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国勇：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危与机

　　梁国勇，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和企业司经济事务官员，从事国际投资趋势的分析和研究等工作，是每年出版的《世界投资报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曾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于荷兰鹿特丹管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财新腾讯联合出品】（特派华盛顿记者 倪伟峰）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尤其在非洲的投资和扩张备受瞩目。这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该如何审时度势、应对国际化过程中的危与机？

记者为此对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经济事务官员、《世界投资报告》作者之一梁国勇进行了专访。

问：苏丹绑架事件明显和中国政府在苏丹的政策有关。但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中国企业在非洲国家的投资与意识形态无关。怎么解释这种矛盾？

梁国勇：在自然资源领域（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品），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而这些国有企业肩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资源供给的责任，因此其投资动机可能会超越纯粹企业层面的考量。

虽然中国企业的投资活动与意识形态无关，但其投资环境却难免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例如东道国的政局动荡往往会导致中国企业的商业利益受到影响。

问：最近国开行在苏格兰皇家银行飞机租赁项目收购中虽然出了最高价，却仍遭拒。为什么中国的投资在发达国家会受到这样的政治阻力？

梁国勇：对投资的限制有一个合理性、合法性的问题。在发达国家，政府试图阻止一项交易通常是出于国家安全和就业两方面的考虑。尤其是前者，虽具有保护主义色彩，但具备一定法律基础，已逐渐被接受。

但国开行在出价最高的情况下，其收购要约被拒绝明显违背了市场规则，且没有合理原因，如国家安全或就业。可以说是一个投资保护主义的不良先例。

问：如何避免这种政治阻力和政治风险？中国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

梁国勇：第一，从企业层面来说，中国企业在投资前要对政治风险进行充分地评估。在运营过程中，则要建立充分的风险防范和应对机制（特别是人员安全保障机制）。同时，可以通过政治风险保险或相关机制进行风险对冲。

面对政治阻力，中国企业可从绿地投资着手，通过新建项目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和价值，然后再通过内生增长或并购手段实现扩张。

第二，从国家层面来说，国家应对企业的商业决策不影响、不干预，加强对企业在国别风险评估方面的支持。同时，了解企业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并将相关对策纳入国家经济外交的框架中。

问：在全球五大通讯公司中，有两个中国公司：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但是，在全球并购案例的前十名中，印度公司占有五项，而中国公司落在后面。中国该如何借鉴日本或印度在海外并购的经验？

梁国勇：中国海外投资在自然资源领域非常积极，在制造业开始提速，而在服务业却严重滞后。其实，后两个行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品牌、技术等战略资产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而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产业重组，原先不可能卖的知名品牌、先进技术，现在卖了——此时也。反观中国国内，经济高速增长，政策相对宽松——此势也。

其次，中国服务业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很低。在依赖国内市场的高速发展“做大”后，它们亟需通过国际化经营“做强”。

以电信业为例。2010年，印度电信公司Airtel通过收购Zain的非洲业务，用户骤增到2亿多，跃居世界第5大移动运营商。中国联通的实力在很多方面强于Airtel。假设收购者是联通，中国电信运营商将能够迅速地在另一个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新兴市场建立领导地位，从而重绘全球电信产业版图。

问：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在受到关注的同时也备受争议。企业社会责任（CSR）对在非洲的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中国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梁国勇：中国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应向发达国家企业看齐，积极参与国际行业准则和一般准则，如联合国全球契约。中国企业的很多投资是在最不发达的国家，当地法律、监管环境不成熟，中国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下要自觉将高标准的企业社会责任精神贯彻到日常商业活动中去，而不是做表面文章。

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其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影响力，推动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并监督其实施。

记者观点：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尤其是在非洲投资时，要对政治风险进行充分的评估，同时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和应对机制。在应对危的同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也要抓住各种机，获取国外的知名品牌和先进技术，提高国际化程度，更加大胆地拓展海外市场，成为新兴市场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