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红军如何扩充兵员？

由于国军围堵和残酷的自然环境，红军长征过程中兵员损失极其严重，为了保证作战需要，就必须不断补充兵员。迄今为止，靠宣传动员和打土豪分财产“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所经过之处“群众积极报名当红军”成为所有历史文献的经典表述。

其实，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仅仅靠宣传动员和分财产来扩充兵员恐怕远远不足以吸引众多民众追随红军。真实的历史远比千篇一律的表述复杂得多。

长征途中红军究竟是如何扩充兵员的呢？



一、宣传工作做到细致入微，但并不是总能赢得群众红军历来注重宣传工作，在扩红时更是极其讲究靠宣传动员提升民众的革命觉悟，甚至做到了无微不至。

1、“他们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桶油漆……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

标语口号简单直接，冲击力强，红军所到之处，几乎不放过任何能写上刻上标语口号的地方，由四川雅安地委党史部门编纂的《从大渡河到夹金山》一书中对红军做宣传的细致有详细的描写：

“石刻标语由军、师政治部拟出，先刷写在醒目易见的石碑、石坊、石坎、石桥上面，然后找地方上的石匠镌刻，经检查验收，符合要求的付给工资。……此外，由宣传队和地方工作干部在行军途中，或驻地把标语口号用墨、红油漆写在人家户的墙壁上、院墙上，或写在路旁、沟边、河岸的大石包上，街上的墙头上，或张贴一些事先印好的布告、传单等。他们有时还请木工刨平一些小木板，在上面写上红军的主张、捷报等。或砍些竹子划成竹片，在上面写上标语口号，然后把这些木板、竹片一背一背地运到河边，倒在河里，让水把它冲到国民党辖区去，被人拾得，看了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起到宣传作用。群众称它叫‘水电报’。”（《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P170）

这一点也可以从被贺龙监禁的外国传教士薄复礼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标语的内容一般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苏维埃是中国的希望！’‘不交租，不还债！’反蒋介石的标语也不少……这些标语都是由宣传班写成的，这些人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桶油漆，凡是能写字的地方，显眼的地方，他们都写大标语，有时还散发油印的传单。”（薄复礼《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P51-52）

不仅如此，红军宣传队还编出非常多的扩红文艺节目到处演唱，比如在四川芦山县传唱的《送郎当红军歌》：“送郎送去当红军……大家都光荣！……送郎送去当红军，英勇上前杀敌人，人人都尊敬……送郎送去当红军，你若开小差回家庭，我与你离婚。”（中共芦山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国主农红军长征经过芦山征集资料汇编》第三册，P167）再比如老红军肖瑞林记忆中的一首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打倒土豪分田地，要耕田来有田耕。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红军上下都一样，没有哪个压迫人。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买办豪绅反动派，杀他一个不留情。”（《老红军肖瑞林忆"扩红"经历》）

可见，长征中的扩红宣传已经成为红军的战斗方式之一，几乎是如影随形，无处不在。

红军标语：好男儿要当红军。

2、宣传内容因人而异：对国军讲官兵平等，对少数民族讲民族平等

红军的宣传内容根据宣传对象的不同对症下药，空泛的意识形态宣传很少，都是从对方实实在在的痛处着手。

比如，在贫困农村，其宣传多为“我们是干人（西南地区穷人的称呼）的队伍，打土豪、一杀贪官。”“工农群众的红军，救国救民救穷人。……取消苛捐和杂税，反对拉夫与抽丁。……实行彻底分田地，土地应归我农民，穷人不还富人债，田租不交与主人。” “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等等。

到了较大的城镇和工矿地区，其宣传标语则更多的是“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废除高利借贷！”，“救济失业学生、知识分子、专家们和受灾人民！”，“加薪加晌，改善工人、士兵和教育界生活！”，“无论大小商人在遵守苏维埃法令下得自由营业，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反对奸商怠业闭市，高抬物价！”等等（《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P170）

