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走向危机

中国模式走向危机


温克坚




经济发展失速


根据官方媒体事先张扬的乐观预期，2013年第一季应该迎来一幅经济快速增长的靓丽画面。从2012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启动经济维稳，发改委批复超过万亿的投资项目，2012年年底以来，数据表明出口开始反弹，而从微观层面看，2011年以来的库存周期调整已经结束，企业产能开始扩张，反应工业企业景气先行数据的PMI持续上升，再加上所谓的政府换届效应，2013年第一季度GDP超过8%应该没有问题。


现实让人跌破眼镜。官方公布2013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是7.7%，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表面看来，这个增长数据比全球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要高很多，不过考虑到中国特色的统计风格，7.5%以下的增长速度就基本可以被认为是萧条期了，即使在经济危机相当严重的2008和2009年，官方统计的GDP增长率分别是9.6%和9.1%。  2012年下半年以来的政府投资项目，再结合2013年以来社会融资扩张---根据央行发布的《2013年4月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止2013年5月10日，1-4月社会融资规模为7.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06万亿元，这些措施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幅，中国经济体到底怎么了？
当然，预警的声音一直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环境和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曾经在2011年一次广为流传的演讲中，断言2013年中国经济将全面进入危机。而一向对中国政府通过泡沫化来刺激经济增长持强烈批评立场的谢国忠，也在文章中断言房地产泡沫即将破裂，中国经济将在2013和2014年之间走向危机。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最近的态度。2013年4月9日，惠誉把中国本币信用评级从AA调整为A+，对中国前景展望调整为负面；而4月16日，穆迪虽然维持了对中国本币长期信用评级，但是把前景展望从正面调低为稳定，两个国际机构作出调整的理由大同小异，都是基于中国巨额地方政府负债和不透明的影子银行所包含的金融风险。


这些现象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急剧衰退。


增长动力衰退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维指导下，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持续增长，甚至出现了所谓中国模式的说法。简单的说，中国模式就是在保持政治垄断的同时，推动经济自由化，带动经济发展，表面看来，中国模式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中国经济增长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6000多美元，几亿人因此脱离贫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使得中国领导人经常宣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有了所谓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底气。不过,惊人的成功完全可能以惊人的失败收场，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严峻当口，使得任何警示都不是危言耸听。


从宏观层面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和消费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通过压低土地，劳动力和环境等要素成本，中国出口长期以来一枝独秀，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引擎。 而由于次贷危机，欧美私人和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下降，导致消费收缩，全球经济再平衡还在进行中，美国和欧洲不再是中国巨大产能的吸收地，而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依旧疲软，失业率没有明显改善，而欧洲经济结构性问题在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2013年经济增速可能最好的情况是零增长。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出口商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更长的外部需求疲软周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3-5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公共投资是当局祭出的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的主要招式，以四万亿为标志--实际上高达十万亿的投资规模，形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过剩，形成了大规模的烂尾楼和烂尾工程，导致了巨大的腐败。 为了给地方政府项目进行融资，中共先是指令银行进行放贷，而后又指令银行予以贷款展期或者借新还旧，从2012年开始，则通过债券市场，以政府信用为担保，为数量众多的地方融资平台发债提供便利，当债券市场使用到达极致后，又通过所谓的信托，金融租赁等等融资工具， 直到以政府名义，以高回报方式向社会直接募资，通过金融创新的名义，把坏账和风险渗透到金融各个领域。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及风险是让惠誉和穆迪调整对中国长期信用的主要因素。在这种风险笼罩下，通过货币投放，依靠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消费作为中国经济的驱动力，长期以来萎靡不振，这其中的意涵十分复杂。 简单的说，这是所谓中国模式必然的后果。中共当局维持政治垄断，意味着公民权利没有得到普遍化的尊重，公民缺乏社会博弈的能力和制度保障，在收入分配上就有严重的内在不公平机制，广大普通民众没有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比如高房价某种意义上就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合谋，成为维系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但对广泛的中产阶级而言，就是一种隐性税收。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都使得普通民众没有充分的安全感，高储蓄率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居民消费长期不振，2012年消费占GDP的比例已经萎缩到40%， 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中共高层也意识到这个结构性问题，因此多次呼吁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不过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是公民权利普遍化过程，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以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是可望不可求的。


HW十年遗产


上述中国模式内在病症积聚多年，HW十年政策带来的遗产则是触发经济败象的现实因素。


在所谓民生和公平等观念主导下，HW十年实质上告别了邓小平92南巡后的经济自由化道路，这些年，HW政府在改革议题上无所作为，默许国进民退，放任国有企业既得利益集团坐大，在2008年以后以对抗经济危机为名，大力参与和干预经济发展，这些措施虽然暂时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饮鸩止渴的增长方式，其恶果源远流长，为前任政府干预政策埋单成为当下政府的一个重要挑战。


其中一个典型领域就是地方政府负债。为了落实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地方政府踊跃的设立了各种各样的政府平台公司，在高峰时期，全国成立了超过1万家平台公司，在市政，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等等领域开始全面的国进民退过程。这些平台公司，利用政府信用，向银行系统借贷或者在公开市场上发行债券，发行理财产品，通过信托机制融资，成为这些年社会融资的主体。


从政策后果来看，政府控制的众多企业的形成和入市，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对市场的某种替代，是对资源配置的某种扭曲，必然导致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失。天量的资金投入下去的产生究竟如何？现在已经很难有全貌评估，不过既然当初的投资方向，大抵是铁公鸡，高铁大概是最为显眼的一个成就，地方政府的高楼大厦，很多新开发的鬼城，都是这个狂飙突进时代的作品。


