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中国拒绝澳门回归?

“1974年葡萄牙爆发民主革命，新政府主动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1975年葡从澳门撤走驻军，并向中国提出归还澳门的提议。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期间，拒绝了葡方面归还领土的提议。当时联合国出现最有意思的一幕：葡代表追着中国代表还澳门，中国代表躲着不见。”

这则传言在网络上流传了很多年，近来又在微博上被大量转播。传言是真的吗？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1975年“澳门归还风波”传言虽非空穴来风，但真相绝非如传言所说那般简单，甚至可以说，真相与传言恰恰相反。

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当年美、苏两国大报都曾有过相关报道

《纽约时报》1975年4月1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里斯本和北京在澳门问题上意见分歧》的专稿，文章说：

“了解情况的西方外交官们今天说，葡萄牙执政的武装部队运动想要把澳门归还给中国，但是北京说，它不想改变这块领地的地位。……这些外交官说，无论是葡萄牙在一月六日承认北京的行动，还是后来于一个月后决定同台湾断绝联系的行动，都没有使中国在澳门问题上的政策改变。他们说，葡萄牙人曾于六月派李安道少校到澳门去首次表示愿意移交这个领地和取消在澳门的葡萄牙驻防军。李安道上校被通知说，北京不想改变澳门的地位。这些外交官说，现在担任这个领地总督的李安道上校是从一位家资百万的商人何贤那里得悉这一点的，何贤作为中华总商会的会长，充当北京驻澳门的代表。何先生还通知李安道上校，中国不会容忍在澳门进行可能被解释为反对北京政府的任何活动。人们认为这意味着北京不信任里斯本的亲苏政府。”

文章还说：“英国政府认为中国不愿改变澳门的地位，是由于这可能对澳门附近的英国直辖殖民地香港产生影响。……去年十一月，苏联报纸曾指责中国希望保持澳门的地位，是因为它通过这个港口向国际市场运入可以牟取厚利的鸦片。澳门也是以作为中国纺织品的一个出路而知名的。”

确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那样，苏联报纸此一时期特别热衷于批判中国政府在澳门问题上的态度。如1975年6月30日塔斯社曾有题为《来自北京的“反殖战士”的话语有多大价值》的报道，文章说道：

“根据葡萄牙在世界舞台上的新方针，百分之九十八的居民为华人的澳门，也必不可免地应当仿效葡萄牙的其他殖民地，获得自由。澳门的解放本来应该是尤其迅速和容易的，……使全世界奇怪的是，……北京竭力装作似乎没有注意到在葡萄牙所发生的事件，并且也没有听到葡萄牙新政府宣布的要给殖民地，包括澳门在内以自由的样子。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是，由于北京的反对，葡萄牙简直不能从这块殖民地脱身。无论看起来是多么荒谬，但中国领导人却不愿意承认葡萄牙新政府，并且也不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正因为，后者打算把澳门归还给中国。最近一些事态的进程和北京的行动逻辑表明，把这块土地归还给中国，根本就没有纳入这个国家现领导的计划。”

塔斯社的报道认为中国不愿“收回澳门”的理由是为了获取外汇：“北京首领们不顾其种种革命口号和誓言，认为保留本国领土的一小块和居民的一部分作为别国的殖民地是有利可图的。属于英国的香港的例子为了解这种‘好处’提供了钥匙，从那里，北京获得其全部外汇收入的约五分之一。……正因为如此，北京的毛派领导人和驻联合国的中国革命的外交家对澳门问题，就好像嘴里含着一口水，一言不发！可见，澳门不过是北京毛分子通过香港进行的那种外汇事务中的一枚‘辅币’。”

媒体之所以报道葡有意归还澳门，是因为葡共支持下的贡萨尔维斯政府宣布放弃一切殖民地

1974-1975年间的中国，与苏联早已反目为敌，与美国的关系则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已经实现了正常化。所以美、苏两国大报当年关于澳门问题的报道，很有综合参考的价值。但要讲清楚1975年澳门“回归”风波，光靠这些报道还不够，还有许多需要补充的历史背景资料。

事实上，自1974年以来，外媒以及港澳当地媒体关于葡萄牙有意归还澳门，以及澳门是否会回归中国的报道就层出不穷。之所以如此，要从葡萄牙1974年政变说起。该年4月25日，葡萄牙一批以中下级军官为骨干的组织“武装部队运动”，发动政变推翻了卡埃塔诺独裁政权，成立新的临时政府。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不但因政变重新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与第二届临时政府总理贡萨尔维斯关系极度密切。贡萨维斯政府上台之后，立即宣布开启葡萄牙的“非殖民化”，放弃所有海外殖民地，承认所有葡属殖民地的独立权利。这一政策正源自葡共。当日媒体所谓的“葡萄牙有意归还澳门”，正是源自贡萨尔维斯政府的这一“非殖民化”政策。