对正与其作战的国军，其宣传则主要侧重于官兵平等、北上抗日、优待俘虏等，如“不打抗日的红军，哗变拖枪当红军打日本。”“反对野蛮的肉刑，反对打骂与虐待士兵！”“红军优待白军俘虏兵，欢迎俘虏兵当红军！”等等。（《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1935年1月1日）

而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则更强调反对民族压迫，实行民族平等，如在苗族地区的宣传标语是“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权利！只有实行***的主张，苗人才能得到解放！” “苗人自己武装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屠杀”，“***是主张民族平够、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等，针对国军中的苗瑶士兵，更是鼓动“苗瑶弟兄不替压迫苗瑶民族的国民党军阀当兵，哗变拖枪到红军来！”（《红军长征过龙胜资料汇编》）

3、一个老办法：免费“请贫苦农民吃饭，炊事员一边给群众端饭，一边做宣传工作。”

除了漫山遍野的标语之外，其他宣传方式如唱歌、喊口号、开群众大会等都面临如何吸引民众注意力的问题。不是站在大街上吹拉弹唱老百姓就会买账的，需要红军搞多种多样的其他方式把他们吸引过来，才能真正有效。

据杨秀山回忆：“我们还采取了一个老办法，请贫苦农民吃饭。那时候请吃饭很简单，用地主家的粮食做一大锅饭，杀上地主家一口猪，烧一大锅菜，请老百姓自带碗筷来吃。当地虽比较富裕，但吃不上饱饭的群众还是很多的。穷苦人家听说红军请吃饭，男女老少带上碗筷都来了。我们的炊事员一边给群众端饭，一边做宣传工作。听了我们的宣传，有的穷苦农民当场就悄悄向我们反映情况，有的还自告奋勇给我们领路去打土豪。打了土豪，我们又把衣服、粮食分给群众。这样，接近我们的群众更多了。有的要求当红军，有的主动给我们送情报，告诉我们，哪家地主最坏、最富，使我们打土豪的目标更准了。群众发动起来后，我们招收了不少新战士，还组织起一百多人的地方游击队。后来，又动员他们编到我们团当了红军。”（杨秀山《在陇南》，《星火燎原红军长征专辑》P291）

为了扩红，红军的宣传部门可谓煞费苦心。

4、宣传动员不是每次都能赢得群众

仅仅靠宣传，恐怕很难让民众真的跟红军“干革命”或者“北上抗日”，比如康克清回忆其在遵义动员老百姓时就碰了壁：“在遵义动员老百姓参加红军，不像瓮安县那么容易。经过我们在集市上动员宣传，随后有八九个青年人跟我们来到司令部，他们全是衣衫槛楼的穷人，大冷天里好几个人还打着赤脚。潘开文招呼他们吃午饭。他们很少说话，问他们一句，只答半句。吃过饭，一个说要解手，几个人都要去，潘开文叫他们快点回来等着谈话分配。半天不见回来，就到厕所去看，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同潘开文几个人研究这件事的教训，认为还是对他们了解不够，没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后来我们改进了工作方法，不但对本人做工作，还到他们的家里去做宣传动员，帮助解决一些困难。这样，终于动员一些人参加了红军。”（《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P141）

至于他们是如何到人们家里去做宣传动员的，帮助解决了哪些困难，是如何说服人们跟随红军转战南北的，由于资料的缺乏，现在还很难搞清楚。但很明显，在遵义扩红上千人，仅靠宣传恐怕无法做到。
二、现实利益比革命宣传更能吸引民众当红军宣传虽然很重要，但是想让人们死心塌地地跟随红军冲锋陷阵，只靠轰轰烈烈的标语口号和苦口婆心的劝说是远远不够的。革命是现实的，战争也是现实的，能吸引民众去当红军的，恐怕也只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1、“我们看到青年小伙子，就拍他们的肩膀说：参加红军吧，红军里头有饱饭吃”

