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王安石寺观记之比较

“记”这种文体，由来已久。最初只不过是用来“叙事识物”的应用文，后来渐渐在叙事中加入一点议论，《文章辨体序说》云：“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自唐而宋，“记”已渐渐突破传统的应用文传统，成为文学散文的一种重要形式。宋代文人留下了大量记体文，其中包括了不少关于寺观营建之类，既反映了丰富的思想内涵，也体现了各自艺术特色。北宋曾巩、王安石，均致力于世务，彼此早期又过从甚密，翻读曾巩、王安石集中的寺观记，可发现他们对佛老的态度虽有所不同，但都通过其寺观记体现出一种淑世精神；不少寺观记也突破了传统记体文写法，表现了各自的艺术特色。

就曾巩的寺观记来看，他斥佛老比较坚决的，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他排佛老的手法并不高于前人，往往借助儒家经义和经济利益两大法宝；其二，他对佛老人士亦有一定程度的赞许，流露出“援释(道)补儒”的想法。如《仙都观三门记》，就是先引经据典，指出其制之越礼，(佛家山门之制形如阙，开三门，故亦曰三门。又只有一门，亦呼为三门，盖标帜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之称也。晋代以后，释道两家互相摹仿，仪式多有类似处，故此处笔者疑曾巩所记之三门，并非“备豫”、“加度”)。释道之三门，应与儒家经典礼法无涉，曾巩如此借题发挥，实有强加之罪的味道。然后曾巩写道观环境的优越，指出其教的蕃盛，主要是由于优越的生存条件，而“人力固如之何哉”?最后替自己表白一番，说自己因“里人”之请而为记，但“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一定要借机发表一点微词。如果说《仙都观三门记》引经据典，尚有醇儒温柔敦厚之风，那么他的《兜率院记》和《鹅湖院佛殿记》则干脆是两篇毫不客气的骂佛之文。《兜率院记》约作于庆历三年(1043)，此年曾巩居临川，与自扬州省亲至此的王安石过从甚密，该文的不少观点语句均与王作于此期的杂著《卜说》相类似。曾巩不仅借为僧省怀作记之机，痛斥佛教之非，而且扬言：“使子之徒，知己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谂其终何如焉?”《鹅湖院佛殿记》也很有意思，不仅大加指责佛教，而且指出在国难当头时建造“其费如是广”的佛殿，“欲勿记其日时，其得邪”?

   王安石的寺观记也有斥佛老的情绪，但不似曾巩这般激烈。二人又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惮于从佛老人士的身上挖掘有利于儒学发展的精神特质，体现出想通过援释(道)补儒，从而兴儒淑世的情怀。如曾巩《菜园院佛殿记》中，感叹世儒“反不及佛学者远矣。则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守者衰欤?与之记，不独以著其能，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金山寺水陆堂记》，则由金山寺之废兴，想到：“至于更千百年，委弃郁塞而不得振行于天下者，吾道是也。”如果儒家也有僧瑞新这样的人才，“则事之废者岂足忧，而世之治者可胜道哉!”王安石的《扬州龙兴讲院记》也写到：“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离性禁欲，若彼之难也”，如果让僧慧礼之类的人“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难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并长叹：“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把问题提到儒家“衣冠而学者”内部，促人深省。但王安石的观点有时有所矛盾，有的寺观记中更是吸收了佛家的有关理论，不惮以佛语作记。如其在作于庆历三年的杂著《卜说》中利用反讽手法，对佛老之徒和官场人物进行了讽刺，但其在《扬州龙兴讲院记》对佛家却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说什么“其隆向之如此，非徒然也，盖其学者之材，亦多有以动世耳”。而在《真州长芦寺经藏记》中，更是大谈“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废兴，时也。知出之有命，兴之有时，则彼所以当天下贫窭之时，能独鼓舞得其财以有所建立，每至于此，盖无足疑。”由此可见，撰此记时，王公身上的“佛”性也远远超乎“儒”性了。

        曾巩、王安石之记体文虽然与其一贯文风有相合之处，但也确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总体说来，曾文以“奇”见长，王文则比较稳健。

