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68.5%受访者是“官迷” 主因灰色收入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两波“官员下海潮”和一波“官员上岸潮”以及持续的“公务员考试热”，标志着曾经一度淡化的官本位现象在当今中国又现回潮之势，并且愈演愈烈。

　　在人民论坛杂志所做的问卷调查中，65.8%的受调查者认为当前官本位现象十分严重;68.5%的受调查者择业时优先选择“党政机关公务员”。

　　官位为何如此让人着迷?有受调查者的观点或许表达了部分人的心声：因为当了“官”，就能够“仙及鸡犬”，就能够衣锦还乡，就能够光宗耀祖，就能够受人尊敬。正是“当官”后的这种丰硕收益吸引了不少人为之奋斗。人民论坛杂志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官迷”迷“官”原因前三位是“灰色收入多”、“权力效用大”、“社会地位高”;而“为人民服务”选项却落在后面。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与“官本位”并行不悖的是“民本思想”，如《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等。

　　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从“为人民服务”到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无不凸显出人民群众的重要性。中国***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始终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而当一个社会一切决定于官、一切听命于官、一切为了做官，“官”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核心要素时，必然会严重阻碍我国政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加剧政治腐败”、“危害党的执政基础”、“损害干群关系”。

　　如何破解官本位，让党政干部回到群众中间，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人民论坛杂志约请多位专家进行深层解析。

　　有专家表示，中国官本位思想之所以依然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包袱沉重。只有从制度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入手，才能真正破解官本位难题。

　　有专家建议，防止和根治官本位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不断调整和优化官员与其他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从利益分配层面引导社会形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官民一致、以民为本的理念。

　　有专家指出，实行“官位”开放，进行公开选拔、公开竞选，使“民”可以考官、罢官，从体制层面真正把“官帽”、“官运”交给人民群众，就必然会从民畏官变为官畏民，从“官本位”变为“官本分”。

　　党的十八大将开启新的征程。终结官本位，回归民本位，不仅是民众的期盼，也是时代的要求。我们相信，让党员干部回到群众中去，让“为人民服务”真正成为时代强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更加广阔。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东中西部“官瘾”状况异同

　　不同地区的公众“官瘾”状况有何不同?人们对于官本位的认识和评判又有哪些差异?人民论坛调研基地在东部(广东、浙江)、中部(河南、湖南)、西部(陕西、四川)地区随机发放了书面问卷共30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23份，其中东部地区941份、中部地区997份、西部地区885份。

　　当问及“面临以下职场机会，您会优先选择哪个”时，选择“党政机关公务员”的东、中、西部地区受调查者的比例分别为51.6%、59.4%和72.8%。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东部、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都有超过五成的受调查者把“公务员”当成了择业首选，这说明官本位意识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而东中西部比例递增的情况说明，改革开放越早、程度越深的地区，人们的“官瘾”也越小。有受访专家分析指出，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组织形式等的日益多样化，个人的依附性也随之更低、独立自主性更强。因而，官本位产生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弱，其赖以存在的各种社会基础正在被消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唐亚林教授也强调，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用建立在职业分化与平等基础上的成就与功绩制取向取代专制主义体制下身份制和官本位取向，进而形成人格平等、价值多元、和谐共生的多元化人生价值评判体系。

　　此外，有受访者告诉记者，发达地区因信息流通广，各种官本位现象尤其是官员的不正之风、特权等行为曝光更多，因而普通人对此感受也更深。比如现在很多人打开微博，觉得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正被不计其数的负面信息所充斥，由此产生出愤怒、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而能够随时随地掌握这些负面信息本身，正是因为其所处的社会相对而言更加开放，信息传播条件也更为发达。相反，欠发达地区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信息流通较小，权力运行受到的监督也少，因而官员特权曝光较少，人们对官本位状况的感受反而更少。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地区教育程度较高，公平竞争机会也多，因而催生了更多的人考公务员或竞争各类官职，这一点也放大了发达地区的“官瘾”程度。

　　尽管绝大多数民众都认为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带有不同程度的“官瘾”，但是不同地区的民众在这方面的心态有所不同。东部地区民众的做官心态更多地体现在心理失衡方面(选择“见周围人做了官，心理易失衡，自己也想去做官”的占45.9%);仅有13.2%的受调查者认为官职是地位的体现。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的民众则将做官看作是出人头地，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本事(50.7%的受调查者选择“认可‘学而优则仕’”)。

　　为什么“官瘾”程度会出现地域差异?人民论坛记者总结受访专家及公众意见得出的结论是：西部地区一方面由于政治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官场风气不如东部地区，导致官员权力过大，容易出现“一人升官，鸡犬升天”的现象，所以才会催生更多的“官迷”;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个人发展机会不足，导致人们将当官看作出人头地的最佳选择。另外，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即使是那些择业取向首选外企白领和民企骨干的人，也更多地表示会“评价人看官阶等级，并进行区别对待”(64.6%)，而这一比例在东部地区却要低得多(32.3%)。由此可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东部地区由于与外界的交往更加便捷、各种思想的碰撞更加频繁，人们对个体价值的评判虽然易受整个社会官本位文化的熏染，但仍保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培育更多具有健全人格的社会成员，正是我们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的真谛所在。

　　(执笔：人民论坛记者杜凤娇 袁静)

“官瘾症”六大症状调查排名

　　想做官者多多少少会沾染上“官瘾”，而“官瘾症”则有种种不同表现。根据调查，最突出的分别为“认同有钱的不如有权的”等六大“官瘾”症状。

　　认同“有钱的”不如“有权的”，占72.3%

　　症状解析：“当官就是吃皇粮，无后顾之忧，既不用担心下岗，又不用担心单位倒闭，工资往上加，捧着铁饭碗，混混一辈子”，因而“人人想当官、个个想出头”。比较起来，虽然商人中也不乏财富显赫者，但是有起早贪黑、摸爬滚打的艰难创业;有波诡云谲、暗潮汹涌的激烈商战;更有时不时地为“当官的”明里暗里勒索贿赂的各种无奈。难怪很多人有意无意瞧不起商人。

　　评价人看官阶等级，占66.1%

　　症状解析：在中国，以官阶大小来评判一个人的“官瘾症”，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一个人“盖棺定论”时以级别论之。在死者的墓志铭上，刻上他(她)曾经做过的官职，以此当作这个人一生最大的荣耀和成就。而在美国，即便是总统杰斐逊的墓志铭上也只写有三行字：“弗吉尼亚法案的制订者、《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对于做官的亲友同事以职位称呼，占53.8%

　　症状解析：如果你在大街上碰见布什总统，你不喊他“布什先生”而喊“布什总统”，那他肯定不但感受不到尊敬反而会感觉受到了揶揄。但在中国，两个同班同学毕业后，如果其中的一个突然当了官，就算之前以姓名相称惯了，另一位也得马上改口称他为“某某官”，否则对方非但会觉得不受尊重，更有可能给你小鞋穿。

　　见周围人做了官，自己也想去做官，占40.1%

　　症状解析：恨官、想官、爱官。为什么?这里的权力诱惑太大。免费的车、免费的房、呼风唤雨的权、不劳而获的钱……中国的老百姓最恨的是“贪官”，可他们心底最佩服的也是“官”，如此矛盾的价值观正是官本位文化的千年杰作。

　　认可“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有本事”，占33.5%

　　症状解析：有人说，现在的教育就是：“好好上学、考大学、当官、发财。”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毕业生选择了“下海”创业或者较有活力的私营企业等。但是，今天的大学生择业时，传统的热门职业已不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就业的第一选择大多是政府机构，因为那里除了有稳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和最小的风险外，还有机会当官，而当“官”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

　　对故乡的主要领导如数家珍，占21.6%

　　症状解析：在中国，当一个人被问及自己是哪里人时，得到的回答除了地理位置、特产名胜，最具特色的往往就是“现任某某领导是我的同乡”。即便追溯历史，也鲜有列举文学家、艺术家之类的，相反，不是举出曾经出了哪位皇帝，就是诞生了哪位宰相。虽然很多人憎恨当官的，但他们又都喜欢拿自己故乡出的官员来装点门面。