红军长征所走过的应该说是中国最贫瘠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吃饭穿衣对贫苦人来说是头等大事。谁能让他们吃饱饭有衣穿，就足以让他们感恩戴德并为其卖命。因此，长征途中扩红的最重要方式就是“打土豪”分粮食分食盐甚至分财产。

红军所过之处，农民贫苦到何种程度呢？

当时的红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莫文骅回忆说：“贵州到处种植鸦片，人们吸毒成瘾，变得痴呆，丧失劳动能力。他们住的是用泥土和茅草、木板条盖的房子，屋顶盖着稻草，男人只在下身系一根遮羞的布带，有些少女连这样的布带都没有，赤条条地在地里干活，当地农民几乎都是赤贫如洗。”（《莫文骅回忆录》）据谭友林，在贵州黔大毕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歌子‘羊毛擀毡子，洋芋野菜过日子，要吃苞谷饭，除非老婆作月子，要吃白米饭，除非二辈子。’群众饿饭是常事。”这种情况不仅贵州地区有，在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普遍，据原红一军团的肖锋日记记载：“数天来全在苗胞地区活动，苗民很穷，没有衣服穿，一家人只有一两条裤子，谁出去谁穿。” （《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35）

哪里有穷人，哪里就有红军需要的兵源。红军所到之处，都在打土豪斗地主，将其财产据为己有。而其为了扩大影响并吸引民众参加红军，其在长征中不断“没收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一切财产，除了红军必须品外，尽量的发给群众，并号召群众自动手去没收。”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群众成为红军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也因其亲自参与没收豪绅财产而与红军捆绑。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非常有利于红军有效扩充兵员。

老百姓对分财产很感兴趣，在湖南白石渡，“忽然听到有人说在街上分某大土豪的东西，群众们真是高兴欲狂了。过去人们要哀求恭拜的土豪，现在竟可无代价地分他的东西了。于是做工的、耕田的、担挑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从各家各户一致争先恐后的向那个土豪家里去了。顿时满街上挤得人山人海，一下子一批一批的群众从土豪家里拿了东西出来了，拿的拿衣服，担的担谷子，搬的搬家具……嘻嘻笑笑的回家去了，个个都很高兴的谈着：红军真好，打土豪发东西给我们，真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队伍。”（小朋《粤汉路旁》，《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P163）

有饭吃有衣穿，在当时足以让贫苦人泪流满面，对红军感恩戴德。据谭友林回忆说：“1936年2月14日，我们在大定停车坝……打土豪劣绅的办法是，先由群众提出应打的名单，经工作队或拥护红军委员会审查批准后，张贴告示，将其压迫群众的罪行公诸于众，将其财物没收分给贫苦群众。全县热火朝天，许多小伙子、大姑娘，第一次穿上新衣新褥，感动得泪流满面。短时间内，我们在大定县打土豪分财物，没收粮食5000余石（约50万斤），银洋50余万元，物资折款70余万银洋，鸦片（烟土）2000挑。群众分到了财物，由衷地感谢红军，主动给红军领路，挖土豪转移的粮食和私藏的枪支。” （谭友林《红旗卷过黔大毕——红2、6军团长征片段》，《长征档案（第三卷）》）

正是以此为背景，在这些地区开展扩红时才会非常顺利。据谭友林回忆“我们看到青年小伙子，就拍他们的肩膀说：‘参加红军吧，红军里头有饱饭吃。’许多青年人想，与其在家吃了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天想明天，国民党军队来了，还得躲东藏西，不如跟红军走。就这样，不少青年参加了红军。”当时还有一支《红军政策歌》：“上等人差我钱，中农其照闲，贫农跟我走，每月有几块钱。”这足以说明吃穿钱财才是当时红军吸引民众当兵的最主要方式。（谭友林《红旗卷过黔大毕——红2、6军团长征片段》，《长征档桉（第三卷）》，中央党史出版社）

