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潘琦刷微博刷到了凌晨两点。她跟着大伙一起骂政府，看到有人比自己骂得还狠，她心里才痛快舒服。第二天一大早，她气得怎么也坐不住，打开电脑整理愤怒的心情，最后毅然决定“收声做事”。


　　对社会政事，潘琦向来不太关心，除非是“那些大到不行的事儿”。汶川特大地震后，她鼓励身边的朋友给壹基金捐款，温州动车事故后，她在微博上帮忙转发信息。“顶多就是表个态，再多我也做不了。”

　　事后她回想，听到“退坪种树”时，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只感觉“家里东西被毁了，一定得出去看看”。“万一网上的图片是PS的，那我不是瞎愤怒瞎维权？网上说那40亿都用到黑影里了，是不是真的呢？”

　　她穿起雪地靴，抓起包就冲出家门，母亲在身后大喊“你干嘛去呢”，潘琦扔下一句：“研究种树去！”

　　她约上两个朋友一起开车“实地查看”。朋友们比潘琦还生气。其中一人住在海边别墅，这些天家门口突然种上一排大树，海景房已经变成“森景房”。另一人发现，自己最爱去散心解闷的心海广场也种起了高大密集的树，破坏了原本视野开阔的一片海景。

　　“有人不告诉你，突然就把家给改了，你能不伤心吗？”潘琦越看越愤怒，可愤怒无济于事。她怒气冲冲地质问施工现场的工人，但根本没人理睬她。

　　朋友笑潘琦“像在盘问别人”，“不会聊天儿”。在汇泉广场大草坪上，朋友慢悠悠走向一个“像管理层”的工作人员。“要种树了？我还想来这儿拍婚纱照呢！”朋友随口问起。工作人员马上回答“不是种树，还要种草的”，还不设防地谈起了工人的工资和预计工期。

　　潘琦突然意识到，“用平和平等的态度去对话，更能得到答案”。她也试着轻轻松松地与种树工人闲聊。有人告诉她“自己一天能挣120块钱，很开心”。没人了解树木的具体价格，但都知道“大树贵，得好好种”。对种树方案是否合理，工人回答：“这样种能不能活我们也不知道，但园林局给规定了，就这样种的。”

　　大半天下来，从没做过调查报道的她挖到了不少独家信息，她也发现网络上一些传言并不真实。这个年轻人说，事实让自己的愤怒“慢慢消解”。

　　晚上朋友聚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对青岛种树发牢骚，怨气延伸至社会的各种问题。“唉，你看这社会到底怎么了？”这是大家抱怨最多的一句话。潘琦脑子里却开始思考，“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我不是反对种树，但种树方案到底怎样确定的？种在海边到底合不合理？种的树到底能不能活？把草铲了再种好不好？”潘琦纤细的双手不断比划，抛出她想到的一大堆问题。

　　“这都是我出去调研后才开始想的，坐在家里我想不到这些。”窝在青岛家中，瘦小的潘琦穿着一身睡衣，抱起了泰迪狗“悠悠”。她说，以前自己过着悠然自得的小日子。

　　平常的日子里，她看到蚊子就害怕躲闪，开车的时候，一辆大巴超速，她会减速，自嘲：“哎呀，这车太大了，让它先过。”可这一回，潘琦认为自己一定得跟政府表达意见。

　　“如果我没有去做，等家完全变了样之后，我没法跟孩子说，你看看，都是政府不好！其实，是我自己没尽力。”潘琦说。

　　要表达意见，潘琦认为“先得整明白我们有没有权利去管种树这事”。她上网仔细阅读了《宪法》和《山东省行政决策程序》等文件，发现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咱做这个事没错，法律允许！”潘琦得出结论。

　　她还集思广益，从身边朋友、亲戚那儿搜集大家对种树问题的各种疑惑，然后在家里拨通了市长热线“12345”这是她唯一想到的表达意见的方法。为了不让父母知道，她把自己关在了卧室里。

　　等待电话接通的时候，潘琦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的一片大海，突然觉得“自己做的事特对”。可一转眼，她就成了被抛来抛去的大皮球。

　　“关于市内绿化方案的所有问题，具体情况我们不太清楚。”市长热线的女声态度良好地让潘琦跟青岛市建委联系，并转告她一个固定电话。可那号码久拨不通。

　　“每次都是嘟的长声，然后突然挂断。这政府电话难道是个空号？”潘琦纳闷，再拨“12345”。女声循例给出市建委电话，潘琦表示“打不通”，女声又给出了市建委下辖的园林局电话。

　　电话打到园林局，皮球却在内部继续转来转去。第一个接电话的人把皮球抛给“建设处”，“建设处”传球给“办公室”，潘琦用笔记录着不同部门的电话号码，甚至用箭头标出了各部门的传球动作。

　　最后，潘琦发现用不着记了，皮球又扔回了建设处。不过她没有生气。每回对方问她“你是哪里的”，她就语气平和地介绍“我是一个普通市民”。

　　“就像跟种树的农民说话那样，如果你抱着对立的态度，永远是冲突，没有答案。”潘琦说。

　　可电话另一头并没有准备好分享答案。“你要干什么？”“你问这些干什么？”潘琦留意到，工作人员的语气中常常带着警惕。“我想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决定种树的，种树方案是怎么制定的。市民想了解情况，在哪里能查？”潘琦一遍遍解释自己的意图。

　　办公室的人说这事归建设处管，建设处说还是先问问办公室。无论潘琦如何变着法子提问，对方始终没有提供任何答案。“我不能和你说，这些事情俺不知道，不能乱说。”“对市民我们不好说，有些问题现在不方便回答。”

　　“好的，谢谢。”她坚持每次都说完这4个字，才挂断电话。

　　“我不管政府看不看得起我， 我心里先把自己跟政府弄平等了。” 潘琦语速飞快地笑着说。她承认自己对政府的回应有些失望，但她更看重自己在27岁这一年迈出的关键一步。

　　“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当公民，第一次明确自己的权利，也真的去行使权利。”潘琦说。

　　她将这第一次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发表在网络上。一时好评如潮。网友们几乎一致赞许潘琦脚踏实地的公民精神，呼唤“中国出现更多这样的年轻人”。

　　“如果没有这些认可，我迈出的一步可能很快就缩回去了。”潘琦说

　　眼下，更多年轻人也迈出了这一步。4月13日，80后青岛人王赫接力打电话，一口气打了9个号码，从市林业局开始，皮球不断传递，最终抵达工程部经理手机。他不再“宅在家里”，而是四处拍照调查，了解青岛种树的实际情况。

　　“你想要怎样的世界，就先改变怎样的自己……让我们生活的青岛更美好！”王赫在微博中写道。

　　如今，潘琦并不想成为一个“全身心投入的斗士”。她想念做烘焙的快乐，还盼着与男朋友一块儿去尝尝新上市的笨NaNa香蕉冰激凌。

　　她期待有那么一天，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抽点时间，“很理智地拿起电话，或者通过其他正常渠道表达意见”。

　　知道潘琦在网上发表文章后，50后的父亲担忧她“做出头鸟不好”。“你整天理想理想的，理想能当饭吃吗？”父亲问女儿。

　　“理想是不能当饭吃，但没理想，我吃饭不香呀！”潘琦昂起头，干脆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