　　(人民论坛记者袁静整理)

“下海”与“上岸”：官潮起落迷局

　　官本位现象强化的标志：从“官员下海潮”到“官员上岸潮”再到“公务员报考热潮”

　　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趋深化及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转型，是两波党政机关官员的“下海潮”和一波“官员上岸潮”以及持续的“公务员报考热潮”，这标志着曾经一度淡化的官本位现象在当今中国又现回潮之势。

　　第一波“官员下海潮”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典型特征是借助于“价格双轨制”的权宜改革策略，以及政府向企业的放权、政府自身机构改革任务的推进等，一大批官员下海经商，甚至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全民经商潮”。这波“官员下海潮”的一大严重后果就是助长了官商勾结并利用权力大肆寻租的腐败之风。

　　第二波“官员下海潮”的兴起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并得到1993年推行政府机构改革时自上而下出台的各种激励政策的积极支撑，如鼓励官员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带薪进修学位、实行离职买断补偿金制度等等。这种因经济体制的转型与政府机构改革的需要而引发的第二波“官员下海潮”与第一波“官员下海潮”的最大区别在于，由经济体制转型而引发的市场各主体的平等观念逐步深入人们的脑海，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对人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的转变，即下海经商做实业与在政府机关做公务员都是在为国家经济建设作贡献，都是在为人民服务。

　　然而，好景不长，这种在第二波“官员下海潮”中已初露端倪的关于人的社会价值评判的新标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如国企改革迟迟不见成效，民营经济发展困难，政府权力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无法跟上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步伐，而呈现出一种“逆转”态势，即原先下海的官员或因功成名就，或因后续发展困难，或因未来不确定性增强与风险性加剧等原因，纷纷从商海“上岸”，重新回归公务员系统，过起了“朝九晚五旱涝保收”的安稳日子。

　　面对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形势遭遇一波又一波危机的冲击，以及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深度转型的困扰这一宏观背景，政府权力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力度不仅没有得到有效削弱，反而一再变相地得到强化，这不仅从根本上制约了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和公民社会的真正成长，而且极大地颠覆了市场化社会内生的平等性、契约性、规则性等基础性价值观念对人们行为的正面引导和对社会风气的净化作用，也直接地刺激了因为大学扩招而不得不面临严峻就业形势的大学生、研究生纷纷把报考公务员作为就业的首选，甚至出现了自2003年第一届扩招大学生毕业以来持续近十年的“公务员报考热”，以致公务员招考已成为我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据有关资料统计，2003年报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国家公务员的大学生、研究生只有8.7万人，到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迅速攀升至146万人(不包括地方公务员报考人数)，2010年的报名数是2003年的16.8倍。大学生、研究生对公务员报考趋之若鹜，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无外乎公务员各种显性与隐性福利相对于其他行业突出的比较优势以及由此而塑造的“当官”乃人生的最高志向的价值观的指引。

　　官本位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官商二元化”价值观的缺失

　　中国是个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自秦已降，“家天下”世袭王朝体系和“定于一尊”的强调等级制的儒家学说与农耕时代欠发达的经济形态、交通条件、信息技术的相互耦合与嵌套，尤其是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压制商业竞争、阻碍技术创新，随意剥夺私有财产，导致整个社会匍匐在专制权力之下，社会结构的分层也因与专制权力的亲疏关系而长期呈现“士农工商”依次等而下之的基本格局。即使作为士这一阶层的读书人，也因作为依附于专制权力(帝王家)的统治术(文武艺)的操持者而失去其自身的独立性，沦为专制权力的打手与帮凶。

　　与在中国不断得到强化的官本位现象相反的是，同一个星球另一端的人们早已开始了另外一种关于人生价值的社会评判标准的探索——官商二元化价值标准的高扬与实践。在自公元八九世纪开始兴起于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城市的影响力不断拓展的过程中，由商业文明铸造的以自由平等契约为核心的商业精神在西欧中世纪通过独特的权力斗争方式，在王权与教权争斗缝隙里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机遇，并通过新教徒的亲身实践，谱写通过忍欲、节约、冒险、创新的方式，为了社会的再生产及财富的增加而贡献自己的一切，以达到死后升入天堂，成为“上帝的选民”这一新教基本教义的真谛。在最终成为“上帝的选民”的过程中，尘世中的人都是平等自由的“上帝的子民”。新教徒将从事商业活动与从事公务活动都看作死后升入天堂成为“上帝的选民”的平等阶梯，将官商二元化价值标准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的基本工具，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在漂洋过海向北美新世界拓展的过程中，始终将其作为缔结社会共同体的价值指针，并以对公共权力的严格制约、对宪政精神的积极遵守为配合，开创了百余年高速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同时为西方社会在历经一次又一次重大危机后继续焕发出勃勃生机奠定了深厚的社会文化根基。

　　多元化的人生价值评判体系，因“公务员报考热潮”及其折射的官本位现象而不得不中断

　　六年前，笔者在给行政管理专业的大学生上课时，就未来择业方向问题随机对30个本科生进行了一次无记名测试。当时，笔者要求学生从专业方向、兴趣爱好以及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等综合角度出发，从规定的就业种类中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并扼要地说明选择的理由。笔者把就业种类划分为四大类，一类是国家公务员，一类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类是企业工作人员，再一类是其它。30个学生中，有8人选择了未来当国家公务员，占总人数的26.7%，其选择理由主要有“收入与工作稳定;丰富个人阅历;报效国家;专业对口;社会关系广泛;工作轻松;福利好，有公假，可以旅游”;有3人选择未来当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2人为律师，占总人数的10%，其选择理由主要有“工作稳定;收入较好;个人兴趣(做幼儿园教师)”;有8人选择了未来做企业工作人员，占总人数的26.7%;还有11人选择了其它，其中国内读研与出国留学有10人，自由职业者1人，占总人数的33%。在四类选择中，选择出国读研的比例比较高，其中一个原因与30名学生中上海生源的比例较高有很大关系，因为上海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形成了出国读研的社会风气。至于对未来择业方向的期待问题，普遍的期待是收入高、工作稳定。

　　从此次随机测试情况来看，大学生中存在的理想主义因素在减退，对个人利益与自我发展空间的追求展现了年轻人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开始占上风，其根本原因在于大学生受到传统文化的约束因素在不断降低，市场经济的发展助推了个人自主选择性的加大，社会利益与社会价值观多元化进程客观上为多元化的人生价值评判体系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一良好发展态势以及由此而反映的事关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价值基础重构之重大实践，却因“公务员报考热潮”及其折射的官本位现象而不得不中断和搁置。(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包容性公民文化权利视角下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研究》(12&ZD021)以及“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SHKXZD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官本位“逆流”侵蚀社会生态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官本位问题就一直扰攘不已，朝野上下颇为关注，如今更烈。什么是官本位呢?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其实，直白地说，所谓“官本位”，就是整个社会以官场、官员阶层为根本的价值定位，官方所好官员所好，便是社会所好民间所好。个人价值的高低，以官阶高低为标准，官大权力大，官大真理大，唯官是从，唯上是从。官场内部按照这一定律运转，非官场的整个社会，则是比照官场规则进行操作，以此确定各自的社会价值和地位。关于官场的官本位已经有不少人给予评说，这里着重谈谈官场之外的官本位现象及其背后反映出来的迷思。

　　老师、学生都求官心切

　　学校本来是“育英才”的地方，是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阵地，但这些年在诸多负面因素的影响下，学校成了官本位理念的传播地和试验场。近年来，遍及全国影响海外的全社会公务员考试热，其发轫地便是高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生生不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以考上公务员为职志，以读书做官为标榜。一个中央部委的科员，竟然有将近5000人报考!更有甚者，本应以传播和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基本价值观的大学教授，为了在学校挣得一官半职，不惜趋炎附势、卑躬屈膝、谄媚官员。南方某大学，一个处长职位拿出来公选竞聘，竟然有五十来个教授去“竞争上岗”!有的在国外留学多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做了博士后研究回国的“海归”，在国内重点大学工作，不去教书不去研究，直接去了行政管理部门，担任副处长继而“荣升”处长，自己乐不可支。

　　更有好笑之事：某年，某全国重点大学某系的研究生会换届，当选者居然自己发布大红海报，宣布“阁揆”及“内阁”组成名单!一个小小的系研究生会主席自比为“阁揆”，想象自己是内阁总理或者古代的宰相，姑且不说这里对政治学、行政学常识的无知，其当官野心之膨胀、官本位理念之痴迷，也足可见一斑!难怪该校研究生院一位领导气愤地说：他可能还想当“国务院院长”或者“政治局局长”呢!