类似的情况在长征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比如红军到会泽时，“拘捕了县长杨茂章、县府秘书张则古和大绅士刘盛基等开全城大会处决。……城内城外所有……做过官、收租吃饭，有钱有势的人家，均被分头检查。仅刘盛基家就搜出皮箱几十口，银锭花钱压垮了柜台。还搜出四箱枪弹。红军搜出现金二十万元左右，分散了一些给穷人；衣服分给老百姓；打开仓库让老百姓背粮食。红军还收缴了县府三百多枪支，子弹两万多发。城乡内外，去了一千多人参加红军。”（安思溥《滇军第三纵队追堵红军的过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P34）老红军肖瑞林的扩红方法也很简单：“他对任何人都是同样的一席话：‘你们本身都是穷人，红军就是为穷人的，可是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怎么行，大家一起干才行，你们要是不参加，以后还要受压迫。红军吃的好，穿的好……’这么一说一唱，一转身的功夫，就有七八个人跟着肖瑞林来了。”（《老红军肖瑞林忆"扩红"经历》）

被红军监禁的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回忆说：“一次，我们听到他们在征收新兵。问：‘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答：‘因为我们在家吃不饱饭。’问话是千篇一律，答者也几乎是异口同声。”（薄复礼《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P77）

由此可见，民众想当红军，更多的是因为能吃饱饭，能有钱花，能不再饿肚子，至于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那是后话。

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分财产，是最受群众欢迎的。

2、高工钱、免费抽鸦片让民夫乐于为红军服务

除了有饭吃有衣穿之外，能吸引一些民众为红军服务当挑伕、船夫的，是红军在特殊情况下能付给这些服务人员较高的工钱，并在需要的时候免费提供鸦片供他们享用。

据陈云1935年秋假托一名被俘国军军医之名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载：

“据由管理科长代我招来之伕子说：‘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才有一口饭吃，不说别的，像我这样当挑伕，每两天工钱就一元，而且先付十天工资安家。我家里那两个村子上前昨两天即有八十八个人去当红军挑伕了。’湘南农民之相信共党有如此之深，而且不是一处，在湘南以至全州附近渡过湘江时，所过城镇乡村，都是如此。至此而我更深叹剿共之不易矣。”

“赤军进嵩明城及官渡时……赤军立即召集由地方交来之几百伕子、向导开会，即席宣布他们不是南京军而是赤军，并询问伕子是出钱雇来抑系强迫派来当兵差者。众伕子异口同声均称被强迫派来，并言概无工资，家中妻小亦概因本人出外而饿死。赤军当即宣布：‘云南军阀官僚如何使你们吃苦，红军现决全部放你们回家，但如有人愿因为红军伕子者，每日工资五角大洋，先付半月工资安家。’当时十分之九以上之伕子及向导均愿被赤军雇用，只有十余人则要求回家，当由赤军发给每人一元之路费回家。”

“赤军之渡过金沙江……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闻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于赤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共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闻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工人中大部吸鸦片，赤军则命人烧云南鸦片一大锅，随便由工人抽吸不算钱。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并闻渡河以后，共党即毁船，船为当地彝家领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生活暂时将绝，故每人除工资外，各给现洋三十元及几斤鸦片，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对赤军有好感而随赤军入川者。”（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刘统《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云文中关于多付工钱和免费提供鸦片的记载可以从很多回忆录中得到证实，比如关于工钱的说法肖锋的日记就曾有过记载：“在绞平渡帮助我军渡江的三十六名船夫，经过九天九夜的紧张工作，终于把全部红军渡过了江，刘总参谋长决定，发给他们每人每天五块现洋，还杀猪宰羊，请他们吃饭。最后，又重奖给每人三十块现洋。船夫们看到红军那么好，很多人都要求跟着红军北上抗日。”（《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75）

