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在1517年

李迎春
王守仁(1472—1529)字安伯,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是我国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古代著名哲学家。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守仁来到上杭,其时正任南赣巡抚,是他谪贬贵州之后的一个重要转折期。作为官宦世家的王守仁是很看重这个机遇的,因此他不但全力以赴完成朝廷使命,而且充分发挥了他的文治武功。据王守仁自己说,他来上杭是因为要铲除漳寇之乱,奉命驻扎在上杭县城。在从赣州到上杭的路上,他作《丁丑二月征漳寇进兵长汀道中有感》,诗云:“将略平生非所长,也提戎入汀漳。数峰斜日旌旗远,一道春风鼓角场。”尽管平寇受阻,心情还是不错的。

王守仁来上杭之后,做了二件深得民心之举。第一件是建浮桥。上杭县城“四面青山三面水”,进城必得渡过波涛滚滚的拦路虎——汀江。在他来之前,历任县城的父母官也曾修建过浮桥,无奈水患无穷,不久就被大水冲毁,大部分时间只能以渡船的方式进出县城。他驻扎在上杭县城之后,看到过往汀江极不方便,当然他也许是为了自己的一大帮子官兵能够更快捷地打击敌人吧,总之萌发了建造浮桥的设想。他是一个实干家,说干就干。他选择了南门的一个渡口下方建桥,结果很快就在南门建起了漂亮的浮桥。上杭百姓免除了渡船之苦,能够自如地进出县城,将浮桥称之为阳明桥。阳明桥的旁边是南门的城门“阳明门”,阳明桥与阳明门竟与王守仁的号“阳明”如此巧合,令人遐思。他做的第二件大事便是为百姓祈雨。这年三月上杭恰逢大旱,这位富有仁爱之心的巡抚在任所察院行台替老百姓祈雨。果然,“雨日夜,民以为未足,逮四月戊牛班师,雨,明日又雨,明日又大雨,民乃出田。”(王守仁•《时雨记》)应乡绅之请,他欣然将行台改为“时雨堂”,作《时雨记》。当他登上城南之楼,看到百姓出田插秧的欢腾情况,而赋《上杭喜雨》诗三首。当我们吟诵“山田久旱俄逢雨,野老欢腾且纵歌。莫谓可塘终拟险,地形原不胜人和。”这样的诗句时,不难想象,当时他是如何的兴奋与激动。这也难怪,出师上杭,不仅顺利地平定了寇乱,而且为百姓做了好事,可以说是“双喜临门”。王守仁虽然在上杭驻扎才短短的的二三个月,但给上杭百姓留下的“仁政”却是长久的。在驻杭期间,王守仁还到水南谒文公祠,到北郊游七峰山。作为手握大权的巡抚和著名的哲学家,王守仁的到来,使小小的县城顿时有了重镇之感,官兵和民众均以全力支持他的“剿匪”。

王守仁很快以出师大捷而搬师回府,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一直以各种形式纪念他。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上杭建文成公祠,祠内置王守仁手书石刻《时雨记》碑以为纪念。而原先的察院行台(时雨堂)旧址,几经重建,在清康熙五十七年改为阳明书院,后又称四乡阳明祠,在它的背后还建有阳明别业。“政声人去后”,王守仁不是上杭最有“政声”的官员,但他作为既有“政声”又有重大成就的名人,却是上杭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历史的痕迹中寻找阳明先生的点滴,其实也是在寻找作为历史的上杭之本身。上杭记住了王守仁,王守仁也一定记住了上杭。因为上杭是一个吉祥的地方,他平寇成功,很大一部分奠定了后面的升迁之路,所以当两年后他再次平定“宸濠之乱”,便官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王守仁在上杭留下多首诗词,除上文提到的外,还有《征漳寇》、《行台夜坐怀友》、《再过行台有感》等。这些诗词既充满了乡野气息,又不乏用兵神速的阳刚之气。几百年来,这些诗词已经聚集成一种可贵的文化精神,滋养着千年古邑的客家子孙。