　　在中学里面，为了当上学生干部而对同学请吃请玩兼送礼的、“腐蚀”老师的，大有其人，大有其事。当年引发全国关注的湖北小学生“五道杠”干部事件，更是奇观。少先队干部，数十年都是一道杠小队长、二道杠中队长、三道杠大队长，形成了制度，也形成了人们的认知习惯。但为了突出官上之官，湖北某地想当然地突破制度和习惯，设置了“少先队总队”，其“总队长”佩戴的少先队干部袖标是“五道杠”。此事一经披露，全国哗然，舆论一边倒地给予严厉批判，北京相关管理部门也给予了严厉批评。至于小学生自己印名片，黑体大字标注自己的官位(班长、文娱委员之类)不说，有的还在名片上标注“父亲是副县长”、“母亲是教育局副局长”之类的文字，也是不乏其人。显然，我们的学校，从大学到中学到小学，都浸染了官场习气，都充斥着官本位理念的接受者、传播者和实践者，改革开放初期激荡人心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壮志，已被唯利是图的功利心所熏染变质。

　　社会组织、群众团体扭曲成了“二政府”

　　社会组织、群众团体本来是民间的，是对于官方组织和官方管理的一种补充，但在官本位的社会机制下和社会心理中，早已被扭曲成了“二政府”，成为官本位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诸多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基本都披上了官衣或者隐性官衣。正部级、副部级的全国性社团，正处级的省级社团，比比皆是。有的全国性学术社团，由于具有正部级的地位和待遇，于是不少官员往里面钻。相对于党政官员，尽管社团官员没有什么实权，但毕竟能够解决身份级别和待遇。原本是副厅的官员，到了一定年龄，晋升无望，于是通过关系到了某个全国性社团，当个秘书长之类，解决正厅职务和待遇。同理，正厅官员到了一定年龄，晋升无望，于是通过关系到某全国性社团担任副职，以解决副省地位和待遇。不少省份的学术文化团体的负责人是所在省份的原省委或省府的领导人。

　　这些现象表明，即使所谓民间化、社会化的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也摆脱不了官本位的制约，甚至刚好成了官本位的载体，成了仅次于官府的“二政府”。好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对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进行整顿，使其回归正位，行使其社会职能和学术文化职能，但要彻底清除官本位的影响，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企业官场化，“企业家”官员化

　　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经济力量。以发展经济提供物质产品为责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企业的原则。但我们的国企长期以来被划分为各种官位级别，正部级、副部级企业，正厅级、副厅级企业，乃至正处副处正科副科级别的企业。规模越大，政府投入越多，企业级别越高，企业领导人的官位越大，至于该企业是否效益卓著，那就另当别论了。由于企业成了变相的官场，企业领导人不是现代企业家而是上级任命的官员，有时甚至就是根据某个官员的喜好而赏赐的乌纱帽，该企业的领导人自然不会把追求卓越、创造效益当作宗旨，不会对企业负责，不会对企业员工负责，而只是对上级负责，特别是对握有生杀大权的上级官员负责。这样官场化的企业和官员化的“企业家”怎么能够引领企业进步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由于我们整个社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官本位的泥沼，泥沼上空迷雾阵阵，所以出现了一切向官看，以官员的是非为是非、以官场的标准为标准的种种乱象。某些企业领导特别是某些私企负责人，看似热心社会公益，捐款捐物，修桥铺路，其背后却跃动着一颗想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心。有人不无尖刻地说，某些企业家的政协委员头衔是捐款捐物捐出来的，固然可能有失偏颇，但社会上很多富人老板在经济发达之后想方设法弄个一官半职，至少是搞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当，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日常生活中，“九五至尊香烟”、“皇室麦片”、“潮庭(谐音朝廷)酒家”、“棕南海(谐音中南海)桑拿”之类的消费品或消费场所，其背后的价值支撑，无疑是官本位的理念，甚至是封建皇权理念。银行贷款，公务员不论职级，起码可以贷款30万。某省一个副厅级官员，因为买房而向银行贷款，银行开始热情洋溢，满口答应的贷款额度也很高。没过一月，该官员被组织派到大型国企担任党委书记，级别未变，收入比原来增加，但银行马上变脸了，明确说，你现在是企业啊，不是公务员，不是省厅的领导了，不能按照原来的条件和额度贷款给你。

　　在社会地位划分方面，从官方到民间，习惯以官场的官阶为换算单位。某省曾经以省政府文件方式表明：教授相当于处级。某省某所省属重点中学办得很好，省里有关部门认为该校校长贡献大，而省属重点中学也仅是处级单位，故特意安排该校长挂任该省某大学的副校长，不用去上班，仍在原中学工作，但由此具有了副厅身份和待遇。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就是这样来衡量人的贡献并给予相应“奖励”的。

　　综上可见，官本位的价值理念，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我们的文化下意识。这样一种官本位的价值观，显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截然相悖，应当给予清理，并通过现代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理念的建设，予以矫正。至于官本位的思想文化渊源，早则源于封建社会的权力崇拜和个人独断，近则来自计划经济体制的绝对权力对于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要破除官本位的社会迷局，要超越官本位的错位迷思，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的前提下，在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下大功夫，花大力气。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导)

人被“官化”轨迹审视 三重视角解析官本位本质

　　作为一种世界观，官本位是传统观念中的基本价值取向

　　官本位作为一种世界观，是我国传统观念中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其对我国农耕时代的士、农、工、商等行业所进行的价值规范上。我国农耕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社会分工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细，因为有限的经济剩余只能满足有限的社会发展，而有限的社会发展又只能衍生出有限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由此，士、农、工、商就成为农耕时代我国社会最主要的分工类别，而由其所决定的职业分工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几大主要的职业分类。

　　由于每一种职业都只能构成整个传统社会的一个环节，因而从事某一种特定职业的人也只能以自身的立场去认识自己所面对的社会存在，这便使得从事特定职业的人们彼此都将对方当作了一种特殊性的存在。因此只有对传统社会中的士、农、工、商等进行了社会规范，统治集团才可以对社会进行有效统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规范标准。那么，什么样的现实存在最适合充当这种规范标准呢?在统治集团看来，统治集团自身的存在就最有理由成为这种特定的规范标准，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由于统治集团就是官僚集团，而官僚集团又更靠近权力、名誉、金钱、知识和地位等，因此，作为官僚集团的“士”便在社会地位、名利、社会资源掌控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必然要优于作为普通民众的农、工、商等行业的从业者。不仅如此，普通民众一旦成“士”而为官后，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原有的社会地位，直接“为民作主”，成为“民”之主宰，甚至成为“民之父母官”。这样，“统治集团本位”就必然导致“官本位”。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理念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不仅成了励志格言，更成为了一种公认的价值判断标准。

　　确立“官本位”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一种价值判断标准，意味着我国传统职业分类有了共同的评判尺度，意味着我国传统社会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和认识基础，意味着我国传统统治集团的社会统治逐渐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作为一种实践趋向，官本位是传统社会普遍的形而上追求

　　官本位作为一种实践趋向，是我国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民众的一种形而上追求。这主要体现在传统社会中普通民众往往将自身存在的价值同做官的规范性预期进行分环勾联。

　　当官是传统社会绝大多数民众孜孜以求的目标。因为当了官，就能够“仙及鸡犬”、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就能够改变现状、告别落魄、受人尊敬。正是这种当官前后境遇的天壤之别，引得无数人为之奋斗。但是，“难当官”确也是诸多“田舍郎”必须面对的现实。在传统社会中，社会资源的匮乏和分配不均造成了普通民众向上流通的渠道极其有限。

