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女孩查青岛植树成本 温和质疑政府决策(图)

[提要] 今年青岛政府启动了耗资40亿元的“增绿行动”，要将这海滨城市打造成森林城市，第一个月便种下了180万棵树。质疑种树工程的市民，有人谩骂有人撒气，抱怨面子工程劳民伤财，称新任市长是“种树狂人”。然而青岛80后姑娘潘琦，却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在施工现场调查树的成本，致电政府追问种树方案的决策过程，用合法的手段温和地质疑着政府决策…

　　质疑青岛的种树工程，有人谩骂有人撒气，青岛姑娘潘琦却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在施工现场调查树的成本，致电政府追问种树方案的决策过程。她说，自己27岁了，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当公民——

　　温和的言行更有力量

　　因为质疑青岛大规模种树到底合不合理，27岁的潘琦成了当地的小名人。

　　相熟的咖啡馆老板见着她，满脸笑容地称赞：“那活儿干得不错！”单位一个领导碰上这个小年轻，忍不住频频点头：“这小嫚儿还挺好啊！”

　　对种树的事儿，潘琦不是第一个发声的青岛市民。今年3月1日，青岛政府启动了耗资40亿元的“增绿行动”，要将这海滨城市打造成森林城市，第一个月便种下了180万棵树。很多百姓抱怨这面子工程劳民伤财，有的在网上称新任市长是“种树狂人”。

　　“比起讨论市长的出身，我们更该做的是，去研究下怎样行动，而不是光喊口号，搞人身攻击。”潘琦在网上这样写道。网民揣测，这温和理性的青年很可能是“70后人”或“踏实的小伙儿”。

　　现实中，潘琦是个不折不扣的80后姑娘。她在青岛一家报社当娱乐记者，有时候一周参加8场电影首映式。朋友们常常夸奖她淘来的漂亮包包、新换的iPhone手机壳、她亲手制作的芝士蛋糕和提拉米苏。

　　最初，击中这姑娘敏感神经的只是一张网络图片。图中，青岛汇泉广场的大草坪被铲掉了，成了“光溜溜的土地”。有人传言政府打算“退坪种树”，很多人表示不满。头一回，潘琦感到一种“疼到心里”的愤怒，忍不住骂起了脏话。

　　这个土生土长的青岛姑娘忍受不了草坪“说掀就掀”。打潘琦记事起，大草坪就“一直在那里”。小时候她跟着姥爷去那儿放风筝，长大了陪着哥哥嫂子去拍婚纱照。上下班经过那一片青绿时，这个“文艺范儿”的姑娘时常自我陶醉：“啊，活在青岛真好！”

延伸阅读：

青岛1年斥资40亿植树被指形象工程遭质疑

质疑一：毁草种树

　　4月4日，青岛网友将汇泉广场草皮被挖的图片上传至网上，直指汇泉广场草皮被挖后将被种植上树木。该信息在网上迅速被各大论坛及微博转发。

　　青岛市民付星(化名)表示，汇泉广场是青岛地标之一，如果"毁草种树"是事实，"将毁掉青岛几代人的记忆，也将抹杀青岛历史"。

质疑二：海边种树，形象工程

　　东海路是上世纪90年代新建的一条贯通新市区的东西向滨海大道，以"无敌海景"著称。这条曾经获得鲁班奖的滨海大道，多数步行道和周边的公园设计的是嵌草砖和公共绿地绿地。

　　"东海路的绿化并不差，再次种树增绿是否有必要？会不会影响到海滨城市的风景。"付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付星是一位网络公司的负责人，他经常与朋友相约在海边饭馆里吃饭。站在通透的海岸旁边，视野空旷，看着裸露的岩石旁，三两棵黑松树，付星说："这才是滨海旅游景观的自然风貌。"

　　质疑三：岩石上种树成活率低

　　不过，对于大规模种树，青岛一位规划专家担心能否成活。据其介绍，青岛不同于普通的内陆城市，岛城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山体、岩石之上，尤其沿海，成片的整块岩石。在岩石上种树，树木的成活率，难以得到保障。