关于王守仁的这次铲除漳寇之乱,还有些话题可以谈谈。首先是他为什么除漳(州)寇要驻扎在上杭呢?因为当时有一个漳南道设在上杭。明洪武年间,漳州和汀州的巡理事务分别由福宁道和建宁道担任。但是“夫闽离朝廷为远,而漳南离闽又为远且僻。”(范辂《漳南道题名记》),福宁、建宁两道均无法有效履行其职责。由于汀、漳、潮、赣诸处发生农民起义、平民暴动,于是在成化六年(1470年)始设分巡漳南道,辖汀、漳二郡,遥制赣州。但是设立漳南道之初,并没有进驻上杭,都还只是巡察,后来越来越多的暴动使朝廷不胜其扰,于是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派出佥事伍希闵分巡漳南道兼兵备驻杭,分巡漳南道署设在县东二十五步,在今石牌坊地段。直到嘉靖九年(1530年),因漳州沿海海盗肆虐成患而移署漳州,至此分巡漳南道设在上杭历43年之久。王守仁除漳寇的时候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因漳南道设在上杭之故,所以驻扎在上杭指挥战事。

再来看王守仁的除寇之事。王阳明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因尚书王琼举荐,担任南赣巡抚,意在平定汀州、漳州地区的盗寇之乱。其时,漳州和广东潮州交界地区盗寇频起,以首领詹师富、温火烧等人,在今福建省平和县、永定县,广东省大埔县、饶平县境内起事。原来王守仁并未打算前来上杭,只因事态发展对官兵不利,于是在第二年的二三月间亲自率兵进驻上杭。在他的带领下,福建、广东官兵分别攻破四十几处盗窟,迅速平定了汀、漳、潮交界地区的寇乱。王守仁旗开得胜,这一仗成为他平定闽、粵、赣、汀交界地区寇乱的开端。此外,王守仁在这次胜利之后,为防患农民再次起事,决定奏请朝廷将漳州的南靖县一分为二,辟平和县。因为“龙岩添设漳平而寇盗以靖,上杭添设永定而地方以宁,此皆明验。”王守仁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五月二十八日、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月十五日两次给皇上上奏疏,终于在正德十三年获得获准,添设平和县,县治所设在河头大洋陂(即现在的九峰)。在明代,漳南道所辖的汀漳两州一直是“寇乱”不止,令朝廷十分头痛,所以才不断加强管理,不管是分县治之,还是设立道和兵备,只是朝廷治标不治本的手段而已。他们将新设的县名称都大有深意,“漳平”、“永定”、“平和”无不与平安、安定有关。比如永定县的设立。天顺六年(1462年),上杭县胜运里爆发白眉军的农民起义,“破县治、杀都阃”。后溪南里又爆发以钟三、黎仲端为首的农民起义。成化十四年(1478年),福建巡抚高明,以“去治远”、“山僻人顽”、“地险民悍”,必须“镇抚化导”为由,会同福建承宣布政使司、福建都指挥司、福建提刑按察司上奏朝廷批准,析上杭县溪南、金丰、丰田、太平、胜运等五里十九图添设县。定名永定,意为永远安定。他们无法从源头上去改变封建政权对农民的压迫,只能依靠强权的统治求得暂时的安宁。就像建筑在分巡漳南道署内的澄远楼一样,政权的稳定只能求助于迷信的说法。澄远之意为“盖古人握端本澄源之道,建澄清天下之猷,必精白以澄。”澄远楼从明至清几度毁损,又几度重修,据说“楼废则寇警随至,楼成则寇患遂平。”这是很可笑的说法,但在当时上至官员下至百姓无不信奉。其实还是清代分守汀漳道的周昌在《重修澄远楼记》中说得明白:“灾祥者,人之所致也。”他还说,“予甫莅任,上不能宣朝廷之德,下不能悉草野之安危,廉者未能奖,墨者未能黜,饥者寒者不能适如其所愿。一旦兴非时之役以苦父老,无异于筑怨筑愁云耳。”如今读来,仍令人深思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