　　“处江湖之远”的人要“居庙堂之高”，至少要付出如下几方面的艰苦努力：第一，要经历“十年寒窗苦读”;第二，要能从各层级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第三，要经得起统治集团的各种考验;第四，要能够掌控并促使各种偶然性向规范性预期发展;第五，要能够管理国家，维护统治秩序。对于梦想当官的“田舍郎”而言，要么历经前述所有磨砺和考验，要么冒着“思想狂徒”或“乱臣贼子”而被杀头的风险，实现预期。

　　由此可见，无论通过哪种途径，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当官都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因为其中的环节太多，且每一环节都包含着诸多的偶然性。稍不留神，所有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因而在绝大多数普通民众那里，失败似乎是必然的，而成功却好像只是偶然的。于是，便造就了当官的事实性存在与可能性存在之间的极大反差。能够当官的事实性存在只是向可能性存在展示的一种形而上学。“居庙堂之高” 或“登天子堂”的事实性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可能性，由此从可能性通向事实性的道路便成为一座 “独木桥”，而越是这样，当官就越只能表现为一种形而上学，并体现在传统社会普通民众的实践趋向中。

　　作为一种文化，官本位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官本位作为一种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主要体现在由传统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集团所掌控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官僚集团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生产者和掌控者。而官本位本身就是由统治集团所生产的、用来统治民众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肩负着这一职责的官本位至少承担着以下三方面的文化责任或社会责任：第一，使民众等级化，并通过这种等级化来制造普通民众对专制权力的崇拜;第二，使社会格式化，并通过这种格式化来促进传统社会的整合;第三，使社稷条块化，并通过这种条块化来维护传统国家的稳定。因此，在统治集团那里，官本位必然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和底蕴。

　　官本位本身就有一套文化建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既具有传统文化的外在形式，又具有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它的外在形式是通过其特定文化逻辑来呈现的。主要包括：“升官”的制度安排、“为官” 的游戏规则和“去官” 的程序架构等。它的文化内涵是通过其特定的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来体现的，而这种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又反映了官本位自身演变的轨迹，反映了它对历史文化的规定以及它对特定时代的人的规定。

　　官本位本身的演变、发展轨迹就是人被“官化”和官被“人化”的过程。人被“官化”，表明官本位既规范着已经被“官化”的“官”，又规范着可能被“官化”的民。因此，无论是“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官”都成为一种目标指向，都成为一种实践趋向。官被“人化”，表明“居庙堂”者的为官态度、处世方式、认识理念和实践策略等所具有的发展趋向，也表明了官僚集团的统治态度、处世方式、认识理念和实践策略等所具有的发展趋向。官本位对历史文化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它把社会历史变成了政治历史、统治历史和专制历史上。官本位对文化历史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它把文化变成了官僚文化、利益文化、等级文化和权力文化上。官本位对特定时代的人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它把人变成了国家机器里的一个环节、一个链条。本来，并不紧密的传统社会关系只是体现着一种自然联系，但是，在以官本位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国家机器里，每一个人则都成为其他人的中介和环节。

　　官本位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有其深厚的土壤，要破除其存在及影响，就必须从根本上消解其存在基础。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稳步确立，随着社会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组织形式的日益多样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官本位赖以存在的各种社会基础正在逐步被消解，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正在逐步削弱。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它有时还很活跃，甚至在特定场合下还很有市场。因此，破除官本位，我们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悲观、无所作为，而要先客观全面认识其本质，再想对策去彻底消解其本质存在的基础，直至最终实现破除官本位的目标。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中国“官瘾症”根源拷问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皇权政治核心价值观的实现，不论是采取激励的方式，还是制定科举制考试的规则，都大大提升了官本位的地位。在当时，只有实行官本位，才能实现对整个社会强有力的管理。只有强调官的权力，才能提升社会管理的强度。所以官本位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延续几千年，直至今日依然存在。这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在今天，则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政治开明和经济发展。

　　官本位的存在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官本位的存在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历史上，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很有限，农耕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了社会进步，而官本位思想则恰恰适应了这种经济发展水平。而在如今西方发达国家，则是有本事的人走向社会，没本事的人才进政府。在政府工作，只要循规蹈矩，就可以胜任。所以政府始终处在社会管理的被动局面，很难有积极主动的改革创新。因为它平稳地掌握着治理社会的法律、制度、规则。

　　为什么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如此严重?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局限。越是在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官本位思想越严重。作为处在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也正因此，导致官本位思想久居不散。二，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是官本位思想存在的根本原因。三，传统政治文化是官本位思想存在的土壤。官文化的核心即官本位文化。四，思想观念还比较落后。至今我们还不能从儒家学说中摆脱出来，依然称之为“国学”，被奉为我们国家的核心主体文化。

　　政治文化的改造，前提是必须放弃儒家的官本位思想

　　第一，进行制度改革。中国官本位思想之所以依然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包袱沉重。在集权化政府体制下，我们总是强调政府是万能的，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管。这种管法是催生官本位现象的强劲动力。只有从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角度入手，才能真正破解官本位难题。

　　首先，政府的很多权力要回归社会，退到守夜人的身份，使我们的政府成为“有限的政府”，该管的要管，不该管的千万别管。但是这种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直接触及了政府官员的利益。利益问题是政府放权的最根本障碍。

　　其次，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谁进谁上，是由政府说了算。这是官本位的核心问题。现在大家为什么挤破头要进政府，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无限大。政府人事改革、干部的任命问题，尤其是主要官员的上与下、进与退，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化、法制化，没有规范这种权力。这就造成了社会上的一种想法：我只有进政府当官员，才能获得最多的权力。

　　第二，发展经济是破解官本位的重要举措。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去，政治开明程度就会受影响，社会进步就会受到局限。比如我国东部省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人，身处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官本位思想就比较淡化，很多有能力的人不是把进政府做官当做实现人生价值的首选，而是选择到社会上去打拼，创一番自己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多元化的个人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相反一些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大家首选进政府。甚至有些理科博士，毕业后也要去政府做官，对教育资源来说是极大的浪费。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曾经说过：“现在很多人都想进政府工作，说明政府是腐败的。”我觉得我们应从这句话中得到启示，有所反思。

　　第三，在政治文化中，我们对儒家文化崇拜有加，但是没有批评性地继承和扬弃式地发展。可以说，官本位思想是儒家文化中“礼制”和“人治”的思想体现。“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文化的名言，倡导优秀的人只有进政府为官，才能实现人生价值，获得社会尊敬。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中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而“做官”就成为“中国学界”三魂中的第一魂。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儒家文化适应的是两千年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背景，在那个时代，儒家文化起到了辉煌的作用。但是今天来看，我们的社会发展如此迅速，又正面临着国际化的冲击，面对儒家文化，必须做出客观理性的选择，既要批判，又要继承。政治文化的改造，前提是必须放弃儒家思想中的官本位思想。

　　文化改造如何实施?首先，应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梳理，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次，文化一定是一个人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官本位核心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该从改变制度文化着手，推动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

　　(作者为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官本位怪儒家是“孙子有病爷吃药”

　　将官本位的根源或文化根源归结为儒家都是不准确的。当前的官本位现象并不是因为有儒家影响而变得严重，辛亥革命前儒家影响是正统官方意识形态，那时的官本位远不如今天严重。将官本位或任何现实问题归之于儒家或传统文化都不能直接帮助解决现实问题，某种程度是孙子有病，给爷爷吃药，甚至是给死人喂药。但是现实问题不好直接讲，就有点借古喻今，这当然也有点帮助，但是不重视基本的事实，没有基本的历史知识就高谈阔论，实在无益，还助长了华而不实、虚而自满的风气。

　　所谓儒家概念相当复杂，儒家与权力结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同时期儒家思想特点不同，孟子及新出土的竹简都有批评和限制君权的内容。儒学或儒家的概念太大、太空泛。有人将之厘为官方儒学、民间儒学以及儒家哲学，或可参考。

