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的隐忧

　　2月8日，中国国务院批转《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称，“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标准将年均增长达13%以上”。规划称，“要深入推进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健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

　　按此计算，未来5年内中国最低工资有望“倍增”，人均工资亦有望成倍提升。经过30年发展，中国是否已临近“充分就业”阶段（即所谓“刘易斯拐点”），可谓见仁见智。瑞穗综研的统计显示，在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工资水平的确在提升。刚加入WTO的2001年，中国人平均年收入为15.9万日元，日本为454万日元，收入差距达28.5倍；但到了2010年，中日GDP总量逆转，中国城市地区人口平均年收入增至45万日元，日本降至412万日元，收入差距缩至9.2倍。2005年至2010年，中国城市地区工资年增长率为13.8%，5年内正好增长了约一倍。不过，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79.3万日元）与北京（78.6万日元），和日本收入最低的冲绳县（323万日元）、青森县（338万日元）之间仍差距明显。

　　单纯从收入水准上比较，中国已大致相当于日本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当时出现了“刘易斯拐点”。1960年，笃信凯恩斯主义的池田勇人以绝对高票当选首相，上台后即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他认为，“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若劳动者工资水平没有与GDP增长比例同步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实施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在此期间，日本GDP年增长计划目标为7.8%，但实际增长高达11.6%，国民收入年增长达11.5%，两者基本上实现了同步增长。至1967年，日本GDP提前翻了一番，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1968年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维持在1.1%至1.3%左右的低水平。经济学家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写道，“这些成就让日本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中日两国“似是而非”，经济结构差异巨大，不能简单照搬日本的经验，但日本无疑在很多方面依然是一面镜子。日本的实践说明，当一国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条件时，国民消费与生产同步增长才是社会快速发展的动力，“藏富于民”才是根本的“维稳”之道。如果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速度不匹配，国民无法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所谓的“中国梦”就将永远只是梦。在经济还持续高增长阶段，尤其是“国富民穷”、中央财政盈余过剩的情况下，进行国民收入分配改革无疑是明智之举。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收入倍增”的成本应主要由谁负担。如果将之过多转嫁给企业，大多竞争力不强、且融资困难的中国企业将雪上加霜，中国自主产业的培育将更加困难。对外企而言，劳动力成本快速提升将成为新的“中国风险”（China Risk），这些企业将不可避免寻求规避这种风险。

　　进一步讲，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单纯靠“收入倍增计划”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不适度控制通货膨胀，收入倍增的消费效果将大打折扣。日本之所以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源于成功地实施了配套改革。除“收入倍增计划”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完善了工会制度，制定了“劳动三法”（劳动关系法、劳动基准法、工会法），承认并保护“劳动三权”（团结权、协商权、争议权），且在泡沫经济到来前，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建设，积聚了此后抗衡漫长经济停滞的力量。

　　中国急需的正是包括收入分配、劳工权益保护在内的综合性配套改革，留给中国的时间并不多，这一系列的改革都宜早不宜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