葡共在稍后的内部斗争中逐渐成了贡萨尔维斯政府最主要的支持者。1974年9月和1975年3月，右翼军人先后两次发动政变，均被葡共支持的左翼军人击败。1975年7月，贡萨尔维斯组织了只有葡共一党参加的第五届临时政府。葡共达到了自己政治上的最巅峰。但近一个月之后，贡萨尔维斯政府即被右翼军人推翻。不甘心的葡共在11月再度发动武装政变，但被镇压，随后葡共势力被彻底清洗出了政府。

但葡共此一时期与苏联关系非常亲密，故被中国政府敌视，称做“葡修”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的葡共，被中国定性为“葡修”，即认为葡共追随苏联***，走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如1974年4月28日塔斯社发表的新闻《葡共中央书记处的声明》，被新华社内部刊物《参考资料》转载时，其自拟标题为：《葡修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1974年4月30日法新社报道葡共总书记库尼亚尔结束在苏联和东欧的流亡回国，新华社内部刊物《参考资料》转载该新闻的自拟标题也是：《葡修总书记库尼亚尔回里斯本》。至于《人民日报》报道标题里的“葡修”字样，就更多了。

海外及港澳媒体也同样认为葡共支持下的贡萨尔维斯政权（约1974年5月-1975年8月）是亲苏政权。如香港《星岛日报》1975年3月31日报道《葡新政府亲苏澳门政局微妙》，文章称：

“据澳门高层方面透露：澳门目前尽管表面平静如恒，但政局却由于葡国政权更易而进入微妙阶段，由于葡国新政权军事执政团亲苏联，而中共视苏联为头号敌人。二十七日左派的《澳门日报》亦称葡萄牙新政权为‘葡修’。”

最关键之处在于：葡共所谓“归还澳门”，建立在中国承认澳门是“殖民地”的前提之下

在中苏敌对时期，被中国视为苏联追随者的葡共，其所掌控的葡萄牙新政府所提出的“归还”澳门的建议，无疑应该慎重对待。葡共所谓的“归还”，倘被中国政府视作包藏祸心，也并不奇怪。按照贡萨尔维斯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葡萄牙愿意放弃其所有海外殖民地，承认所有葡属殖民地的独立权利。如果中国政府承认澳门是“殖民地”，那么，自然，澳门也可以根据其“非殖民化”政策“获得自由”——是“获得自由”，如前引苏联塔斯社1975年6月30日题为《来自北京的“反殖战士”的话语有多大价值》的报道所说的那样：

“根据葡萄牙在世界舞台上的新方针，百分之九十八的居民为华人的澳门，也必不可免地应当仿效葡萄牙的其他殖民地，获得自由。”

所谓“获得自由”，实际上既包括“回归”，也包括“独立”。196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曾通过一份《非殖民化宣言》，宣言要求各成员国立即“在托管领土和非自治领土以及尚未取得独立的—切其他领土内立即采取步骤，依照这些领土的人民自由地表示的意志和愿望，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无条件与无保留地将所有权力移交给他们，使他们能享受完全的独立和自由。”此后，联合国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并成立了多个专门机构，来推进其“非殖民化运动”，随之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独立国家。

但中国为防范“独立”危险，早在1972年就通过联合国否定了香港澳门的“殖民地”性质

但中国在回归联合国后的第二年，即1972年3月8日，已通过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声明：“香港、澳门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殖民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区的名单之内。我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10日，黄华又在联合国大会上再度重申中国政府的这一主张。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国意见的决议。决议规定，香港澳门不属于殖民地范畴，港澳问题属于中国主权问题，联合国和他国无权干涉，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应由中国和英国、葡萄牙交涉谈判解决。

换句话说，由于中国政府在1972年的主动声明，香港和澳门已经从联合国制定的殖民地名单中删除。中国政府并不承认香港和澳门属于殖民地性质。当时的政府之所以如此做，目的其实很简单：1、防范香港、澳门的“独立”危险（澳门实际上不存在这种危险，但香港在当时则确实存在，可参见强世功教授著作：《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排除联合国及其他国家干预香港、澳门问题的可能性（可参考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因联合国的干预而脱离印尼独立）。

