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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何种原因让中国艺术拍卖行业的发展远超艺术本身的发展,又是哪些人在过去20年主导着中国拍卖行业江湖,影响艺术、财富甚至中国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指标?《芭莎艺术》记者深入中国拍卖行业的核心地带,为你展现一个神奇的拍卖江湖。
艺术品拍卖,行业小,圈子大,一只小小拍槌下砸出的数字甚至能引起全球关注。《芭莎艺术》全球战略合作伙伴Artprice的数据称,2011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总额超过1000亿元,位列全球第一。
“我今年花的飞机票钱就快200万了!”董国强在2011年秋季拍卖季即将开始前说。
董国强是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艺术品经营行业的老大哥,他在2005年与刘益谦合伙成立了这家专营艺术品拍卖的公司。6年间,北京匡时单场拍卖成交额已经从2亿多元增长至20多亿元,2011年全年成交额突破38亿元。这种惊人的业绩增长是董国强在成立拍卖公司之初所未料及到的,更是在他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刚进入艺术品经营行业时所无法想象的。
晚于世界的中国拍卖
国际拍卖业两大寡头苏富比(Sotheby's)和佳士得(Christie's)分别成立于1741年和1766年,他们一度控制着全球90%以上的文物艺术品拍卖份额。在这两家拍卖公司成功运营200多年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文物艺术品拍卖才开始萌芽。
它的出现与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收藏传统极不相符,当然是有特殊历史原因。
19世纪晚期,西方国家商业和军事力量的扩张使得中国不得不打开它古老的大门,被迫“开放”。1874年,英国鲁意斯摩拍卖公司在上海最先开设了其在远东的子公司,随后英商的瑞和洋行与罗森泰洋行、法商的三法洋行、日商的新泰洋行、丹麦的宝和洋行等纷纷挂牌,开展拍卖业务。
光绪末年,北京崇文门大街上也出现了由外国人经营的鲁麟洋行,这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拍卖公司,主要从事衣物、家具等二手物品的拍卖。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家拍卖行在天津关闭。1986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拍卖业在中断了30年之后,于1986年在广州恢复成立了第一家拍卖机构——广州拍卖行。
虽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已经开始有拍卖行出现,但文物艺术品拍卖有其特殊性。
当时国家明令禁止私人私下进行文物交易,只有像北京文物公司、荣宝斋、上海朵云轩等一些国营的文物公司和商店允许文物买卖。当时的文物艺术品根本就没有市场概念,1980年代全国大概有70多家文物商店,它们的作用一是为博物馆收集文物,再就是出口创汇。文物价格由政府统一制定,每家商店都遵循同样的价格标准,价格只根据文物的成色和完整程度而略有浮动。并且文物商店每天定额收货,最多收2000件文物,满额就关门,因为没有多余的钱再收更多文物。
但是“文革”被炒家收为国有的文物,平反后返还到民间的多如牛毛,很多家庭虽摆满了明清字画、瓷器,却一贫如洗。成立于1993年的中国嘉德, 是内地最早一批文物艺术拍卖公司之一。据公司元老、现任副总裁寇勤回忆:“有一位在‘文革’后喜获落实政策的藏家,守着价值上百万家财的文物,却穷得装不起一部家庭电话,与其联系都是通过住宅小区电话传呼站的大喇叭实现。”
中国文物交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犹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气。
文物艺术品拍卖放在社会中,它是一个细枝末节的行业,即使是在它迅猛发展的今天,性质依然不会有根本性改变。所以它完全附着在社会的发展和政策改变上,尤其在中国,没有政策,一切都无从谈起。
或许正是因为特殊的政策,得以让中国拍卖业自发生长。
