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保护佳人孙维世林彪因此对其恨之入骨

wolong · 发表于 2005-10-4 15: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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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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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发生过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但他与林彪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个人交往。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李立三身为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和起义军前委领导成员之一，林彪只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中的一名排长。直到起义失败，互相间可能还未曾相识过。从此天各一方。1946年1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哈尔滨后，两人交换了位置：李立三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不到一年时间中，却连续发生了几件事情。 　　1、梅河口“放炮”埋下祸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15日，中央决定派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赴沈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各项工作。随即决定抽调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分率2万干部和10万部队开赴东北。 　　10月30日，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军队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天，中央电令：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任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任第二副司令，肖劲光任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程子华任副政委，周保中任第四副司令，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同时决定组建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陈云任书记兼军区政委，林枫任副书记，高岗任委员兼军区司令，张闻天任委员。 　　1946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电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政委。 　　同年1月16日，身为七届中央委员的李立三在离开祖国15年之后，从苏联回到哈尔滨。当时中央通知他留在东北局工作。同年3月6日，东北局扩大会议在抚顺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张闻天、李富春、高岗、李立三、彭真、林彪、陈云、罗荣桓、林枫、蔡畅，候补中央委员王稼祥、黄克诚、吕正操、王首道、谭政、程子华、李运昌、万毅、古大存、陈郁、肖劲光等，占七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三分之一，还有四名政治局委员。 　　会议由东北局书记彭真主持，任务是讨论东北地区的形势和我党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会议开始不久，因国民党军进攻抚顺，会议撤退到吉林省内与辽宁省交界处的梅河口继续进行。会期将近一个月，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梅河口会议”。 　　会上发生意见分歧：以林彪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在东北同全国一样，暂时还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主张放弃某些大城市(必要时，连哈尔滨也可以退出)和主要铁路线，以便把我们的部队抽出去剿匪和发动群众。整个东北的工作，要把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包括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壮大自己力量，然后才可能同国民党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 　　而以彭真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由于我10万大军赶在国民党之前来到东北，到东北后又扩充了20万人，已占据了军事要地，还有人民群众和苏联的支持，已经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而国民党军队远在四川，鞭长莫及，靠美国飞机运进东北的兵力有限，他们脱离群众，远离后方。因此，我们可以不放弃四平、长春等大城市和重要铁路线，以城市为中心，抗击国民党的进攻。 　　在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面前，曾经被毛泽东形容为“冒失鬼”的李立三，不仅明确表示支持彭真的意见，而且还补充道，在东北的苏联红军一定会公开。会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在苏联红军撤出长春后，于1946年4月18日进占长春，并开展了顽强的四平保卫战。这时，东北局内部在是否坚守长春的问题上又发生了意见分歧。鉴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党中央给东北局发来电报，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4月28日苏军撤离哈尔滨后，我东北民主联军立即进驻哈尔滨。经过与国民党军的激烈战斗，东北民主联军在继撤离沈阳、本溪、抚顺等大中城市之后，5月19日又先后撤离了四平、吉林和长春，转移到东、西满建立根据地。5月21日，东北局迁到哈尔滨，同时撤销北满分局。6月15日，党中央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李立三很快就发觉自己刚一回到国内，就又一次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并立即做了检讨。 　　由于李立三在梅河口会议上明确支持了彭真的意见，尤其是公开提出要改组民主联军统帅部，更是直接在反对林彪，自然为自己以后遭受林彪的迫害，深深地种下了祸根。 　　2、批评不留情，不怕被报复 　　李立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待同志特别是对待他的上级领导，一向都是很尊重的，处处都表现得彬彬有礼。李立三对人很和气，这是众所公认的。 　　1946年1月中旬，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党中央安排他留在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 　　当时，林彪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6月15日以后，又取代彭真担任了东北局的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的政委，李立三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虽然林彪比李立三年轻7岁，而且入党的时间也晚，但李立三时时处处都对林彪很尊重。每次开会，李立三总是把第一把椅子留给“林总”。即使林彪不到会，他也把这个位子空着。 　　但是，李立三对上级的尊重，并不同于封建的等级观念，作驯服工具。他在工作中对人对己要求都非常严格，特别强调要有时间观念，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遵守时间，尤其在战争年代，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败的关键。