必须承认，中国在1972年公开否定掉香港、澳门的殖民地性质，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这一定性，国人能准确了解的其实不多，所以，1997年3月17日，香港回归前夕，《人民日报》曾特意刊登文章《为什么说香港不是殖民地》，对此做出解释。文章说：“迄今为止，英国在香港实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统治，但并不等于香港就是殖民地。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主要是指因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了主权的国家。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殖民地概念不适用于香港。”

显然，在1974-1975年间，葡共支持下的葡萄牙贡萨尔维斯政府因其“非殖民化政策”而将澳门回归问题推到台前时，中国政府早已不再承认澳门的“殖民地”性质；葡共虽然有意以“给予殖民地自由”的名义将澳门交还中国（至少苏联媒体是如此报道的），但对中国政府而言，一者，显然不能自食其言，重新要求联合国将澳门纳入殖民地范畴；二者，倘若澳门问题以“给予殖民地自由”的方式回归中国，无疑是给性质相似的香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范本，倘若英国政府仿效澳门“给予殖民地自由”的方式与中国交涉，则香港未必能如澳门这般顺利回归中国，或许就走向了独立。

澳门回归模式必然影响香港，但澳门70年代完全处于大陆控制之下，香港形势则相反

为什么澳门在1970年代以“给予殖民地自由”的方式可以顺利回归中国，而香港却不一定可以呢？

先来看澳门的情况。1966年12月3日，澳葡政府与群众之间发生冲突。澳葡政府的镇压引发澳门左派团体的罢市运动。内地广东有关部门积极配合，禁止内地供应粮食和用水，迫使澳葡政府屈服，接受左派提出的要求，澳门随之成了“半个解放区”。自此之后，大陆对澳门的实际控制越来越强，1974年葡萄牙国内政变之际，澳门名义上虽然由澳葡政府统治，但实际上已基本上完全处于大陆的控制之下。对于这一现实，当年的媒体多有报道。如1975年7月12日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人有这么一种说法:北京打个喷嚏，澳门就发抖；但是如果里斯本咆哮吼叫，澳门什么事也没有”； “一位经常到中国去采购的古董商说，‘这里谁都知道，葡萄牙只是在名义上统治澳门，真正的老板是中国。’”

香港《快报》1975年7月17、18日的报道《沙加度谈澳门内幕》说得更加直接：“李安道（编辑注：新任澳门总督）抵澳履新后，第一件发现的事情是他自己在葡京时所理解的澳门情况，与澳门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他发觉实际控制澳门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是亲北京的华人资本家，而澳门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是治安与行政琐务。他向葡京提出的报告中指出，实际控制澳门的‘华人领袖们’并不赞成民主改革，更不赞成把澳门交还中国。在报告中提到何贤先生的名字，指出这位拥资亿万的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同时也是北京人民政协委员，他的意见足以代表北京。”

毫无疑问，澳门问题解决的方式，必然会影响到同样性质的香港问题。但香港在70年代的形势，与澳门完全不同。此时的香港的走向，完全不在大陆的控制之下。

香港的“失控”，是从“六七抗议运动”开始的。1967年，大陆文革愈演愈烈，中央政府此前确立的长期港澳政策也被激进的“解放香港”路线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激进的罢工、罢课、罢市乃至“火烧英国代办处”等过火行为。学者强世功如此总结“六七抗议运动”之后大陆对香港影响力的迅速丧失：

“‘六七抗议运动’逐步趋于平息。而此时内地正处于‘文革’乱局，根本顾不了香港，新华社香港分社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香港左派既没有国内政治力量支持，又丧失了香港民众的支持，且备受港英政府的打压，只能在孤立无援、自我封闭和风雨凄惨中度过了漫长的1970年代。……‘六七抗议运动’给香港左派和北京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使香港左派的力量和影响力降到了低谷。……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是港英政府镇压六七抗议运动奠定了目前香港人基本的心态结构。近代以来，香港虽然被割让给英国，可香港人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相信总有一天会回归祖国。……可是，当左派抗议运动极端化，发展到‘三罢’斗争最后发展到‘飞行集会’时，影响到了香港人的日常生活，自然引发了市民对左派的不满，甚至恐惧。香港的上层精英和普通市民反而投靠港英政府，以寻求庇护。港英政府意外地获得了香港市民的认同和支持。港英政府正是利用镇压六七抗议运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开始实施“洗脑赢心”(Winni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港英政府采取系统的‘洗脑赢心’工程彻底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形成了港人对‘左派’、‘***’、‘大陆’、‘社会主义’的极度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与内地逃往香港的国民党达官显贵、大资本家和右派知识分子的‘仇共’心理相呼应，使得‘恐共’、‘仇共’成为香港市民的基本民情，这无疑增加了香港市民对香港回归的排斥心理，也增加了香港回归中国的难度。”（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在1970年代，澳门与香港形势上存在如此巨大的区别，而澳门与香港在战略重要性上又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正如前引苏联塔斯社报道所说，就战略重要性而言，澳门相对香港来说，只是“一枚辅币”——则不难理解，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澳门以 “给予殖民地自由”的方式回归中国；因为这无疑会给香港问题的解决埋下难以挽救的陷阱；而澳门已经完全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不需要急于马上解决回归问题。