由此可见，要想老百姓心甘情愿为其出力，必须给其看得见的现实利益才行。

3、红军强调其工人阶级性质，故每遇到产业工人必想尽办法积极争取

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红军一直强调要增加工人阶级成分，特别是现代产业工人，但由于其活动区域主要在农村，因此其军队中的阶级构成始终是农民为主。在长征途中，每遇到产业工人，必然成为扩红积极争取的对象。

比如1934年11月10日，三军团拿下了宜章，一军团到达了白石渡，正好白石渡正在“建筑铁路……工人的数量在三四千人左右，湘南人占多数。因为本身遭了水灾，又加上军阀的苛捐杂税，弄得很多农民破产，不得不远离他们的家乡，抛下自己的儿女，到这地方来做工。其次北方人也不少，也是由于逃灾来的。……工人就替工头做工，每天工资三毛，天亮起床，一直做到天黑，整整要做十二个钟头。工人有病，工资是没有的，而且医药费也要自己出。……吃的都是一些粗茶淡饭，很少有猪肉吃。工人成天的流着血汗，不但没有钱寄回家去养家眷，连自己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很多工人想回去，但又找不到盘缠，不得已只有忍痛做下去。红军来了，公司里的办事人跑了，剩下一些工人，连饭都找不到吃，工也停下来了。我们立即开了好几个工人群众大会，散发了很多传单，实行对失业工人的救济，散了很多谷米，发了猪肉，发了衣服物件，有些急须回家的还发了路费，并发动他们起来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斗争。工友们的斗争情绪是大大提高了，每天总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到街上来，政治部的门口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很多自动的报名当红军。”（加伦《“干事去！”》，《红军长征记》）

4、吸引大量少数民族参加红军，但途中“陆续回家”，“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十几个人”

在少数民族地区，只有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才能让红军对当地的情况更加了解，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由于少数民族长期与汉人有矛盾，因此如果能巧妙的利用这种关系，便能很快地赢得少数民族民众的支持。

比如当时的红三军团第四师十一团政治委员王平回忆红军在川西南扩红的情形时说：“红十一团部队经过越西时，汉人和彝民都向红军送状子，互相指控对方。团政治处经过调查，召开群众大会，指出军阀、地主豪绅为了压迫剥削劳苦大众，挑动彝汉群众械斗仇杀，彝汉的贫苦工农都一样受压迫受剥削，应该戳穿坏人的阴谋，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军阀、土豪。这样越西群众更加拥护红军，汉彝青年踊跃要求参加红军。”（《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P102-103）据艾平回忆说：“在两三个钟头内，加入了十一团当红军的达七百余人。就是‘倮倮’（即彝人）加入红军的也有百余人。”（艾平《“倮倮”投军》，《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P357）

但由于生活习惯的问题，少数民族青年很少能在红军中坚持下来：“由于长期过原始散慢的生活，彝民青年参军以后，也不顾红军的组织纪律，行军路上看到小摊贩的东西就拿，我们还得派人跟在后边给人家付钱，赔礼道歉。部队天天行军打仗，对这些彝族战士实在没法管，也没时间管，为减轻部队负担，军团政治部把他们临时接收了过去。后来彝族战士觉得生活不习惯，跟着红军没走多远，许多人都陆续回家了，最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十几个人。”（《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P102-103）

另外，除征召分散的少数民族青年当红军外，红军还直接对一些少数民族的独立武装进行收编，使其成为红军队伍，比如对藏族头人马骏武装的收编：“1936年春，我调到独立2师工作。这支部队是丹巴一带的藏族头人马骏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拉起的一支队伍，被总部授予大金川红军独立第2师的番号，任命马骏为师长，我是政治委员，金世柏为副师长，另外还从1、4方面军抽调了100多名干部到该师部队中担任团政委、副团长、指导员等职。为了便于工作，我们这些汉族同志也和大家一样，穿着藏族服装。当时，独2师编有3个团，共2000余人，多数是藏族同志．有—半是骑兵。他们个个强壮．能驹善射，作战非常勇敢。部队的装备除7500多支步枪外，主要是长矛大刀。担负的任务是以丹巴为中心，东至绥靖，西至夹金山约300公里交通线的警戒任务，常与国民党部队作战。”（李中权《崎岖的征程》，《长征档桉（第二卷）》，中央党史出版社，P860）