　　从大处说，辛亥革命以前的社会是儒家社会，因此这几千年中发生的一切都可以与儒家联系起来，所谓官本位，所谓专制，所谓贪腐都可以和儒家传统扯上关系，而文天祥、史可法、岳飞也可以归之于儒家。不做深入分析，不从事实出发，这种联系未必符合事实，很容易想当然地说话。那时中国人没有人不算儒家的。

　　儒学如果从思想理论的角度讲，的确也有利于中央集权，尤其是汉代以后、特别是宋明以后的儒学。但儒学思想家多不以做官为首要，当然他们要实现自己的道德和社会理想，往往要进入权力机构，这种关系比较复杂。其实，传统社会中批判集权或官府的也都是儒家中人。

　　是社会现实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还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决定了权力结构?从短期看显然是前者，从长期看，也很难说后者是正确的。

　　克服官本位，首先是社会管理目标、方法和结构的改变，批判儒家毫无直接有益影响。无论提倡还是批判儒家都不能有效解决官本位的问题，至多是一种助缘。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

　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路径与选择

　　***总书记在“7·23”讲话中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来发展人民民主，并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要达此目标，从制度机制和思想文化上铲除“官本位”现象的残余极为重要。

　　所谓“官本位”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以官员的意志和利益为轴心的资源分配方式和社会权力结构;二是指以官职的有无与大小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标准。“民本位” 相应也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权力是由人民赋予并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国家体制;二是指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是衡量官员的主要价值取向。显然，坚持“民本位”是我们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

　　认清“权力是谁给的”这个根本问题

　　我们党执政已经60多年了，但对于有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中国来说，要用先进的“民本位”的政治文化取代腐朽的“官本位”的思想影响，引导人民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转变观念非常重要。要围绕“权力是谁给的”这个根本问题，树立“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的观念。在官民关系上，实现由“主人”向“公仆”、由“家长”向“儿女”的转变;在权责关系上，实现从“重权轻责”向“慎权重责”的转变;在“当官”与“发财”的关系上，实现由“升官发财”到“当官别发财、发财别当官”的认识转变。而且，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最重要的不仅是口头上承认这些。即使我国封建时代的思想文化著述，也没有谁公开宣扬过“以官为本”，没有任何朝代宣布要实行“官本位”制度，有关“民本”的言论却很多。如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中说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等。

　　官本位最集中的表现和最致命的危害，就是当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与掌握他命运的上司的意志相悖时，他会为了自己的仕途而放弃后者，也就是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因此，必须坚持“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把那些“双重人格”的领导干部换下来，用那些坚持党的宗旨意识、真正确立了“民本位”观念的干部顶上去，才能保证改革的健康推进。

　　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要从体制机制上去除

　　“官本位”观念至今仍有市场，是和人们羡慕一些领导干部的社会地位和特殊待遇分不开的。这就是所谓“身份性消费”，也就是说消费权利因人而异，具有专属性，必然遭致普通群众的不满。作为苏共掘墓人的叶利钦，当年就是靠打着反腐败、反特权的旗号，赢得了人们支持的。新中国成立后，也仿照苏联对领导干部建立了住房分配制度、“特供”制度、医疗保健和疗养制度等相应的待遇，但并未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经过战火考验的理想主义的一代，大都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但也必须看到，在经过几代的传承后，有些新提拔的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点和群众感情都淡漠了，各种特殊待遇却保留甚至还膨胀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领导者决定干部升迁的情况下，为领导服务的质量，是一些“行政主管”获得晋升的主要手段。

　　我国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产生于战争年代保障担负重要责任者的需要，也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有关。而且，越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公职人员的收入就显得越稳定、越有优势，“官本位”意识也越浓。东部沿海地区的餐馆招呼客人多称“老板”，而西部不发达地区多称“领导”。要克服“官本位”，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缩小社会分配差距。其实，在一些物质生活资料丰裕、各种消费服务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官员一般都没有公家提供的住房、公车、保健医疗，其待遇体现在足以保证其过上体面生活的薪酬上。而社会的普遍富足，也使官员的收入并不突出。因此，随着我国人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领导干部排他性的“身份性消费”会逐步减少，货币性消费会逐渐增加。

　　实行“官位”开放，变“官本位”为“官本分”

　　在权力仍然缺乏足够的制约监督的情况下，当官掌权便成为了“快乐当中最快乐的享受”。可以说，“官本位”的本质是“权本位”，是对权力运用、滥用、享用的崇拜。因此，消除“官本位”最有力的措施就是要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在上级机关甚至领导者个人选拔干部的现象仍大量存在的情况下，由于“官帽”不是人民群众给的，能否升迁也不取决于一般群众，要求领导干部都有很强的公仆意识是不现实的。因而跑官、要官甚至买官、卖官现象屡禁不绝也是不奇怪的。实行“官位”开放，进行公开选拔、公开竞选，实施“民”可以考官、罢官，从体制层面真正把“官帽”、“官运”交给人民群众，就必然能将民畏官变为官畏民，从“官本位”变为“官本分”。

　　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质量

　　要巩固从“官本位”到“官本分”的转变，除了要以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来制约官员行使的公共权力，还要通过分权制衡的方式以权力制约权力、以责任制约权力、以程序制约权力。

　　大量事实证明，偶发的群体性事件，多数与干部不良作风分不开;恶性群体性事件，主要与司法不公和执法粗暴相联系。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一般反映的都是制度不公或背后的腐败问题。因此，“依法行政”最重要的含义是依法治“官”，而非依法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依法治“事”。很多官民纠纷都源于政府职责混乱。

　　有人说，现在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越来越闲不住”。政府与其他市场主体争夺利益，就丧失了主持公正的能力，也会形成干扰司法的权力。因此，要使各级政府成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民生型政府。政府的行政行为，也要由侧重于审批向更加重视服务转变，这是消除产生“官本位”意识的制度根源。

　　激发社会活力，拓展人的价值实现途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曾出现两次公务员下海经商热，最突出的一次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时。后来很多“下海”者又“上岸”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创业环境发生变化，很多创业者感到与当公职人员相比已不占优势。进入新世纪后，有的省又提出“个人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的口号，掀起了新一轮的创业热潮。实际上，尊重社会多元，倡导自主创业，拓宽人们获取物质财富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渠道，这是消除“官本位”的必由之路。

　　要通过制度设计，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环境。公务员和非公务员之间，也要创造进行职业身份转换、人员交流的条件，包括教授可以中途从政，官员也可以转行教书;民被选上是官，官员落选就当民，退休后的待遇也相互接轨。

　　当公职人员不再成为一个稳定的、终身性的、有自己利益的特殊社会群体，无论对于增强公务员队伍的活力和能力，还是对于消除“官本位”意识的影响，确立“民本位”的观念，都是有益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尚需时日，但有步骤地、渐进地进行这方面的改革，还是完全可行的。

　　(作者为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终结官本位：从权力崇拜到以人为本

　　官本位奉行的原则是权力至上，而权力至上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是权力社会、官本位社会，“学而优则仕”。现在有个很重要的变化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社会越来越重视能力：我们强调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强调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强调竞争上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强调由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社会越来越要求我们凭自己的努力奋斗、能力发挥、业绩贡献来配置资源，确立地位，实现价值。也就是说社会越来越重视能力的价值。

　　虽然这里都强调力量，一个“权”的力量，一个“能”的力量，但这反映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传统社会围绕着权力做文章，现代社会围绕着能力做文章。这也是产生中西方社会发展差距的一个根本原因：西方近代社会的制度安排、文化设计主要围绕着“能力”来做文章，我们中国发展的步伐比较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安排、文化设计多围绕着“权力”做文章。一个力量的来源是“权”，一个力量的来源是“能”，都强调“力”，但来源不一样，这就拉开了中西方社会的差距。

　　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就是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障碍，但最根本的障碍是官本位。

　　我们先来分析“官本位”如何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官本位”并不反对人们做官，如果做官是为了做事，那么老百姓希望他这个官是做得越大越好。当年邓小平刚刚复出的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他出来，要么是做官，要么是做事，但他是为了做事。邓小平复出做什么事呢?主要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大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官本位”实际上意味着有些人把做“官”看作是最高的、唯一的目的，而其他都是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显然，官本位奉行的原则是权力至上，而权力至上是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障碍。