资料显示苏联确实插手了“澳门归还”问题，但涉及多深尚无法判断

因为葡共的亲苏倾向，1975年的澳门回归问题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中苏矛盾。直到1977年，还有媒体在报道苏联因素对澳门问题的影响。该年6月3日，澳门报纸《市民日报》报道：

“《号角报》（澳门的一家天主教报纸）指出，***(葡修)想把澳门搅到成为从前的殖民地一般，成为苏联的一个卫星地区。但是由于澳门的特殊环境，任何想把澳门交给苏联接手的企图都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虽然这个地区目前是由葡萄牙人来管理，但澳门的未来前途，是由中国来决定的。而中国方面也同样地认为澳门不能落在葡共手中的。”

当然，所谓“葡修”想把澳门变成“苏联的一个卫星地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葡澳政府内部自1974年以来一直存在着亲中和亲苏两派的斗争，则是一个事实。如香港《星岛晚报》1975年7月7日以《澳门两派权力斗争 中国居民甚为关切》为题，如此说道：“澳门绝大多数中国居民，对澳门政府亲中共派及亲苏派葡人的权力斗争颇有关怀，当地出版的报纸销路突增，茶楼酒馆以及公众场所的人群，都在谈论此事件的今后发展。”而在更早一些时候的3月31日，香港《星岛日报》以《葡新政府亲苏 澳门政局微妙》为题如此报道：

“葡萄牙军事执政团在苏联的支持下夺权成功，而苏联可能向葡国加压力，利用澳门作为其中共冷战的前哨基地，但中共绝对不会容许此情况出现。……现任澳督李安道上校要执行葡国政策，而新政权领导层则亲苏联，因此澳督李安道上校希望中共能给予一个折衷办法，即使做出有损于中共的事，只要不太过分，中共能否只眼开只眼闭?这就要视乎中共意向如何。由于此种微妙政治局势，在澳门已受注视，故目前澳门的楼宇价格已进一步低跌。”

苏联究竟在葡共“归还”澳门问题上起到了怎样的具体作用，限于资料，目前还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但苏联确实插手其中，则是毋庸置疑的。不但借助舆论抹黑中国政府“拒绝收回殖民地”，而且操纵葡共在国际上制造不利于中国的外交攻势。1976年6月，葡萄牙外交部长安图内斯在对莫斯科进行“友好访问”之后，在巴黎发表谈话，声称：葡萄牙愿意与中国讨论澳门问题，但至目前，中国仍未作出答复（按：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已经与澳督李安道有过多次接触，并不存在“未作出答复”的情况；安图内斯所谓的“未作答复”，是指中国政府没有回应其将澳门当作殖民地“给予自由”的提议）。针对安图内斯的这一言论，澳葡政府于6月9日发表声明，称其言论“绝不能代表葡国政府”。香港《快报》如此评论这一事件：

“这是一个地方政府公开抨击中央大员的罕见事例，观察家认为安图内斯在莫斯科进行‘友好访问’后，发表不利澳门现状的议论，是代表苏联的立论，而澳门政府昨反舌相稽，则是受中共的鼓舞。”——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支持的葡共（马列）的机关报曾在1976年3月如此评价安图内斯：“梅洛·安图内斯……行动举止像是俄国社会帝国主义的一条低贱的走狗”。

至晚在1975年4月，中国已与澳葡政府达成共识：澳门不是殖民地，应保持现状

1975年4月2日，香港《星岛日报》刊登报道《澳葡当局就所传“葡将交还澳门”发表公报》，报道称：

“澳门政府昨晚强烈否认里斯本有意将澳门交还北京。官方昨晚发出的一份公报称:葡国从未与中共谈及交还澳门的问题。葡国临时军事政府及澳门政府对这方面的立场绝不含糊。”