苏富比和佳士得完成亚洲布局时,中国尚不知拍卖为何物。苏富比、佳士得早在1973年和1986年便入驻香港进行拍卖,又分别于1992年和1993进入台湾,1996和1993年进入新加坡。在新兴经济体中,唯一得以“幸免”的是中国大陆,并非两家公司缺乏战略眼光,实乃大陆严禁外资进行拍卖的政策使然。
今天,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公司早已撤出台湾和新加坡,在亚洲独守香港,而它们未能触及的大陆,拍卖公司带着原始的野性,迅速成长,甚至反超。历史无法倒转,如果最初政策允许苏富比和佳士得进入大陆,不知还是否有大陆拍卖今日之景象。
政策夹缝中自发生长
1992年,中国台湾和香港拍卖市场已与西方接轨,然而大陆却尚未有正规拍卖公司成立。破土而出,更待何时?同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在经济大潮即将到来时,蠢蠢欲动的人们终于得到政策支持,形成中国特有的“下海”经商浪潮。
在这股浪潮中,年轻的董国强是其中一员。他决定辞去在海关工作的“铁饭碗”,毅然“下海”。经商后的董国强先后开办过运输公司和文化公司,短短几年内积累了数百万资产。因为董国强从小喜爱书法,并在1992年全国第五届书法展览获奖,因此结识了很多书画界朋友。一个从小的爱好,一个转折性的决定,让他和中国艺术品市场结下不解之缘。有了经济基础后,董国强成为最早一批艺术品买家。而那些渴望拥有艺术品又苦于没有便利渠道购买艺术品的人,也终于迎来了福音。
1993年6月,上海经营艺术品的国营百年老店“朵云轩”成立了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并举行了“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这次大陆史无前例的拍卖开始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以朵云轩为始,国营文物商店和文物公司纷纷陆续成立艺术品拍卖公司,这其中有北京文物公司于1994年1月成立的北京翰海拍卖公司以及同年由北京荣宝斋成立的北京荣宝拍卖公司。
建国后,位于北京的琉璃厂是中国文物主要集散地之一。位于琉璃厂东街和西街的北京文物公司和荣宝斋,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垄断着琉璃厂的文物交易,国营背景是他们唯一的制胜法宝。而他们旗下拍卖公司的成立,无形中将文物艺术品交易带进拍卖时代,也将他们自己抛向了自由市场的竞争中。
早于翰海成立半年,中国出现了第一家股份制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同年12月更名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中国嘉德以股份制形式组建,首批股东单位组成复杂,其中不乏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长城饭店、中国画研究院等国有单位。其积极意识是:它的成立打破了建国以来国营企业垄断文物艺术品经营局面。
显然,中国嘉德肩负了政府对文化艺术产业开发的探索责任。当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酒会在长城饭店东花园举行,场面空前。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文化部副部长徐文伯、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运之、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王金鲁等各界重要人士都亲临现场,一家拍卖公司能举办如此高规格的酒会,史无前例。当然,这和嘉德的创始人陈东升出自体制内关系甚大。
开拍卖公司,想不赚钱都难
艺术品拍卖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在90年代初这个当口,已经形成不可遏抑的发展势头。此时,国家文物局顺水推舟。1995年12月15日,国家文物局批准在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中商盛佳(后改名为中贸圣佳)、上海朵云轩、四川翰雅等6家企业实行文物拍卖直管专营试点。得到“正名”的这6家拍卖行组成中国拍卖初创时期的最初格局。
按照董国强的话说:“那时候,只要国家允许你开拍卖公司,想不赚钱都难!”