　　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一个落后现象就是等级。在西方发达国家，等级也是存在的，不过中西方社会面对等级所采取的态度不大一样。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强调自由、平等、博爱来淡化等级，但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在强化这个等级。我们总是从人们之间的身份差异、地位差异来看待一个人、对待一个人。农民手中没有权力，社会对农民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前，我们叫“农民伯伯、农民叔叔”，但是后来称呼降格为“农民老大哥、农民兄弟”，再后来又降格为“农民工、打工仔”。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有没有权力确实不一样。

　　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二个落后现象是人们之间有人格依附关系。这使我想起1991年我在做县委副书记时的情景。那个时候，我更多要求下属听话服从，但对下属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独立人格、创造个性却漠不关心。我们常说：“你是我的人，你是我提拔起来的，一切都要听我的。”你看，在这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格依附关系。

　　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三个落后现象就是对上负责比较容易，对下负责有时候不大容易。我们的前途命运往往掌握在上级部门手中，当然要对上负责了，而没有掌握在下级、群众手中，所以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就出现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的现象。这种权力至上扭曲了人的人格，怎么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呢?

　　消除官本位、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三个思路

　　“以人为本”是党的执政理念，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方针，也是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所以每一个公民在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当中都担当重大职责。但是，在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障碍，主要是思想认识障碍、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围绕这三大障碍，这里提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三大思路。

　　一是辩证处理几种关系，清除思想认识障碍。***提出“以人为本”之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而这些模糊认识不澄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会遇到思想认识障碍。有人说“以人为本”是西方“人本主义”的口号，我们最好不要讲“以人为本”，因为这样很难与西方人本主义划清界线，所以最好讲“以民为本”。这属于模糊认识。因为这个认识没有弄清楚我们讲的“以人为本”和西方“人本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二者的共同点可以概括为“人人平等、尊重人权、尊重个人”这三个方面;但它们还有两个根本区别：西方“人本主义”讲“以人为本”，主要是从目的的角度来讲的，人在社会当中只是目的，不是手段;而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从手段和目的统一的角度来讲的，我们既要讲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人”是目的，同时也讲中国的发展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又是手段。也有人说我们现在讲以人为本为时过早，我们经济水平还达不到那一步，步子走得太快了。我在调研中了解到这种认识还是很多的。有一位区委书记说：“在中央没有讲‘以人为本’之前，我什么都敢干，说拆迁就拆迁，说卖地就卖地，但是今天就不行了，我什么都不敢干，我脖子上架了一把刀啊。”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这里也存在一种模糊认识，就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和“以人为本”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的关系。

　　二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政绩观，消除观念障碍。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领导干部在其中担当重大职责。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是，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领导干部，正像高考的分数是考生的指挥棒一样，政绩观是领导干部的指挥棒，所以树立政绩观对贯彻“以人为本”起着关键性作用。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政绩观，把人本理念引入政绩观当中，通过这个政绩观来贯彻“以人为本”。如何设计“以人为本”的政绩观呢?应当主要考虑六大指标体系：一是消除贫困;二是合理转移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三是妥善安置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下岗的失业工人;四是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五是保障妇女的平等权益和地位;六是适度缩小城乡、地区、行业在分配上的差距。

　　三是推进制度创新，消除体制障碍。邓小平说，“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我想这个道理对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也是一样的。要真正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是关键。我们现在的社会运作体制有一个特征，即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运作体系。我们的资源配置是自上而下的，越往上越有资源，越往农村越没资源;我们的信息也基本是自上而下的，越往上面信息掌握得越多，越往基层信息越不透明;我们每个人能不能进步，一定程度上与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有关;解放思想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问题。“以人为本”也有这个问题。

　　传统型政府，我归结为是一种“管制型政府”，政府有权力、有资源，是管人的，而下面的老百姓是要听从政府安排的。这种“管制型政府”对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是有一定阻力的，因为政府是管你的，不是服务于你的。所以***提出一个思路，由“管制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通过公共服务型政府来实现政府职能与政府管理体制转变。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我理解为“政府搭台，民众唱戏”，就是政府主要为民众发挥自己的能力提供平等的机会与平台、政策与规则、管理与服务。政府职能是搭台，民众是唱戏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本理念就比较容易贯彻落实了。所以，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在于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变，而这个转变落实到政府职能上来，就是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

　　(作者为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爵位官位的历史沉浮

　　“官”与“爵”的沉浮

　　西汉时期，人们最大的追求是获得封爵而非官职

　　秦代建立了帝制，百官都必须向皇帝效忠，而且百官处理的一切事务都由皇帝行使最终的裁决权。不过，秦代建立起的这套官僚体制，到了西汉初年，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于周代传统的影响，汉初功臣们“封邦建国”的意识依然较强，而且建国过程中刘邦联合了东方六国的贵族，贵族对于封爵和土地的要求也因此影响到了刘邦手下的“革命队伍”。为了巩固统治，刘邦对于功臣要求享有爵位和占有封地的要求也予以满足。

　　不但如此，就连朝廷的官僚队伍也受此影响，其中地位最高的官职——丞相，照例都要由列侯担任，而由开国功臣转化而成的世袭贵族便靠着这一“惯例”把持了官僚制中的最高职位，官僚制也因此带上了贵族制的色彩。故此，西汉建国后的几十年间，人们最大的追求是获得封爵而非官职。那位具有悲剧色彩的英雄“飞将军”李广，一生最大的追求便是封侯，但因为种种缘故始终未能如愿。

　　到了汉景帝、汉武帝时期，皇帝和贵族们的势力此消彼长，贵族中的最大群体——开国功臣及其后裔或因触犯国法而被剥夺爵位，或因无子嗣而使爵位无法承续，贵族制存在的现实基础已经非常薄弱。同时，汉景帝与汉武帝逐步推行“强干弱枝”的策略，使地方贵族在军事与经济上均无力与中央抗衡，贵族制的物质基础也无法得到保障。

　　在这一前提下，从汉武帝开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得到很大的发展。根据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记载，西汉朝廷中新增的官职，绝大多数都是在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另有一些原本地位与职权不高的官职，也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因其与皇帝联系密切、深受重视而成为显要之官，最明显的就是原本担任文书收发传递工作的尚书。此官职本来地位低微，且因为要传递文书到禁中，有时也任命宦官担任此职(称为“中尚书”，简称“中书”)，后来竟被大臣视为“百官之本”。在皇帝的主导下，强化官僚制对政治的影响力，扩充官僚队伍，是官本位得以建立的“第一推动力”。

　　当然，对爵位的要求并不会因为一两位皇帝的引导而止息。对此，汉代的皇帝也因势利导，汉武帝还“发明”了一项新的政治原则：以前是只有列侯才能出任丞相，到汉武帝元朔年间，公孙弘以无爵之身拜相，汉武帝为他授予爵位，因此开创了拜相者可以封列侯的新规矩。

　　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以说是官、爵两种体制碰撞中的重要事件。如果说西汉前半期的官僚制是受到贵族制浸染的，那么汉武帝创立的这一新规则是以官僚制改造贵族制——将官僚制作为基础，而把贵族制划为官僚制的附庸。由“得爵而得高官”变为“得高官而得爵”，二者的地位完全对掉。

　　这本身是一个政治体制上的变化，而帝制中国的现实，却让这一官僚体制压制住爵位体制的转折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变化。

　　汉唐之间：扭捏登场的官本位

　　地方大族到中央做官，地方社会被抽掉脊梁，官本位才真正在全社会落脚

　　官僚制成为帝国政治的核心，在西汉时就已初露端倪，但爵位体制并未因此而黯然谢幕，相反，在之后的近两千年中，它依然存在。那么，官本位又是如何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的?