到达延安的彝族士兵合影。

5、说服有声望的地方绅士帮其扩红，收编游击队和帮会力量

红军在其下发的中央文件中明确说明，发动群众的策略之一就是“吸引城市智识分子来参加发动群众的工作，组织红军之友社，或反帝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很多地方都会邀请一些对红军态度较为友好的社会名流、开明绅士等，利用他们在民间的声望帮助扩红，比宣传人员跟民众讲革命大道理有效得多。

最有名的是周素园，“1936年2月下旬，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贵州毕节，在那里休整扩红。红军组织宣传队，向老百姓宣传北上抗日。当地有位开明绅士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在北洋政府任过职。……红军来到毕节前，国民党专员叫他一起逃跑，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王震和夏曦登门拜访……红军请他当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欣然同意。以他在当地的声望，振臂一呼，几天就发展了1000人，跟红军北上。”（刘统《北上：***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

另外，直接收编地方武装，对于红军作战应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地方武装有作战经历，且有武器，对其进行训练也容易得多，因此红军是乐于这么做的。

首先是对中共自己的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的收编，比如“安乐游击队，是红九军团伤员杨于君同志在瓢儿井煤矿上发展起来的，共有80多人，‘扩红’时全部参加了红军。毕节的抗日救国军第2支队周质夫部编入了6军团18师52团，另一部分组成了6军团16师的1个新兵团。20多天，2、6军团在黔大毕共扩充了5000多人，仅我们师在大定就扩充千余人补充了13团、15团．还新组建了1个14团。”（谭友林《红旗卷过黔大毕——红2、6军团长征片段》，《长征档案（第三卷）》，中央党史出版社）

其次是对活动在民间的帮会力量的收编。比如当时的“黔东‘神兵’首领向黎民就率50余‘神兵’兄弟走出深山投奔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后将其中的40余人编入教导师特务连。”（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P301）同时中共中央在文件中也指明发动群众的策略之一就是“争取哥老会等秘密会社中被欺骗的贫苦的分子，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其领袖。”（《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P448）

6、兵源不足，抽鸦片者也被允许参加红军，“供给部准备了鸦片”，然后慢慢戒烟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扩红时，遇到了鸦片的问题。萧克说：“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鸦片烟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烟；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这项工作是我军团卫生部长戴震华同志搞的。”（刘统《北上：***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

同时，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也开始规定允许抽鸦片者当红军了：“在游击队中即使吸烟的也要发动他们来参加，并且欢迎他们加入红军，加入红军以后在新兵营连中再领导他们戒烟后正式入伍。”（《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193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P448）

由此可见，兵员缺乏使得最高领导层不得不在原则性问题上做出一定的妥协。
三、民众选择当红军的心态很复杂其实，在参加红军的众多贫困者中，有不少人并不是被红军的革命宣传或者利益许诺所诱惑，促使他们当红军的要么来自当地军阀，要么来自豪绅的威逼，甚至有人当红军是为了逃婚……

1、民团军纪差，“致无知人民有不畏匪而畏团队”

在诸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宣传中，几乎所有人都会提及红军军纪严明，不侵犯百姓利益，多以公平买卖、拿别人的东西一定付钱等来做出说明，但实际情况恐怕并不如宣传和回忆录中写的那么好。但国军军纪的差却反而衬托了红军军纪总体上还不错。1935年3月《四川省府为红军尚无骚扰惟民团躁躏不堪转访查禁训令》就国共双方的军纪做了对比：“惟近据叙永南各属人士私函及新自各本县到省者，多方此次赤匪经过尚无骚扰，惟当地团队衔县府命令封仓拉夫，集中粮食，蹂躏不堪。有粮食惨被挑完一家立断生活者，有谷仓已被封禁不准动卖仍勒期追剿两年粮税者，有粮食已被挑完而犹疑其尚有藏匿惨被吊拷者，有的团队差队私进苞苴封仓挑谷拉夫均可豁免者，致无知人民有不畏匪而畏团队之象。”