此前一天，即4月1日，美联社的报道则点明奥葡当局的这一声明是在与中国政府交涉之后的产物。报道称：“（葡萄牙）政府今天证实，葡萄牙和中国已经就葡萄牙殖民地澳门的前途问题进行了讨论，但说，目前没有计划把它交给北京。海外领地部一位发言人否认在美国发表的下述清息：葡萄牙已设法交回这块前属中国的领土，但中国拒绝了。然而，他证实两国就这块六平方英里的领土问题进行了接触。”

尽管葡共似乎竭力想要将澳门当作殖民地“归还”中国，但中、葡两国接触后达成的共识，却是保持澳门的现状。1977年6月8日，葡萄牙副总理德罗巴斯在香港接受采访时如此描述澳门的这种“现状”：

“葡萄牙并无把澳门交还中国的计划。……澳门并不是我们感到为难的问题。现在的情况相当令人满意——是自治的领土，但是有一个葡萄牙的政府”——所谓“自治”，实际上是指澳门的绝大部分事务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华人团体在主持；而“有一个葡萄牙的政府”，对葡萄牙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至于传言中所谓“葡代表追着中国代表还澳门，中国代表躲着不见”，当然不是事实。但葡萄牙代表确实曾在联合国与中国代表就澳门问题有过交流。早在1974年9月26日，葡萄牙本土的《世纪报》就报道称：外交部长苏亚雷斯已经同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进行了接触，显然是讨论葡属殖民地澳门的前途，中国认为澳门是它的领土的一部分。而香港《快报》1975年7月18日则报道说：“葡京当局通过其驻联合国代表直接与中共接触，在今年一月间已谈到中葡建交问题，但当葡方提出澳门前途问题，中共立即表示暂不考虑建交，至此才使葡京相信中共不愿改变澳门现状乃是北京的政策，而非何贤先生的个人意见。”

澳督李安道85年受访称自己“不知道”所谓“葡萄牙想把澳门交还中国”的具体情况

1985年12月22日，葡萄牙《新闻日报》刊登了一篇该刊记者采访前澳门总督李安道的报道，标题为《中国和葡萄牙可以共同管理未来的澳门》。记者问到了1974年“澳门归还风波”的真实情况。

记者问：有一种普遍说法是，一九七四年葡萄牙想把澳门交还中国，而中国则拒绝了，并表示希望我国继续管理澳门。这种说法确实与否？

李安道答：我不知道……无论如何，当时我还在任职，就是在我离任之后，人们还多次向我提出过此问题。而我确实不知道。严格地讲，澳门政府在此方面没有任何举动。当然，这并不是说澳门政府以外的其它渠道也不可能有举动。我以完全诚实的态度向你们保证，如果在其它渠道有举动的话，我不知道是谁以及在何处处理此事。在我们的一份报纸上，我看到一条清息说，一九七四年葡萄牙在纽约联合国曾就此问题同中国代表团进行了一次接触，但这事我不曾得以证实。

如果李安道的回答是诚恳的，那么，作为亲历其事的澳门总督，他所了解的，其实并不比我们今天从当日的媒体报道中所了解的更多。这或许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年的“澳门归还风波”，并没有真正摆上台面，而仅限于一种非正式的交涉，甚至是秘密交涉。其交涉的具体过程以及牵涉各方的利益冲突，还有待更多的资料解密，才能更完整地还原。
结语1、1974-1975年的“澳门归还风波”确有其事。但所谓的“归还”，并不如传言所说的那般简单。葡共提出的“给予殖民地自由”的归还方式，实际上挑战了中国政府早在1972年就定下的拒绝按照殖民地方式处理香港、澳门回归问题的基本原则，这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的，因为需要付出的代价很可能无法估量（譬如丧失香港）；至于防备苏联势力渗入澳门，以及外媒屡屡提及的保留澳门用来搞外汇等原因，都是次要的。

2、东帝汶的命运或许有助于我们客观审视中国政府在1974-1975年间拒绝澳门以殖民地的身份回归的决策——1974 年7 月，葡萄牙承认东帝汶作为本国殖民地，拥有自决权利。不久，主张东帝汶独立派和主张与印度尼西亚合并派之间爆发内战；遍布全岛的暴力行为随之而来，联合国的强力干预也接踵而至。最后在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之后，东帝汶脱离印尼控制实现了独立。

3、“假如中国承认澳门是殖民地，那么香港……”——虽然历史难以假设，但必须正视的是：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批评英国政府从土地租约问题入手与中国谈判香港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而认为假如采取澳门1974-1975年的“殖民地”模式解决香港问题，则局面会完全不同。

4、将任何历史事件缩写成一条百余字的微博，都有偏离甚至脱离真相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