　　汉武帝以后，在政治体制中，官本位基本确立，但其影响基本只限于政治领域，对社会的影响并不甚大。究其原因，与当时的社会治理方式有关。

　　当时，帝国的官僚制只到县一级，而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多由当地的名望人士或耆老们支配，他们是百姓生活中常常得见的地方主角，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的理解和倾向也成为当地的共识。因此，体制中的官僚们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若有若无，谈不上十分关心，更谈不上欲成为其中的一员了。

　　变化就发生在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曹魏建立之初，就推行了“九品官人法”，由朝廷派出“中正”在地方上选拔人才，再由朝廷依照中正评定的品第授官。这一制度，历来被认为是地方大族控制选官、持续进入官僚队伍、巩固家族地位与社会影响的工具，这一说法并不全面，在此笔者也不打算对此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确有很多大族人士借助九品官人法成为官僚队伍的新成员，也有很多地方大族成为世代为官的官僚世家，也就是说，九品官人法有如《三国演义》中铁锁连环船的战术一样，将地方的主宰大族与官僚队伍“绑定”为一个固定组合，大族成为官僚的固定来源，官僚则成为大族成员可预见的未来身份。

　　这种组合出现之后，经历了几百年的政治整合，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都不约而同地以强化中央集权为目标，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使地方大族更大规模地走向官僚化，并用各种方式使他们离开故土，到中央地区定居。大族官僚化的程度加深，使大族成为官僚制中的一分子，大族中央化趋势的出现，使大族对地方的支配力减弱，这样一来，地方社会被抽掉了脊梁，只能成为官僚体制下的被支配者。当这一过程完成，“官本位”才真正在全社会落脚，向官僚看齐，才成为全社会的渴望。

　　官本位的历史评判

　　一方面突出政治权力无所不能，一方面钳制儒生之外的“四蠹”，结果只能是官本位盛行

　　如前所述，既然官本位的建立过程与皇帝的干预、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有着直接关系，那么，官本位是不是可以视为所谓“君主专制”的产物?换言之，官本位究竟是一种历史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还是“君主专制”下的畸形产物?

　　帝制中国时期，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力尽管时有逸出官方控制范围的情况，但大体都被笼罩在政治权力之下。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经济影响力与文化感召力并不存在。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成为左右一切的力量，而政治权力的具体化身——皇帝与官僚，也就成了全社会的支配力量。

　　这一事实是如此清晰，但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却相对较为隐晦。为何政治权力要对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力进行压制与控制?产生这种“唯我独尊”意识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韩非子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章《五蠹》，文中将儒生、游侠、纵横之士、依附豪门者与工商之徒并称为国家的五类蠹虫。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此后帝制时代对经济和文化影响力进行抑制的思想前驱，秦汉以后的政治实践，除了打击儒生的这一条，其他的基本落实了韩非子的倡议。可以说，一元化的、突出政治权力“无所不能”的“神力”，与钳制儒生之外的“四蠹”是造就官本位的两手，一手壮大自己，一手打击异己。

　　韩非子将“五蠹”作为国家敌人，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五类人既不能为国家从事生产(耕)，也不能为国家冒死前驱(战)，因此应该清除。在战国后期，这一理论能够为各国特别是强大的秦国所接受，因为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如何“治天下”，“治天下”时韩非子的学说是否还适用，就当另行考量。

　　检讨韩非子之说，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实际状况是，无论是秦代皇帝还是汉代君主，都将在经济与文化上影响力较大之人视为隐患，因此秦汉有迁徙豪富之徒、打击工商之民的举措，汉魏南北朝有对道教与佛教的限制与强力禁止。究其原因，是因为经济与文化影响较大者在社会上争得了众人的关注、推崇与依附，而众人的追随很可能使经济与文化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并成为现行政权的敌手。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蠹虫”那么简单，而变成了潜在的洪水猛兽，故而必须打击;即使其存在，也必须在官僚体制可控制的范围之内。这是为了帝王们的安全，而如此做的结果，便是政治权力一头独大。

　　由此，我们才真正了解，君王们治天下时未曾真正下马，只不过是将坐骑乔装，将刀枪改装，并挂出一块牌子——“下马治天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史教研室主任、教授)

美国官员没“好日子”过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他1996年出版的《治理中国》一书的第一版中，就注意到了中国独特的官本位现象。他对英文读者说，由于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存在官僚体制，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所有的职务都与官僚等级相挂钩，例如一家医院、一所大学、一个研究所都可以是不同级别的。根据一般定义，官本位是指根据官位来衡量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而从事非政府官员职业的人则参照官位来衡量其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用此定义来衡量，总的来说，官本位在美国是不存在的。也因为此，在英文词典中找不到官本位这个词。

　　美国没有永久性的政治官员

　　美国之所以难以形成官本位，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在美国没有永久性的(这里指职业生涯的永久性)政治官员。美国总统是大选产生的，每四年选举一次，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建立起一任总统最多连任两届的先例起，除了特殊情况(二战期间的罗斯福总统)外，当选的总统任期最多只有两届。总统以下的联邦政府官员，除文官系列的官员之外，都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所有这些官员都与总统共进退。换言之，如果总统卸任，所有官员都会面临“失业”和重新找工作，除非下一任总统保留某一官员的职位。后一种情况虽然存在，但非常罕见，尤其是在来自不同政党的总统之间。此外，总统也会在他任职期间，调换某些官员的岗位，特别是在总统的第二任期，相当大部分的官员都会离任。一位在美国国会实习的大学毕业生曾告诉本人，他的父亲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当时赋闲在家，因为在小布什政府之下，他没有机会继续当官，只有等待下次来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再度当选。

　　思想库是官员的蓄水池

　　除了人们熟知的“旋转门”制度外，在美国另一个政府高官的来源是美国思想库。美国总统经常要从思想库中选择高级政府官员，思想库也因此成为美国官员的“蓄水池”和离任后的暂时落脚点。例如里根总统在两届任期内，从几个右翼智库传统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和企业研究所共吸纳了大约150名专家进入政府。小布什政府的副总统理查德·切尼，曾经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副总裁。而在民主党方面，卡特总统曾从布鲁金斯学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吸收了大量人员充实到他的政府中，其中来自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著名战略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试想，如果官员的任职并不是永久性的，大多数人的官场生活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一般仅是一个短暂的时期，那情况也就是“风水轮流转”，你今天是官员，明天就可能不是;你今天有权力，明天就可能失去。官员和非官员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因此没有人可以居官自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用官本位来衡量自己的社会价值，那只会受人耻笑。

　　官员及其子女都不享有特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美国基本能够得到贯彻。克林顿的女儿在克林顿任总统期间曾因酗酒被拘留;2007年6月小布什总统的侄子也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公共场所因酗酒被拘留，并被关进崔维斯郡监狱，稍后以2500美元获得保释。事实上，美国高官的子女很少从政也反映了美国不存在官本位。如果看一看产生过一位总统和司法部长的美国最显赫的家族肯尼迪家族就会发现，在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于2009年去世之后，在整个肯尼迪家族，仅有他的儿子帕特里克·肯尼迪还在担任公职——罗得岛州众议员，而他也在2011年1月任期结束之后，不再参加竞选。此外，美国的所有官员必须接受监督，这包括财产申报。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门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和议员，每年都必须申报财产，而且普通百姓可以在每年的一定期限内，查看这些记录。所有官员和议员还要接受利益集团、媒体和公众舆论的监督。因此，如果一个官员拥有额外的房产、收入或从他人那里接受的好处，在公众面前都是一目了然的。做官要做到如此透明，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官职趋之若鹜的。美国报纸曾报道，一位女华裔议员候选人原本有很大的希望当选，但是由于她经商的丈夫不愿公布个人财产，她中途宣布退出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美国破除官本位的秘诀

　　虽然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等官本位现象在美国现实中并不罕见，但是，经过200余年的发展，美国的文官制度也在不断地完善，在消除官本位上有它的独门秘诀。