这时拍卖行业的局面是:在经营上,国有制和股份制企业各有千秋,但在原始状态下,各企业间并未有激烈竞争。
区别来看,传统文物商店转型的拍卖公司有一些先天优势。首先在计划经济下,全国的文物系统掌握着全部文物买卖资源,谁家有重要货源或者谁有可能出钱购买,都有记录可查,这就容易打通买卖的通路;第二,全国各地的文物公司虽然都是独立经营,但是他们在没有开设拍卖公司的情况下会互相支持。现任北京翰海总经理温桂华介绍说,北京翰海在成立的最初几年具有这方面优势,这使他们虽身处北京,而容易得到全国各地的文物资源。但她同时指出,文物系统背景成立的拍卖公司的服务和品牌意识普遍不强。
这恰恰又是股份制拍卖公司的优势。在缺乏文物市场资源的情况下,他们在成立之初就有危机意识,一开始就要学着找资源。此外,非国有企业引进人才手续相对简单,而国有公司人才引进要严格按照国家工作人员规定和待遇,在这方面股份制企业也具有一定优势。
但是这些相对的优劣在市场初级形态下都不是左右成败的主要因素。文物艺术品拍卖依靠中国丰富的文物资源,引起了港台华人和中国正在发展中第一代富人们的关注。现任北京翰海总经理的温桂华回忆起她参与翰海第一拍时,依然有掩饰不住的兴奋:“1994年,翰海第一场拍卖拍了3000多万,我们当时觉得已是天大的数字,现在可能连买一件东西的钱都不够。”
翰海拍卖成立首拍在保利剧场,上下两层。当时翰海在文物系统内首先开办了拍卖行,全国的文物系统都来观摩,海外也来了很多试探性观察人员,他们对中国的拍卖政策不了解,很多都在观望。楼上是观望的人,楼下是竞买者。温桂华说:“当时没有拍卖师,就临时找人充当,因为没有经验,在拍卖之前,我们还特地带30个员工去保利剧院彩排。”
当时场内来了两位重要买家,一个是来自香港的持1号竞买牌买家,一个是来自广东的持900号的买家。1号买家身着白色西服,手拿一支笔,精神很好,而且为人高调,像演电影般当场买了1000多万元的艺术品。他就是后来被人们广为熟知的在香港大名鼎鼎的古董商张宗宪,翰海在之后的很多年中都专门为张宗宪保留1号竞买牌。同时他也成为另外几家大陆拍卖公司的大客户。900号买家当场也拍下很多作品,但在此后却再也没有出现在拍卖场。
“现在回想起来,拍卖在当时是新生事物,每人都是一种兴奋状态,下面每出了一个价钱,我们都觉得那么高,不太相信,”温桂华说:“这种模式完全颠覆了传统文物商店的价格体系。”
拍卖江湖初形成
时势造英雄。计划经济逐渐瓦解,集体的面貌逐渐模糊,个人的力量开始掌控这个独特而神秘的江湖。而“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将是长期困扰中国拍卖公司的主要问题,甚至今天依然以另外的形式存在。
董国强是中国大陆拍卖行业最初见证者,他认为中国拍卖业能够发展起来,有两个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是中国嘉德的创始人陈东升,另一个是北京翰海首任总经理秦公。
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的陈东升,在成立中国嘉德之前,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副局级)。20年前,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巨头已经完成了亚洲布局,然而在受政策限制进入大陆受阻后,陈东升抓住这个机会,颇具远见地察觉到拍卖这种形式会极大地适应中国文物艺术品行业。
1993年5月18日,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几经审批后,终于在北京长城饭店后的花园草坪上举行了成立仪式。
当时,陈东升带领的是一个年轻的、毫无经验的团队。中国嘉德成立后,他出任董事长及总经理,旗下有两位年轻的副总经理:王雁南及甘学军。
当时,学外语出身的王雁南之前是长城饭店副总经理,从事的是和文物艺术品毫无关系的酒店管理。3年后的1996年,陈东升出走创建泰康人寿保险公司,退居幕后成为嘉德的股东,由王雁南继续带领中国嘉德走到今天。
“嘉德创建之初,包括领导层在内的员工几乎都没有从事艺术品交易的经历,”嘉德元老之一、现任董事副总裁的寇勤说。但是嘉德成立十几年中培养了很多拍卖人。有些人留下,成为如今嘉德的中坚,更多的人离开,成为后进拍卖公司的主力。
当时与王雁南一同担任副总经理的甘学军,曾任文化部党组秘书、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他1997年创建了自己的文化公司,并于2001年重回拍卖业,成立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甘学军带领华辰已走过十年,也曾一度成为国内重要的拍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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