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钟》的角色游离与精神高点

樊健军

《古钟》的角色游离与精神高点

　　《古钟》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虽然它的作者罗贤华一再声明，别将他同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古钟对号入座，但他的声明是徒劳的，读者只认作品，他越声明，读者越加对作品穷追不舍，况且从古钟身上十分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影子，想掩藏也掩藏不了。我之所以强调《古钟》带有自传性质，因为它并非作者的自传，小说的故事大多虚构，虚构的故事来源于生活，亦可无中生有。但以我对罗贤华的了解，他写古钟，分明又是在写他自己。

　　《古钟》瞄准了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存在价值和精神诉求这一宏大主题来展开叙事，小说中的古钟是个出身卑微的农家孩子，依靠自己的努力成功逆袭成为了一名教师，是他所在的村庄第一个脱离土地的人，是“英雄”，也是“传说”。古钟可能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潮的影响，爱好文学，喜欢阅读，还不时有小说、散文见诸报端。从师范院校毕业后古钟被分配到一个十分闭塞的乡镇，那里不通公路，也不通电。古钟努力教学，笔耕不辍，甚至与人合伙贩卖木材，贩卖冥纸，尽最大可能拓宽自己的生存空间。他甚至自学法律，梦想成为律师，一旦成为律师，就会给他带来额外的经济收入。这个阶段，他的种种努力只不过为了摆脱生存困境的羁绊，为他个人的生存而战。

　　古钟经历种种挫折之后，比如贩卖木材血本无归，组建家庭之后因妻子的农业粮户口不得不重返土地，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潜伏”在他身上的知识分子基因才慢慢被唤醒，知识分子浓郁的家国情怀，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感，在古钟身上慢慢展现。他试图用文学干预现实，甚至立志要“做一个航行巨轮上的瞭望者”，一方面要展现自我价值，一方面要铁肩担道义，不能抹杀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他利用特约记者的身份，为穷困孩子呼吁，为孤寡老人祈福，他幻想将知识分子的良知转变为弱者通向幸福彼岸的通行证。他既想拯救他们的肉身，又幻想拯救他们的灵魂。在遭遇基层权力的傲慢，愚昧者的无知，与现实冰冷的壁垒之后，眼看着自己钟爱的一个学生，一个花季少女沦为了一个妓女，他无可奈何，不知所措，陷入了精神上的困惑。

　　古钟的角色是游离的，是不安分的，教师，律师，特约记者，三种身份，三种角色，哪一种都不是纯粹的。他的角色游离既揭示了他的生存窘境，同时也暴露了他认知上的困惑和迷茫。古钟试图以一个底层知识分子的良知来维护一个世界的良知，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人的良知才是世界的良知。从这一侧面也可以看到，底层知识分子的良知，有如无数碎石，在各自的位置努力支撑着公共良知的大厦。小说中展现的草根生活是有热度的，是真实可信的。但在现实的复杂性跟前，古钟没有努力从精神上突围，或者没有可能突围，而是选择了逃离，这不能不说是小说中的一个遗憾。

　　很多作家都在小说的形式感上下功夫，罗贤华也不例外，《古钟》本是单线条的，作者有意将它裁剪成两段，变成双线，交叉进行。这种处理改变了小说的沉闷和单调，增加了阅读的愉悦感。小说没有一个大的故事来支撑，所选择的故事各自独立，显得有些零碎，而且故事的设置是平面的，没有递进式的推进，因此也没带来最终的高潮。一己之见，或有谬误，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