　　质疑四：间距1米至2米，过密

　　在东海路上，行道树间距在2米左右，部分绿地种植的密度在1米左右。香港路行道树，是在原有的行道树中间见缝插针式种植新树苗。

　　北京一名园林专家告诉早报记者，行道树的间距一般在4到5米。由于行道树大多是树身矮、枝叶茂密，树间距太狭窄不仅影响枝叶的透气、透风，也妨碍树的根部生长。

质疑五：决策未征求市民意见

　　根据今年3月启动的该工程计划，青岛五市七区今年将投入逾40亿元造林，并在2014年建成"国家森林城市"，"五年再造一个新青岛"。据了解，"国家森林城市"是目前国内对城市生态系统的最高指标，青岛今年的计划是栽植景观树、更新补植行道树以及各种乔灌木1000万株，其中80%以上的任务要在5月底前完成。

　　去年青岛地方财政收入为566亿元，"植树增绿"工程占到了青岛财政收入的7.2%，如此大规模花费巨大的造林工程，青岛市民质疑此举为何未公开征求意见或召开听证会。

　　在青岛采访期间，多位市民将张新起称为“种树市长”，并称这是从网上看来的。网友还挖掘了张新起在青岛之前的执政经历与“种树”的“缘分”。公开资料显示，张新起1997年12月至2001年1月任烟台市委常委、莱州市委书记，2001年1月至2011年11月，历任潍坊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张新起在莱州期间，先后建起7处花园式公园、20多处街头绿地和10公里环城绿化带，城区覆盖率达40%，莱州于2000年被环保总局评为全国环保模范城市。一位潍坊地产界人士向早报记者介绍，自2003年起，潍坊全面启动了生态市建设，深入开展了“十大工程百个项目”绿化建设，并于2010年被住建部授予“国家园林城市”。

　　那天，潘琦刷微博刷到了凌晨两点。她跟着大伙一起骂政府，看到有人比自己骂得还狠，她心里才痛快舒服。第二天一大早，她气得怎么也坐不住，打开电脑整理愤怒的心情，最后毅然决定“收声做事”。


　　对社会政事，潘琦向来不太关心，除非是“那些大到不行的事儿”。汶川特大地震后，她鼓励身边的朋友给壹基金捐款，温州动车事故后，她在微博上帮忙转发信息。“顶多就是表个态，再多我也做不了。”

　　事后她回想，听到“退坪种树”时，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只感觉“家里东西被毁了，一定得出去看看”。“万一网上的图片是PS的，那我不是瞎愤怒瞎维权？网上说那40亿都用到黑影里了，是不是真的呢？”

　　她穿起雪地靴，抓起包就冲出家门，母亲在身后大喊“你干嘛去呢”，潘琦扔下一句：“研究种树去！”

　　她约上两个朋友一起开车“实地查看”。朋友们比潘琦还生气。其中一人住在海边别墅，这些天家门口突然种上一排大树，海景房已经变成“森景房”。另一人发现，自己最爱去散心解闷的心海广场也种起了高大密集的树，破坏了原本视野开阔的一片海景。

　　“有人不告诉你，突然就把家给改了，你能不伤心吗？”潘琦越看越愤怒，可愤怒无济于事。她怒气冲冲地质问施工现场的工人，但根本没人理睬她。

　　朋友笑潘琦“像在盘问别人”，“不会聊天儿”。在汇泉广场大草坪上，朋友慢悠悠走向一个“像管理层”的工作人员。“要种树了？我还想来这儿拍婚纱照呢！”朋友随口问起。工作人员马上回答“不是种树，还要种草的”，还不设防地谈起了工人的工资和预计工期。

　　潘琦突然意识到，“用平和平等的态度去对话，更能得到答案”。她也试着轻轻松松地与种树工人闲聊。有人告诉她“自己一天能挣120块钱，很开心”。没人了解树木的具体价格，但都知道“大树贵，得好好种”。对种树方案是否合理，工人回答：“这样种能不能活我们也不知道，但园林局给规定了，就这样种的。”

　　大半天下来，从没做过调查报道的她挖到了不少独家信息，她也发现网络上一些传言并不真实。这个年轻人说，事实让自己的愤怒“慢慢消解”。

　　晚上朋友聚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对青岛种树发牢骚，怨气延伸至社会的各种问题。“唉，你看这社会到底怎么了？”这是大家抱怨最多的一句话。潘琦脑子里却开始思考，“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我不是反对种树，但种树方案到底怎样确定的？种在海边到底合不合理？种的树到底能不能活？把草铲了再种好不好？”潘琦纤细的双手不断比划，抛出她想到的一大堆问题。