《宋史·曾巩本传》曰：“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而宋人王震却在《南丰先生文集序》中说：“南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异时齿发壮，志气锐，其文章之剽鸷奔放，雄浑环伟，若三军之朝气，猛兽之抉怒，江湖之波涛，烟云之姿状，一何奇也。”考查他的七篇寺观记，除《江州景德寺新戒坛记》(此文甚平顺)作于熙宁十年(1071)59岁时之外，其余六篇均作于庆历三年(1043)到皇祐元年(1049)，作者25岁～31岁之间，应该说体现曾巩早期文章“奇”的一面。曾巩寺观记之“奇”主要表现在立意奇上。立意奇，就要角度新颖，不落俗套。以《分宁县云峰院记》为例，这是一篇应人之请而作的寺观记，本应首先说说有关佛教的事，但曾巩开篇一大段文字却极力摹写分宁人的“勤生”而“啬施”，“薄义”而“善争”，且屑屑琐琐，极具形象性，也不乏巧妙的比喻和细节描写。这在曾巩其它文章里比较少见，给人的感觉更像“民俗图”而非寺观记。而明人茅坤评论此篇文章：“於云峰院无涉，而意甚奇”，此奇就表现在其文意突转，引出一个“勤生”而“不啬施”，“义虽未当”(薄义)却“不喜争”的云峰院住持邑僧道常，既对道常的行止予以褒奖，又话有余地，“或曰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学，其归一当于义，则杰然视邑人者，必道常乎?”表达了能有道常这样的人才“其归一当于义”，从而淳化民风的希望，可谓是“借题辟佛，令人解颐”(王水照语)。曾文另一奇表现在内容之“奇”。如《仙都观三门记》，应道人之请作记却晓之以儒家大义，难怪茅坤称曾巩“凡为佛老氏辈题，文必为自家第”；《兜率院记》更是借题发挥，将一篇佛殿记写成“骂佛文”，何焯认为“如此岂求记者之意哉?不作可也。”可见本文内容也出人意表，足可令流俗之辈瞠目结舌；《鹅湖院佛殿记》也是“严正中有奇峻”，突出奇笔，显出一个硬书生的形象。

王安石文风比较公认的是拗折刚劲、简古瘦硬，他的论说文尤其以结构严谨、论辨犀利著称，但他的寺观记却大都遵守照记体文的体制而作。其行文比较平易流转，文意比较厚重，不作奇幻怪异之论。如《城陂院兴造记》，开头交代地点、人物，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且整篇文章不涉景物，不发议论，完全是一篇传统的记叙文。文意如此，其文句也并非简古、瘦硬，而更多平易婉转之态。在古典散文中，虚词往往能使文章舒缓节奏，增强韵味，用法很讲究，正所谓“文中神气，在骈文靠音律，在散文则靠虚字”。在这篇二百余字的小文中，仅“而”字就用了十个之多，大大丰富了文章的可读性，使人更有一种平稳流转之感。《扬州龙兴讲院记》全文分为较匀称的两大段，前段叙事，后段议论，泾渭分明，亦是记体文之传统。前段用龙兴讲院的今昔状况对比，得出僧慧礼“何其能也”的结论；后段又用孔门学者”与佛教徒做比，得出“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难而就其易，宜其能也”，既为本段做一总束，又呼应了前段；文末才水到渠成地提出“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的结论，全文结构匀称平稳，叙事娓娓道来，议论平实。其它像《抚州招仙观记》、《抚州祥符观三清殿记》，也是两篇四平八稳的记体文，虽然二文都渗透出一种排老的倾向，但这种倾向不似曾巩之文，靠出人意表、独拨流俗的气识而成，而是在行文之间，小心地渗入。如前文，叙述道士全自明“以医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赖以治，而皆忧其去”，隐隐点明这个全道士因其医术而对民众有所贡献，“视其党可以无愧矣”，从而“予为之书，其亦可以无愧焉”，寓贬于褒、寓斥于扬，以一种平淡叙述表达出作者观点；后文亦是如此，“用其师之说以动人者，道士也，予力顾出道士下，复何云哉!”前半段本只忙于记事，对道士行止不置可否，文尾干脆推了个干净，表现出对道士及其说的冷淡。同是斥老，这两篇文章一正一反，语句既不瘦硬，叙事也无奇笔，也体现出“稳”的审美特点。但应当指出，这种“稳”往往与缺乏创造力联系在一起，平心而论，王安石此类记体文的艺术价值尚不及曾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