根据惠誉发布的研究报告，截止到2012年底，地方政府显性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15万亿，这还不包括大量无法精确统计的或有债务。
根据银监的一个内部分析数据，这个阶段投放的贷款，可能有25%左右是无法偿还的。而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坏账率往往会更高。几十万亿的地方政府负债，是当前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


国企角色之争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最近在博鳌论坛上说：“过去10年，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逆转国企主导的经济，中国将无法继续增长。”
但人民日报近期连续发四篇文章，力挺国有企业，说国企已经完成蜕变 创造让国人无比自豪成就，国企从呛水儿变成了弄潮儿，而新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4月11日提出，“坚定不移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要理直气壮的发展国有经济。


通过多年的经济实践，国有企业这种产权不明，激励和责任不兼容的经济组织形式，其效率低下，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特征，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官方舆论和官僚借助意识形态话语，不断力挺国企，典型的表明依附于国企背后的权贵集团们能量依然强劲。


从整个经济结构来看，在战略和国家安全等名义掩盖下，国企不断靠权力垄断市场，榨取资源，扭曲价格，是中国经济走向败坏的内因。国企就像僵尸型企业，吞噬了巨大的环境资源，金融，土地资源，其效果只是豢养了一批权贵势力。




官僚体系畸变


中国经济发展的衰败，还深刻的体现在官僚体系的畸变中。在一个正常社会环境下，官僚体制是专业化的科层制的公共服务人员，本身没有独立的利益。而在中国体制下，政治阶层必须严重依靠官僚集团贯彻和执行政治意图，同时由于权威递减，政治德行败坏，官僚集团开始失控，使得官僚集團成为既得利益者，可以利用他们的优势地位，从公共服务中攫取不当的利益，这些年越演越烈的腐败就是例证。

另一方面，官僚体系的规模越来越庞大。根据有关统计，这些年来财政供养人口已经达到5700万。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总数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高昂，超出了国民所能承受的范围。反映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变成吃饭财政，目的就是用来养这批日益庞大的官僚。


官僚体系对经济发展更大的危害是他们的观念严重滞后，行为僵化，成为拖累经济发展的严重短板。以人口政策为例，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使得中国经济过去赖以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窗口加快关闭。官方舆论也基本认同了这些说法，因此呼吁废止计划生育的声音在合流，但是作为维护官僚阶层重要利益，全国计生系统的官僚和公务员队伍成为重要的博弈一方，如果废除了计生政策，那样几十万官僚系统成员必将无处可去，因此他们成为废除计划生育政策重要的阻力。
  在政绩发展压力下，地方官僚信奉的法则是“敢于举债，善于优债”，“要发展的秘诀在于敢于负债，通过负债来给本来没有经济效益的项目进行融资。 对于官僚们来说，通过打造政绩工程，实现政治升迁，至于债务的归还和项目的后果，那是后任的烦恼。在以GDP发展为主要政绩考核的机制塑造下，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都已经被磨合成一个巨大的GDP发展机器。  

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其文章里提到的， 政绩往往驱动地方领导人不停折腾，为GDP增长速度和工程项目完成数不断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升官晋级主导型公共工程建设形式多样，花样翻新。为了获得升官晋级机会，手握大权的地方大员不惜浪费大量经济资源和建设经费，不惜破坏环境、牺牲可持续发展条件的情况，层出不穷。


庞大的官僚机器的这种行为模式，使得任何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都会扭曲，***当年试图推动的支持民营经济36条政策无疾而终，因为这和这个官僚体制的秉性完全冲突，任何试图给民间让渡空间，降低官僚体系对经济体的政策，都会被消解。李克强试图推动的新型城镇化也将被官僚体系变成新型的投资跃进。


这种以局部利益为出发点，进而裹挟公共政策的官僚体系成为当下很多公共政策出台的逻辑，而政治家缺乏合法性来约束官僚体制，官僚体制畸形生长，成为继国企之外另外一股吞噬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结构性力量，也是中国模式必然走向塌陷的内在原因。


创富动能失落


企业家对市场的敏感，对风险的承担，和对资源的组织配置是经济发展的微观驱动力，中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是个体自由逐步提升，各种创业家，财富英雄登场，演绎了一个个失败或者成功的故事，不过由于政治的僵化，由于体制的束缚，由于国家财政的汲取，国民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享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民间创富的动能被抑制，
企业家精神开始衰弱。
施正荣的故事是企业家精神衰变的一个典型样本。作为光伏行业的先驱，无锡尚德最早登录美国资本市场，施正荣也一度成为中国首富， 但是，在地方政府的强势干预下，本来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逐渐变成配角，而由于光伏行业整体上产能过剩，而无锡尚德扩展过快，因此承担了巨大的市场损失，目前无锡尚德已经破产，而施正荣也成为一个悲剧人物。
在高税负，缺乏安全感等环境下，很多卓有成效的企业家都纷纷移民或者退休，近期正当壮年的马云和史玉柱纷纷退休，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企业家精神严重失落。


这种社会情绪下，经济发展失速，经济绩效换取治理合法性的模式失灵，那样社会危机一定会到来，中国政局走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不过有中国社会观察家认为，经济危机不一定是坏事，当各种压力积聚到一定程度时，一些艰难的政治举措，比如土地私有化，放开政治竞争等等，对官僚集团的约束，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必然选项。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意义的“中国模式”的衰败及变化，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