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中国商人的富与贵：他们恨了一个千年的轮回

《孟子·离娄》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个男人，日子过得穷困潦倒，经常到东门外的墓地里乞讨人们祭祀剩下的食物，回家后还在家人面前炫耀，说自己今天又和哪位大人在一起了，又吃了什么山珍海味，甚是悲凉。

　　余华的小说《活着》，主人公叫福贵，但这个以福贵命名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过上与其名字相应的生活，只是艰难地活着。

　　如今，人们所能想象和期待的美好生活也就是所谓的富贵。满眼望去，以“富贵”命名的楼盘倒也是为数不少。然而，当人们用富贵一次次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美好愿望时，这个美好的辞藻也随着人们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暧昧不清，以至于那些赚了几个小钱，手戴硕大黄金戒指，一张嘴满口金牙的暴发户，也以“贵族”自居，得意之时难免不由自主地哼出小曲来。一天5万元的法拉利驾驶培训课程、7800元的贵族夏令营，“速成贵族”的各种培训让人得以体验“贵族般的奢华生活”，但它能否给人贵族的教养学识和优雅气质?富而不贵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新一代富人最为头疼的事。山西煤老板在北京买下几百万元一套的房子几十套;20辆“悍马”和其他80多辆豪华车，“悍马”价格一两百万元，“世爵”和“迈巴赫”超过600万元。在伦敦郊区，有一座号称“世界第一”的豪宅，要价1.3亿美元，荣登福布斯房地产排名榜首，这一豪宅的热门买家中有一位是中国富豪。他们购买豪车豪宅并不是为了坐车更快更稳和住房更舒服，而是在于突显自己的消费能力，以此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昨天还是光脚的，今天竟穿上了高档皮鞋;昨天还住茅屋，今天就住上了别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暴发户”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确实与他们的身份相去甚远，脖子上、手指上挂满了金银，说起话来五大三粗，穿着高级西装，行为举止却是个农民，哪怕家里摆上一屋子的书，也还是会被人视为猪鼻子插葱———装象。因此，改变“穷得只剩下钱”的富而不贵的状况，是中国商人发自心底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哪怕一天花5万元去学习法拉利的驾驶也在所不辞。为富而贵，商人们逐渐从单纯的物质享受、炫耀，走向精神追求。

　　尽管如此，可还是有人认为，中国商人们在邯郸学步。商人们困惑了，我们挂满金银财宝你们说我们暴发户，我们花钱学习，为何还会引来嘲讽。可是回过头去一看，哦，商人们明白了，原来对于商人的诟病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传统”。

　　“重本抑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长期奉行的一种经济政策。因而不少人熟悉的不是“马上得天下”，就是“学而优则仕”，而“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重本抑末、贱商轻商似乎是再当然不过的事。

　　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作为基本政策被沿袭下来。在明清以前，商人地位十分低下，富商巨贾即使再有钱，仕途也无路。在秦朝时，商人甚至连穿什么衣也是受到限制的，不仅不能乘坐华丽的车驾，连丝绸衣物也是不可以穿的。“虽富无所芳华”，经商者不仅本人不能从政做官，他们的子女也一样不能踏入仕途。到法律政策相对较为宽容和开放的唐朝，连一些来华的外国人都有资格去参加国家组织的科举考试，考中后就可以做官，商人却依然不能入朝为官。直到宋代，商人被歧视的情况才有所好转。明清时，始出现红顶商人。

　　商人，自古就是一个活跃在商品世界并为人们生活所需带来丰富物质的商行人士。古往今来，社会上一直把买卖人称作“商人”，把做买卖这个行为称作“经商”。“商人”，古已有之，他们虽然腰缠万贯，但是一直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在孔子眼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无可厚非。但是，后世的所谓孔子思想的继承人却为了迎合帝王家天下的政治企图，刻意曲解了孔子的本意，把商人的地位贬斥到社会的边缘，士、农、工、商的排序成了社会共识。士，读书，参加科举，然后做官，是第一选择;农，种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图个田园生活，是第二选择;工，加工、冶炼、发明个小生产技术，用于日常生活，是第三选择;商，做买卖、做生意，调剂小日子的余缺，是第四选择。日久天长，甚至连理学大家朱熹也瞧不上商人，他曾说商人的作用就是管个吃饭、穿衣，如果再做别的就有害了。如此境地，商人只能是小商人，只能做小生意，只能“跪着”生存了。

　　商人“跪着”生存还因“传统”中保留下来的对于商人的两条原罪：其一是无奸不商，不符合道义要求;其二是商人私欲无边，不利于社会稳定。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拔高了“义”的道德价值，贬低了“利”的正当地位，这种褒贬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扭曲，最后，终于把一顶“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帽子扣在了商人头上。商人们承受了这样的骂名，自然是要反抗的，如何反抗呢?途径之一就是再给自己的帽子涂个颜色，比如“儒商”、“红顶商人”之流，以此抵消负面言论。

　　而对于商人“私欲无边，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原罪，在商人们看来，更是有些欲哭无泪了。自秦汉以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服务于专制君主，他们所需要的是人人安分守己的社会模式。然而，商人总是不安于现状，并且嗅觉十分灵敏，贱买贵卖、东挪西用，借助各路交通总能获得一定的利润，占有一定比例的财富。这在统治者眼中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人人都像商人这般不听话，社会秩序、等级制度就会乱掉，社会就无法稳定。因此，商人们要么大隐隐于市，要么以财买官，以财贿官，才能不被统治者以维稳的名义除掉。

　　后来，商人的政治地位一度有了好转。16世纪时，思想家王阳明曾为一个叫方麟的商人书写墓志铭;19世纪，清朝官员沈在文中称商人为豪杰;20世纪初，民国的很多实业家在战火中开始了艰难的历练。可即使如此，商人依旧是商人，享受不了“士”的待遇，能被称之为“富”，却与“贵”搭不上干系。

　　富贵究竟是一个词，还是意思截然不同的两个字?

　　华人首富李嘉诚给出了他的答案：“富贵两个字，不是连在一起的。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比拟的，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其实有不少人，‘富’而不‘贵’。富豪的不安全感不是社会的施压，而是来自内心的恐惧，内心富贵的富豪是从容的，是宅心仁厚的，这才是真正的‘贵族’。只有富而不贵的人才凄惶，才感叹没有安全感。”

　　到了现代，中国社会对商人多了几分尊重，商人也被称为“企业家”了，然而，现实的种种还是导致企业家不得不跪着或者半跪着生存，就连投资人薛蛮子也说中国商人“现在基本上是跪和半跪的状态”。电影《让子弹飞中》有一句台词“站着就把钱挣了”，到如今，竟成了中国商人们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