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道银行家杜月笙：在大变局中晋身为领袖人物

　　1935年，中国的银行业“国进民退”，独立性渐失。有着多重身份的杜月笙积极与当时政府合作，在银行业大变局中晋身为领袖人物

　　刘诗平

　　1935 年，中国金融界风云突变：3月，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突然宣布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5月底至6月初，政府相继兼并有发钞权的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11月，政府发布金融改革令，放弃银本位制，实施纸币政策……

　　这一年，受白银风潮冲击，银行、钱庄纷纷倒闭，银行家和企业界的日子极不好过。然而，有一个人却步步胜算：新任中行、交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钱业监理委员会理事，法币发行准备委员会委员……加上原有的中汇银行董事长等职务，他不仅在银行界牢牢扎根，且一举成为金融界的领袖。

　　这个人，正是“海上闻人”杜月笙。

　　李滋•罗斯的困惑

　　1935年10月，英国政府首席财政顾问李滋•罗斯抵达上海。为摆脱白银外流引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困境，中国政府紧锣密鼓地酝酿与准备币制改革，李滋•罗斯作为币制改革顾问受聘前来。当他得知中国法币发行准备委员会委员名单中竟有杜月笙时，感到难以置信。杜月笙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黑社会头目，从事烟、赌、娼，与黄金荣、张啸林一道，并称“上海三大亨”。

　　李滋•罗斯不明白，为什么国民政府竟允许杜月笙这样一个黑帮头目进入币制改革核心机构？

　　孔祥熙告诉他：杜毫无疑问是个大投机分子，也是个黑帮头目。但是，在上海，杜手下有十多万人，他随时可以给你制造出骚乱来。事实上，孔的回答只是说出了杜月笙的一个侧面。此时的杜月笙，不只是家喻户晓的黑帮头目，也是上海金融界呼风唤雨的领袖，是国民政府在金融界的代言人。

　　6年前，杜月笙的头脑中也有类似李滋•罗斯的困惑：南京政府建立，虽然自己协助“清党”有功受到蒋介石赏识，同时依靠经营烟赌聚起大量钱财，但是黑道生意毕竟不能长久，也摆不上台面。如何能真正让上流社会承认并接纳自己？跻身金融圈、与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较高社会地位的银行家们建立密切联系，是合适的选择。

　　选择银行业并闯出一片天，成为杜月笙转型的关键一步。

　　进军银行业

　　1929年3月，杜月笙创办的中汇银行正式开业，注册资本50万，实收25万，规模非常之小，但这是他迈向银行界的起点。

　　台湾作家章君榖在《杜月笙传》中称，开办中汇银行，是出自在银行工作的门生田鸿年和亲信苏嘉善的提议。田鸿年说：“杜先生，你用铜钿都是大来大往，你为啥不开一家银行，一来进出有账，二来临时需要轧头寸，也可以在自家的银行里调拨一下，来个自摸不求人！”

　　苏嘉善向杜进言：“办银行，第一讲究信用，其次要看老板兜不兜得转，这两项，杜先生都是条件充分，毫无问题的。杜先生你立身处世四十年，谁都晓得你最讲究一个‘信’字，黄浦滩上到处在说：‘杜先生闲话一句’，这‘闲话一句’就是你最大的本钱。”

　　苏嘉善笑称：“法租界上这烟与赌两档生意，都是银行大客户，旁的银行对这些客户垂涎三尺，杜先生办银行，却是顺理成章，一索即得。”

　　杜月笙办银行，的确有一举两得之利：一则为其鸦片贸易及其他黑色收益开辟合法渠道，将钱洗白；一则利用广泛的人脉关系，强固的政治背景和兜得转的手段，进军银行业乃至工商业，跻身上流社会，将人洗净。

　　为经营银行和扩大社交圈，杜月笙改变了生活习惯。当时给杜装烟的郁咏馥回忆说：“杜在开中汇银行以前，每天起身很迟，烟瘾也很大。中汇银行开设后，他在社会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每天总在上午九时前起身，鸦片也不多抽了。”

　　结交银行家

　　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之说。杜月笙“会做人”，从杜氏结交和服务银行家的例子可见一斑。