这就让很多人因为对民团不满而参加红军，比如据肖锋回忆：“1935年4月15日，红二团在贵阳附近扩红八十多人。有两个雇工被薛、吴匪军捉去带路，打了个半死，逃出来当红军。”

相对而言红军军纪要好很多，这可从蒋介石发给刘湘、潘文华的电文中看出：“据报，前朱、毛匪部窜于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埋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骗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国民党将领看长征》，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P231）

2、土豪回乡以后以搜共为名敲诈农民，“因此农民以冤报冤”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说：“湘南农民之所以愿接受共党宣传者，半由于共党之活动，半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平日欺压农民之故。昔年朱毛退出湘南时，当地土豪回乡以后，以搜共为名，敲诈农民，因此农民以冤报冤，甚之农民有如此痛恨者，据由管理科长代我招来之伕子云：‘前几天我们街上早在传说红军要来了，我们村上前五年受那个李区长害的三十余家，就秘密商量，陷中监视李区长的行动。前天早晨团防退出文明司时，这二十余家百余男女即在离镇二十余里之某村中，捉获李区长，当日上午十二点钟即把李区长送到红军司令部，而且还领了一连红军上山搜出团防的长短枪二十余枝。现在这三十余家有五十一个人都当红军了。’”

“赤军总司令部命令全军在会理休息五天，……规定招算赤军新兵五千人的计划。……五天后果然有新兵五千人加入赤军。赤军部队之所以经常得如此补充，一因赤军善于宣传居民，二因云贵川三省居民平日之生活实在太苦。合理居民莫不怨愤刘元瑭平日种种之压迫：苛捐杂税，层出无穷：自铸铜质银元，强令通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年轻女子，随意奸淫，不从者累及全家。如此行为，岂有不遭民怨之理。加以赤军领导贫民。‘打刘家’、‘打土豪’，莫怪贫民之成千成万加入赤军。”（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

虽说陈云是在为自家做宣传，但说的还是比较中肯的。

3、人们参加红军的其他原因：报仇、逃婚、逃命、喝酒……

肖锋的长征日记中有大量扩红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参加红军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虽然很多人是为了吃饭穿衣，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为了报仇，为了逃命，甚至为了逃婚：“1934年11月20日政治处汇报，两天来扩红七十五名，有八个雇农，十个中学生。他们有的因父母被反动派杀害，要为父母报仇。有的为了逃婚。大多数青年是为了寻找革命真理，不愿受压迫。他们说，不当红军也得被国民党抓去当炮灰。有兄弟俩扛着锄头来当兵，要为父报仇。……湖三连新战士铁杆说：我是个卖油条的，一天赚不了几个钱，见到红军，丢下担子就扛起了刀枪，要为工农杀敌报仇。可是，当红军一个钱都没有，为钱就不来当红军了。……还有十四个贫农，联合起来杀死地主恶霸后，自动跑来当红军。”（《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甚至生性嗜酒的彝族人“加人红军的第一句话是：‘有酒喝。’没得酒喝，哦（我他读成哦）不当烘军（红军他读烘军）。”（刘统《亲历长征》P357）
结语仅靠宣传，靠革命热情和政治觉悟，远不足以让民众真的为革命出生入死。只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才是老百姓做出抉择的关键。

数十年来长征被赋予了太多光芒，但这光芒遮蔽了参与长征以及被长征裹挟的每个人的具体选择，当时的他们，想的恐怕并不只是轰轰烈烈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