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经济形势已经越来越危险

　　搜狐财经：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债台高筑，没钱又不肯节流，所以开始打民营企业的主意了。新出台的“新36条”，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鼓励民资投资。但真正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像“新36条”这种条例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呢？

　　刘胜军：首先我觉得“新36条”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因为政府出台“新36条”其实就表明政府没有决心去面对问题，因为如果有决心面对问题的话，你就应该把老36条落实，既然老的不行，你凭什么出台一个新的呢？这个本身就是很不尊重自己的做法。

　　对中国的民营资本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一个机会公平，因为市场经济最精髓的一点其实就是公平竞争，结果反而不重要，因为竞争的结果一定会有人成为比尔盖茨，有的人将会破产，这个不重要，只要过程是公平的。现在民营企业明显受到不公平待遇，这个不公平既有显性的，也有很多隐性的。比如说央企垄断了很多行业，很多行业民营企业不能够进入，或者说有很多“玻璃门”、“弹簧门”，你撞不进去，民营企业在发展上，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另外一个很重要是隐性的障碍，比如说融资权对任何一个企业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民营企业融资上天生就是有劣势的，很多中小企业融资难，银行不愿意贷款给它。而国有企业都是银行追着给钱，像宝钢这些企业，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这些公司比较大，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政治因素和体制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有的比较大型的民营企业，也许平时银行也愿意给贷款，因为它发展比较好。但是一遇到问题的时候，银行不仅不会帮忙，甚至马上要回贷款，把它逼入墙角。而国有企业不会这样，国有企业再烂，亏再多的钱，政府也会给兜底，同样是企业，地位不一样，待遇就冰火两重天了。

　　天则经济研究所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深入的报告，认为这么多年国企的盈利都是虚的，国企其实没有盈利，国企的利润事实上得益于很多不公平因素。比如说它们获得的信贷资金是优惠的，税收总是被减免，土地价格非常低的，甚至很多是免费的，有非常多的因素，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国企享受了非常低的成本，最终体现出来是有利润，但其实是不公平竞争的结果。

　　所以说，对于民营企业，不需要扶植，只要不歧视就行。在中央的决定、有关的文件里面写得都很好，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民营企业还是二等公民，甚至说还面临一个很大的威胁，就是不安全感。在目前运动式和选择性执法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家就感到自己非常脆弱。他就不得不去结交权力，但是结交权力的过程中，本身又会被套牢，为什么？因为又会留下很多的罪证，所以民营企业家是进退维谷，最终很多企业家选择了出逃，或者说移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企业家如果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去移民，结交权力保平安上面，那就没有恒心和精力去经营企业了。

　　搜狐财经：今年前7个月，央企累计利润同比下滑16%，它们在产业链尚且利润下降，那么是不是预示着整个中国经济下滑趋势越来越明显？

　　刘胜军：从中国所有的经济指标上来看，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还在加速。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是在2008年之后推出了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刺激计划，中央说是4万亿，其实是接近20万亿，因为地方政府也砸进去10几万亿。刺激计划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一个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另外一个，就是地方债务的失控。

　　中央面对这样局面，采取措施就是急刹车，把铁路投资停掉，把刘志军给抓了，把房地产打压了，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被银监会严厉的控制。这样处理的后果就是投资急剧萎缩。这个萎缩为什么对国企冲击比较大呢？因为在上一轮投资扩张中，国企是主力军，所以在最新一轮打压中，国企受到的冲击最大。

　　当然我们不排除一些央企因为规模大，或者地位比较独特，可能缺少民营企业那样的灵活性。比如说中国铝业、中国远洋这么大的体量，可能也很难转型，甚至很难作出调整，它可能只能被动等待周期的波动。

　　然而对于很多民营企业来说，他们灵活性方面比国企好很多，但是民营企业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特别是看一下它们的现金流。现在三角债、应收帐款是非常突出的，因为大量的企业都陷入了资金链的困境。在这样情况下，要么要牺牲业绩，不要销售额了，而要保证现金流的质量；要么就为了业绩牺牲现金流，销售增长50%，但全是坏帐。这个对整个经济带来的冲击会越来越大。

　　目前经济形势应该说越来越危险，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开始可能只是为了控制住一些投资，局部地方政府的债务会出现危机或者其他风险，但是这些会蔓延的，最终会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关联产业，一个产业出问题，蔓延另外一个产业，另一个产业的收缩反过来会影响到新的产业，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自我收缩一个轨道。从政策来看，目前还没有看到转向的迹象。

　　搜狐财经：那您现在最担忧中国经济哪个方面？

　　刘胜军：我现在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地方政府债务不应该管，也不是房地产不应该调控，或者高铁建设不应该管，这些都应该管。但是我们要防止把经济转型这样一个中长期的任务短期化，我们要摆脱投资依赖，这是我们经济转型要解决的核心命题。但是这样转型不是说一年能够实现的，也不是说半年能够实现的，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够实现，如果半年实现一定要做到这样的目标，那最终就是经济崩盘，这是我现在最担心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决策者心里要清楚，经济转型要摆脱投资依赖，不是说短期内能够达到的目标，短期内，要解决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还是要回到投资驱动的道路上去，这不是说要走老路，而是说——在短期内作为一种过渡，长期要靠体制改革，但体制改革不是一个月出100个政策能够解决，体制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过程中，一开始必须不能一下子把投资依赖这个“毒瘾”砍掉，这个“毒瘾”迅速被砍掉，经济也撑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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