　　1931年9月，上海银行发生挤兑风潮。服务于上海银行的杨桂和回忆道：“上海银行变卖了一切可以变现的资产，还是应付不了。最后陈光甫不得不向上海青帮头领纳礼，同时向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请求支持，……才使上海银行得以抵住提存风潮，免于倒闭。”杜月笙的智囊杨管北后来谈及此事时说：“当时，上海银行主持人陈光甫先生，原与先生泛交，及经此变，始敬佩而深德之。”

　　杜月笙帮陈光甫解除上海银行提款风潮，也助唐寿民的国华银行免遭政府取缔之祸。银行家遇到难隐私事时，杜同样施以援手。30年代，杜月笙因替浙兴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宋子良等解决私生活方面的难题，而赢得信任和感激。

　　至于与宋子文之间的关系，章君糓在《杜月笙传》中写道：上海杜公馆向来宾客盈门，然而1933年8月的数天里却闭门谢客。原来，宋子文访美英归来将抵上海，上海市总商会正积极筹备欢迎，推举杜为欢迎大会主席，代表全市商界人士致欢迎辞。就这么一篇欢迎辞，杜月笙先是请黄炎培代笔，由于黄所写通篇文言，不合杜氏身份；接着请陈群再写一稿，苦练十天，熟记内容，终于等到宋子文抵沪这一天。欢迎大会自然极为成功，宋子文也相当满意，两人的私交由此更进一步。

　　杜与孔祥熙之间的关系，与杜月笙合作过的范绍增说：“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孔最喜爱杜对他的吹捧，孔、杜两人的关系也最好。”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曾说：“家父一再告诫我们，‘孔祥熙对于我的恩惠，你们永远不可忘记。’”

　　在杜月笙用心结交下，张嘉璈、陈光甫、唐寿民、钱新之、徐寄庼、徐新六、李馥荪、胡笔江等当时最杰出的银行家，都和他有着或深或浅的交情。其中，钱新之和徐寄庼更是杜月笙的挚友。 1934年，杜月笙大幅提高中汇银行的资本额，并扩大业务经营范围。同时，耗资200万元兴建的中汇大厦9月落成。中汇银行迁入新址办公，金融巨头纷纷庆贺。其中，上海银行总经理、上海银行公会主席陈光甫将50万两白银存入，让杜月笙白用一年，利息分文不取。

　　银行界领袖

　　杜月笙在银行界的崛起，除了自己开银行，结交大批银行家，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蒋介石政权在金融界的代言人。

　　从1934年开始，美国高价收购白银、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而引发白银风潮，经济金融危机加剧。银根紧缩、利率高企，工商企业贷不到新款、且被银行追索旧款，资金链崩塌，大量企业停业或倒闭。虽然银行本身也随着呆坏账骤增而纷纷破产或陷入困境，但工商企业因借贷无门而对银行抱怨加深。

　　蒋介石政权为应对危机、加强金融掌控，加紧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有着多重身份的杜月笙积极与政府合作，在1935年银行业大变局中，地位得到巩固。

　　1935年2月中旬，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召集上海市商会、银钱业联席会议会商，建议由银行负责贷款救济工商企业。3月9日和15日，孔祥熙两次来沪，催促银行家们对嗷嗷待哺的企业增加贷款，切实负起救济工商企业的责任。为加强金融掌控，蒋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商后，突然宣布政府接管中行和交行，担任中行总经理职务多年的张嘉璈被迫辞职，中、交两行增加官股，改为国营。同时，改组中、交两行董事会，杜月笙顺利当选两行官股董事。

　　成立于1897年的中国通商银行，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发钞银行。受危机影响发生挤兑，董事长傅筱庵被迫下台，由杜月笙接任，通商银行就此落入杜氏之手。

　　6月初，上海钱庄深受危机影响，财政部拨借金融公债2500万元，救济钱业，并成立钱业监理委员会，杜月笙成为理事。下半年，杜氏相继成为法币发行准备委员会委员、上海银行公会理事。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小科布尔所说：“他的这些职位，加上在其他许多银行中的活动，以及在物品证券交易所中的领导权，使杜月笙成为上海银行界和商界中最突出的领袖人物之一。”

　　1936年，中汇银行与江浙银行合并，实力进一步壮大。当时，钱新之、唐寿民、陈光甫、吴启鼎、吴蕴斋等银行界巨擘，均为中汇董事。这一年，杜月笙满意地说：“我原来是强盗扮的书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现在是曲蟮(蚯蚓)修成了龙，在社会上有些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