名。每到一处，联系货源，平衡当地商家与帮会关系都靠他，在修河各码头有很高声誉，只要报上“黎和尚”名字，各字号老板都会提供方便。他应是最早来到修水的上饶船民之一，当时他到修水时，上饶人的船只仅有几条，时间应该是1945年前。在他的带领下，随后大量上饶人驾着船只来修水，一是为了躲壮丁，二是为生活所迫，三是修水不通公路，水运发达，价钱又好。
      义宁城自古是州治所在地，又是七百里修河上游最大商埠。这里山高林密，与湖南湖北交界，有上通湖广下通江的便利。抗战时期，修水又有驻军，运输物资多靠水运，船只下行直达鄱阳湖，上水可通渣津、山口、漫江等地。再加上修水盛产茶叶，又是粮食产地，输出量大，运回的是日用百货和食盐等，仅在义宁镇就有青云门和西摆两个大码头，可以停泊百吨的大船。因此一传十，十传百，大量来自上饶、南昌等地的船民，进入修水。最高峰时，据说外来船只超过四百多条，除了在外行驶的，在南门东门一带，长期滞留船只最少二百条。这是修河商埠的奇观，汛期来时，可谓帆影幢幢，本地的宁船，上饶、广丰玉山的刁子船，赣州的沙排子，永修安义的麻雀子，真是应有尽有。他们一般都是一户一船，刚来到这里时，就在船上吃喝拉撒，后来随着小孩的出生，和人口的增多，就在岸上打棚居住。至今人们都记得，在南门头东门河边，挤满了棚屋，居住的大多是船上人。当时居民仅有万人的义宁城，船上人最多时有千多人，改变了这座边远小城的人口结构。也是近代修水，继抗战期间大量岭背人涌入修水之后，又一次大的人口迁移。
      在今天东门牛排馆对面，曾有一个庙宇，船民落脚修水后，为了互相帮助，就借这里成立了船民协会，后来条件好点，船民多起来了，就正式成立了广信会馆，地址移到古家巷的一栋老屋。并订立了行会章程，他们因为居住在船上，所以平素商量些事，或有婚丧嫁娶时就有个场所。船上人生活很艰苦，出船的时候，远达上海、南京、武汉，近的也在南昌永修，出一次船，长则一二个月，短则十几天，遇到风浪是常有的事，有时还会遇上打家劫舍的坏人。相传从东门出发经彭姑、三都、武宁、柘林到永修的二三百里水路，有108只滩99道湾。船上人常年在风口浪尖上讨生活。义宁城刚解放时，城市面积不足二平方公里，但市井却十分繁华，许多外地人在这里经营店铺。修水素来民风敦厚，知书达理，对外来人口不歧视。一位年长的先生说，“如果本地人岐视我们，船上人也呆不住。”
      解放后，部份船民回了老家，大多数选择了留下。政府非常关心这些船民的生活，专门成立了水上医院和水上学校，让船上人能享受与本地人一样的医疗教育。1956年，在水上民主改革时的船舶定港定藉的基础上，把个体船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了修水木帆运输合作社，二年后，成立地方国营修水县航运公司。此后遇上三年困难，有不少人要求返回上饶老家，当时张友才（音）任航运公司书记，据说还是县委委员，面对人心不稳的船上人，他在大会上说：“如果有人非要回老家，我也劝不住，但单位再困难也要给足盘缠、带足大米，不能空着肚子走”。这话说得暖人心，后来人家觉得张书记好，想走的都不走了。
      1954年修水有了汽车站，公路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原来的轿子，人力车渐渐被取代，水运量逐步减少，随着1958年柘林水电站的开工建设，船运公司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船上人”已逐渐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与当地人融为一体，子女都有了新的工作，成为了新修水人。但是这些进入修水几十年的船上人，仍然保留着固有的生活习惯，保留着一口浓重的家乡话，这是一种根植于心灵深处的情结。
       采访中，在我的提议下，1945年出生的陈春香老人，唱起了船上人唱了几十年的《修河滩歌》，“东门一出二神滩，摇摇摆摆刷帚滩，上彭姑下彭姑，一块石头磴下滩，下水容易上水难，。。。。。”，这位阿姨不到一岁就随父母来到了修水，七十年了，一口纯正的上饶语音，低沉而又悠长，坐在旁边的几位长者，用心倾听着，像是又带进了父辈那段艰苦的岁月。断断续续的歌谣因为太长，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唱全，我也无法听懂，但被那些老船民的神情，以及低声的附和所吸引。他们唱的岂止是一首歌谣，和几百里千难万难的航运水路，而是饱醮辛酸，遭逢艰难险阻，充满悲欢离合的痛诉。他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巨变与新生，那是几十年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他们几代人引为骄傲的人生经历。（卢曙光2016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