谁要违反，他是绝不留情面的。 　　有一次原定8点钟开会，只有林彪没有按时到达，大家都在等待他一个人。过了一阵，林彪才姗姗来到会场。这时，与会的人都笑嘻嘻地起身或点头与林彪打招呼，惟独李立三安然未动。待林彪坐定以后，李立三再次看了看手表，当众清楚而准确地说道：“林彪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2分钟！”这时，林彪瞪着眼看了看李立三，然后抬头望了望天花板，再垂下眼皮看着地板。李立三继续说下去：“我们一定要按时开会，希望以后没有迟到的同志。”一下子弄得林彪涨红了脸。这时会场上寂静无声，都为不懂世故的李立三捏了一把冷汗。　3、飞机藏人，终身受屈 　　李立三与林彪结怨，还与戏剧家孙维世有关。孙维世是周总理1939年从延安带到莫斯科去学习的一位烈士遗孤，后来在莫斯科艺术学院学习戏剧专业。1946年10月李莎从莫斯科来中国时，随同回到哈尔滨，从此就住在李立三家里。由于孙维世长得很漂亮又未结婚，同时被林彪与×××看中，为此争风吃醋。李立三见势不妙，就偷偷地把孙维世用飞机送到延安周恩来那里。因为，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把她送走后，总算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把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 　　谁知事情并未了结。1949年春，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以后，一次李立三在北京饭店理发时，正好周恩来也在那里。在交谈中，周恩来说道：“立三，你这个人就爱管闲事。”李立三不明白周恩来指的什么事情，反问道：“总理，你说我管了什么闲事？”总理说：“在哈尔滨的时候，为孙维世的事情，还值得专门给我发电报，不让她再返回哈尔滨去吗？”李立三忙解释道：“总理呀！我从来没有给你发过这个电报呀！”总理很不满意，严肃地批评说：“怎么没有？我就是收到过你的电报嘛！怎么又不承认呢？” 李立三见总理生气了，不好再作解释。后来，经过查对，原来是林彪的老婆叶群出于吃醋，生怕林彪把孙维世弄到手后把她遗弃了，就不惜盗用李立三的名字给周恩来发去上述内容的电报。而李立三也不便再为这些琐事去向总理进行解释。 　　其实，早在5年之前，林彪在苏联养病时，他就单相思爱上了孙维世。1938年3月2日，林彪在山西被晋军哨兵误以为是日军开枪打伤，于1938年冬在他妻子———“陕北一枝花”张梅的陪同下到苏联养病。当时，有许多革命先烈的后代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在莫斯科学习，如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蔡和森的儿子蔡博，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等。这群青年人对“常胜将军”林彪十分崇拜，经常到林彪那里去，请他讲一些井冈山、长征、平型关大战之类的故事。在他们当中，天生丽质、明艳动人，年已20的孙维世，特别引起林彪的青睐。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林彪趁张梅外出看朋友的机会，单独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来，直接向孙维世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向她诉说了他与张梅之间的“痛苦爱情”，说他和张梅很快要分手，要求马上与孙维世结婚。孙维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不知所措。林彪也没有逼她马上表态，说：“我真心的很爱您，我等待您的答复……” 　　1942年1月，林彪准备回国前夕，领着比他小13岁的孙维世在莫斯科河畔散步。林彪告诉孙维世，他已同张梅分手，过几天就要回国了，要求她跟他一块回国。孙维世委婉地拒绝道：“很遗憾，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回国。我正在念导演系，还没有毕业。”林彪也不好再勉强：“那我先回去，我一定等你。”她忙说道：“不，你千万不要等我，我还要学习4年哪！”林彪说：“4年算什么，多长时间我都等你。我决心今后非你不娶。” 　　林彪回国后并没有遵守他自己的诺言，不久就同叶群结了婚，1945年生下了林立果。 　　1946年10月，孙维世跟随李莎、林莉回到哈尔滨，出于对林彪的尊重，曾前往林彪住处去进行礼节性拜访。林彪一听说孙维世要到来，破例亲自迎接，热情款待，立即安排极为丰盛的晚宴。 　　当时，林彪是东北局说一不二、一手遮天的太上皇，他正在谋划着如何才能把孙维世追求到手时，又是不识时务的李立三打破了他的美梦，搅乱了他的如意算盘，把孙维世偷偷用飞机送到远离哈尔滨的延安去了。从此，林彪对李立三恨之入骨。 　　4、一张手写通知罢了官 　　众所周知，林彪早就提出，对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李立三对林彪这个提法，一直持怀疑态度。1965年5月，华北局在天津召开修改“工业七十条”会议，李立三公开在会上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学的提法有问题。”李立三还指出：“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再不能发展了。” 　　尽管当时有人向李立三提醒说，这是林副主席的提法，不同意李立三的看法，而李立三仍然坚持不改变自己的意见。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集中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批判。5月8日，一同志在发言中揭发彭真早在1946年东北梅河口会议上，就反对副统帅林彪时，同时点名批判“李立三同志在梅河口会议上，公开提出要改组统帅部”。这时，另一同志从中插话说：“梅河口会议，李立三打前锋，要改组统帅部。”说李立三在梅河口时就支持彭真反对林副统帅。李立三当时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对此情况不得而知。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于5月26日结束后，华北局一高级负责人就向一下属交代说：以后开华北局书记会议时，不要再通知李立三参加了。也不知道是由于他没有详说原因，没有引起下属的重视，还是由于下属工作的疏忽，忘记了给负责会务的工作人员传达，几天后(6月4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会议时，李立三照例来到会议室。那位华北局高级负责人看到李立三到会，脸色一变，马上宣布：“今天的会不开了。”与会人员只好分别离去。华北局高级负责人把下属狠狠批评了一顿。下属急速赶到秘书处向秘书科副科长李保中交代：立即给李立三写一个文字通知，停止他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因此，1966年6月4日，李立三就接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一张由李保中用钢笔写了一句话的通知：“立三同志：××同志传达，中央办公厅通知，停止你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 　　这样，李立三这位在1921年加入共产党，连任第四、五、六、七、八届中央委员，曾两任中共中央常委、实际主持过中央工作的老党员，在没有任何人说清缘由的情况下，就凭这个手写的一句话通知，便被罢了官。一位现任的八届中央委员从此就不能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更没有资格参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而且，从这次会议之后，李立三就被列入华北局机关第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特别是1967年5月25日，关锋、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接见华北局机关造反派时，公开点名李莎是“苏修特务”，李立三“里通外国”，宣布了李立三的“死刑”。在这个谈话不到一个月时间内，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就在造反派私设的关押地——北京三里河二机部基建局一位副局长的家里被迫害致死。 　　李立三之死，究竟与他同林彪之间的个人恩怨是否有直接的联系，至今还是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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