　　“这都是我出去调研后才开始想的，坐在家里我想不到这些。”窝在青岛家中，瘦小的潘琦穿着一身睡衣，抱起了泰迪狗“悠悠”。她说，以前自己过着悠然自得的小日子。

　　平常的日子里，她看到蚊子就害怕躲闪，开车的时候，一辆大巴超速，她会减速，自嘲：“哎呀，这车太大了，让它先过。”可这一回，潘琦认为自己一定得跟政府表达意见。

　　“如果我没有去做，等家完全变了样之后，我没法跟孩子说，你看看，都是政府不好！其实，是我自己没尽力。”潘琦说。

　　要表达意见，潘琦认为“先得整明白我们有没有权利去管种树这事”。她上网仔细阅读了《宪法》和《山东省行政决策程序》等文件，发现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咱做这个事没错，法律允许！”潘琦得出结论。

　　她还集思广益，从身边朋友、亲戚那儿搜集大家对种树问题的各种疑惑，然后在家里拨通了市长热线“12345”这是她唯一想到的表达意见的方法。为了不让父母知道，她把自己关在了卧室里。

　　等待电话接通的时候，潘琦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的一片大海，突然觉得“自己做的事特对”。可一转眼，她就成了被抛来抛去的大皮球。

　　“关于市内绿化方案的所有问题，具体情况我们不太清楚。”市长热线的女声态度良好地让潘琦跟青岛市建委联系，并转告她一个固定电话。可那号码久拨不通。

　　“每次都是嘟的长声，然后突然挂断。这政府电话难道是个空号？”潘琦纳闷，再拨“12345”。女声循例给出市建委电话，潘琦表示“打不通”，女声又给出了市建委下辖的园林局电话。

　　电话打到园林局，皮球却在内部继续转来转去。第一个接电话的人把皮球抛给“建设处”，“建设处”传球给“办公室”，潘琦用笔记录着不同部门的电话号码，甚至用箭头标出了各部门的传球动作。

　　最后，潘琦发现用不着记了，皮球又扔回了建设处。不过她没有生气。每回对方问她“你是哪里的”，她就语气平和地介绍“我是一个普通市民”。

　　“就像跟种树的农民说话那样，如果你抱着对立的态度，永远是冲突，没有答案。”潘琦说。

　　可电话另一头并没有准备好分享答案。“你要干什么？”“你问这些干什么？”潘琦留意到，工作人员的语气中常常带着警惕。“我想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决定种树的，种树方案是怎么制定的。市民想了解情况，在哪里能查？”潘琦一遍遍解释自己的意图。

　　办公室的人说这事归建设处管，建设处说还是先问问办公室。无论潘琦如何变着法子提问，对方始终没有提供任何答案。“我不能和你说，这些事情俺不知道，不能乱说。”“对市民我们不好说，有些问题现在不方便回答。”

　　“好的，谢谢。”她坚持每次都说完这4个字，才挂断电话。

　　“我不管政府看不看得起我， 我心里先把自己跟政府弄平等了。” 潘琦语速飞快地笑着说。她承认自己对政府的回应有些失望，但她更看重自己在27岁这一年迈出的关键一步。

　　“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当公民，第一次明确自己的权利，也真的去行使权利。”潘琦说。

　　她将这第一次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发表在网络上。一时好评如潮。网友们几乎一致赞许潘琦脚踏实地的公民精神，呼唤“中国出现更多这样的年轻人”。

　　“如果没有这些认可，我迈出的一步可能很快就缩回去了。”潘琦说

　　眼下，更多年轻人也迈出了这一步。4月13日，80后青岛人王赫接力打电话，一口气打了9个号码，从市林业局开始，皮球不断传递，最终抵达工程部经理手机。他不再“宅在家里”，而是四处拍照调查，了解青岛种树的实际情况。

　　“你想要怎样的世界，就先改变怎样的自己……让我们生活的青岛更美好！”王赫在微博中写道。

　　如今，潘琦并不想成为一个“全身心投入的斗士”。她想念做烘焙的快乐，还盼着与男朋友一块儿去尝尝新上市的笨NaNa香蕉冰激凌。

　　她期待有那么一天，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抽点时间，“很理智地拿起电话，或者通过其他正常渠道表达意见”。

　　知道潘琦在网上发表文章后，50后的父亲担忧她“做出头鸟不好”。“你整天理想理想的，理想能当饭吃吗？”父亲问女儿。

　　“理想是不能当饭吃，但没理想，我吃饭不香呀！”潘琦昂起头，干脆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