　　主权在民的思想基础

　　美国自建国初确立的“主权在民”政治理念是消除官本位的思想基础。美国人对政府有着与生俱来的不信任感，在他们看来，政府只是“必要的恶”。由于人性本恶，所以需要部分地让渡个人自由给政府，以换取更大的自由。同时，因为惧怕出现像英王乔治三世那样的“独裁暴君”，美国的制宪者在建国之初即设计出分权制衡的制度，将国家主权授予人民。正是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和对政府一贯的谨慎态度，促使美国人对国家公职人员可能侵害人民权益的违法行为时刻保持警惕，确保人民随时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或者弹劾剥夺官员的权力。

　　选举与任期制结合的制度基础

　　美国可谓地地道道的“选举国家”。除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两年一次的国会选举，每年还有近2000次的地方选举，选出大到州长、州参众两院议员，小到市政厅官员，甚至学区教育委员会主席等官员。联邦一级的官员一般都有任期限制，每个新总统上任会任命助理国务卿级别以上的约两千多名官员，其中有六百多需要国会的批准，这也从制度上杜绝了贪腐官员。例如像奥巴马上台后任命的商务部长就几经周折，其大多是因为前几位被提名人在缴税上存在瑕疵，在接受国会“聆讯”之前被媒体“爆料”，所以主动退出，后来“身家清白”的骆家辉才得以走马上任。

　　体制内外强有力的监督

　　政府体制内部与外部媒体强有力的监督也是美国消除官本位导致的腐败、变质现象的主要手段。政府内部主要指构建道德委员会等防腐败机构。在政府体制外则主要是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作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参与者，媒体的工作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政府官员贪腐行为的出现。像上世纪70年代《华盛顿邮报》率先揭露“水门事件”，不但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而且彻底改变国会与总统的关系，国会对行政当局的制衡日益增强。也正因如此，媒体记者才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时至今日，由于通讯科技的飞速发展，政府官员的任何非法行为都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曝光，并传遍整个互联网，因此对官员的行动造成巨大的威慑。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韩国为何难跳出腐败怪圈

　　所谓“韩国病”是被韩国前总统金泳三称之的韩国官员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成风、官商勾结互谋私利等官场弊端。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等四位总统都曾是在独裁政权期间为了实现韩国的民主化而坚决斗争的人士。他们相继执政之后都开出了一系列根治这一病症的药方，例如实施官员个人财产公开制、金融交易实名制等。此外，为了防止官员腐败，2001年韩国政府还专门制定了防止腐败法和成立了防止腐败委员会。虽然这些措施在提高政府办公透明度、民主化等方面有明显改善，但这几位前任总统身边的亲信、子女、兄弟等人都存在贪污受贿腐败问题，这使得人们怀疑他们提倡的“反腐倡廉”的真实性与成效。

　　事实上，产生“韩国病”的官本位意识已经蔓延到了整个社会。要想根治这一顽疾，必须首先改变整个社会环境。因为官本位不仅体现在为官者一切都以官为本，更体现在韩国的平民百姓也把“官”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崇拜对象。转变全体民众的官本位意识，这其实比制度建设还要艰难。借用一位韩国政治系教授的话：“大多数韩国人都认为‘作为一种工作的报酬’总统就应该拿法律规定的那一点工资，但同时没有一个韩国人相信总统就拿那一点钱生活。”这种西方民主主义的形式和东方传统儒家官本位内容相矛盾的现实就是韩国当今社会最真实的写照。正因为这样，总统身边人(现任李明博总统暂时除外)的贪污腐败问题屡禁不止，一届届的文人政府也无一例外地重蹈覆辙。也正因为如此，即将参选韩国第十八届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文在寅将“与腐败作战”作为自己的施政纲领。这些都表示，韩国政府根治腐败、破除官本位的斗争依旧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韩国语系主任、教授)

日本官员风光大不如前

　　日本的东京大学法律系向来是培养日本政府杰出公务员的摇篮，可如今报考公务员在他们中间被视作不可思议的行为，更有甚者说，想当官的都是些具有使命感的受虐狂。多少年来日本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公务员饭碗何以风光大不如前?

　　日本现有公务员342.8万人。据2009年统计，日本国民每千人中有31.6个公务员，比率远低于法国(86.6)、美国(77.5)、英国(77.2)等发达国家。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待遇等差别很大，除了东京23区等富裕地区公务员待遇依旧不错外，中央和许多地方自治体都因财政困难，在公务员工资、人员配置上有减少趋向。加之上世纪90年代，经济大国的日本走向衰退，各种社会问题纷至沓来，官僚制的弊端逐渐显现。除机关臃肿、法令泛滥、行政效率低下、决策不透明及失误等问题外，国民最难容忍的就是被频繁曝光的以权谋私的腐败案件。尤其是在自民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1955年体制”下，政、官、财界结成所谓的利益“铁三角”，成为孳生腐败的温床，公务员的形象在国民心目中更是一落千丈。

　　2009年，倡导“脱官僚”化改革的民主党赢得了政权，并开始着手切断政、官、财三者之间的不正当关系。经过改革，昔日作为官僚统治象征的事务次官会议(商议并整理提交内阁会议审议的议案等)被现在的副大臣会议所取代，主导政治的中心真正实现了由官僚向民选国会议员的转变。相应地，官僚机构在政治舞台上的参与度也大大削弱。

　　降薪、工作量大、加班多、权力受限、退休后无“下凡”之路可走，日本公务员生存环境正日益变化，公务员队伍需要更多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加入，而非那些旨在通过当官谋取一己私利的投机者。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党政干部如何回到群众中去

　　如今，在我们身边总有少部分党员干部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习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地位，习惯发号施令的办事方法，总认为自己的判断绝对准确，拍拍脑袋就能做决定。这种工作作风直接影响了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导致了很多的政策方针针对性不强，无法真正惠及群众的问题。

　　而中共湖北省荆门市委坚持按照中组部“抓落实、全覆盖、求实效、受欢迎”的要求，突出关键要素，夯实工作基础，扎实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让党员干部重新回到群众中去，帮助他们时刻铭记自己是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人民公仆，从而减少“官本位”思想的危害。

　　抛“官本位”树“民本位”，回归基层，以民为本

　　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更多地是与人民群众打交道，主要任务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满意的服务。如何使基层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基层的党政干部心中装下“民本位”而非“官本位”?只有到基层组织中去看，到党员群众中去听，到基层干部中去问，才能找到答案，拿出务实管用的办法来。

　　荆门市委组织部把“组织部长下基层”活动作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有利契机，在对全市5438个基层党组织统一分类定级、统一建立台帐、统一编号授牌、统一进行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基层组织建设周调研制度，成立了由主要负责人带队专题调研督导组，坚持每周进行一次乡镇例行调研。召开现场办公会，现场听取情况汇报，现场解剖“麻雀”，总结好的做法，检查和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回归基层的过程中，党政干部身体力行，与民同在，与民同心，以民为本，“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抛 “官气”树“民气”，建强组织带头人，以身示范

　　在基层党组织中，书记是党在基层的执政骨干，是党员群众的带头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牛鼻子”就在于领头人建设。建强基层组织建设，还需要建设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紧密联系群众的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抛 “官气”树“民气”，以身示范。

　　荆门市坚持把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中之重，整合各类资源，实施了“5个100工程”——百名局长进村当支书，百名机关干部脱产当支书，百名能人回乡当支书，选派百名“红色CEO”，举办“百名基层党组织书记论坛”。“5个100工程”受到了基层欢迎、群众好评。

　　以“官心”换“民心”，服务群众，赢得民心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回到群众中去，必须以“官心”换“民心”，以民为本，为民服务。以服务群众的新成效来团结群众、凝聚群众、组织群众，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和凝聚到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上来。

　　荆门市以服务群众为根本，着力搭建基层党组织服务平台，一批配套完善、布局合理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先后建成。荆门全市80%以上的村和社区达到党务、村(居)务、商务、服务、事务“五务合一”标准。在此基础上，坚持以用为本，完善相关制度，着力发挥“四大功能”，即便民服务功能、文化娱乐功能、教育培训功能、说事议事功能。强化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服务载体，服务群众的形式得到不断丰富。

　　只有回归基层回归群众，才能使基层工作更有实效，真正做到以“民本位”代替“官本位”，真正得到群众的认同。

　　(作者为中共湖北荆门市委常委、组织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