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逐渐走出尴尬现实

“70后”作家逐渐走出尴尬现实

——《边疆文学》“‘70后’作家短篇小说专号”阅读感言  

　　《边疆文学》今年第3、4期合刊30万字，推出“‘70后’作家短篇小说专号”，为广大读者奉献了一道小说大餐。此次专号的31名入选作者，分布在北京、辽宁、黑龙江、江苏、江西、湖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甘肃、新疆、重庆、云南14个省区市，是“70后”作家“奔四”以来的一次小说作品汇集。

　　爱与哀愁

　　集体“奔四”的“70后”作家短篇小说中，生活的“爱与哀愁”被他们演绎得相当深情、寂寞、凄美和无奈。作为“边疆开篇”的是郝炜华的《山中有只狼》。善良仁慈的铁路工人荆金泉与势利的前妻隋花香格格不入，在隋花香红杏出墙后毅然离婚。此后，荆金泉竟然与山中巡路时救起的一只公狼建立了深厚情谊。后来，这只狼为了逃避追捕而远走他乡，身居深山的荆金泉感到了无限的寂寞。小说表达了作者希冀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

　　而黑龙江作家苦瓜的《猪》中，中学教师李洪水和同事格格不入，却和猪建立起了深厚情谊，值得我们反思。难道人与人真诚相处真的就那么难吗？一个28岁的“剩男”难道一辈子就一直与猪为伴吗？

　　杨仕芳的《别看我的脸》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因为一场车祸，农民工王刚和大老板王子健的身份混淆了，之后，王刚的哥哥王桃酒醉嫖娼、狐假虎威，未婚妻阿离也是惟利是图。王刚一心一意想追回来的亲情、爱情和友情在利益面前一无是处。这篇小说构思奇妙，令人回味。

　　尹宗义的诗化小说《寻找一串温暖的脚印》写得唯美动情。品学兼优的“我”与身体残疾、靠擦皮鞋为生的父亲，在都市中艰难地生存着。“我”因父亲的丑陋而自卑，父亲因“我”的疏远而孤独至死。

　　何鸟的《幌子》通过对“二男抢一女”的故事的生动描述，揭示了特殊年代权力对人的命运、婚姻、爱情的绝对制约，有较强的可读性和现实性。

　　秦迩殊的《给我个爱你的理由》则通过9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李婷“报复式寻母”和70年代的农民工谭英“孽情式还债”的冷静描述，揭示了婚姻之上、代沟之下的善与恶、爱与恨、幸福与不幸、真诚与虚伪、谅解与背叛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

　　王新军的《比落叶更轻》写的是大学校园的故事。“我”执拗地生下和“他”的一对双胞胎后，在租来的小屋里看到落荒而逃的“他”后生产大出血，在即将迈入天堂的大门之前回忆起曾经的爱情。其最打动人心的，是一个人心无杂念时对爱情、生命、背叛、生死的客观审视与深度审读。

　　李新勇的《无边落木》是一篇充满悬念的小说。赵氏金石玉器行小伙计小驷见财不贪、见利不忘义、诚信为本、智勇双全，将价值连城的翡翠送至赵东家指定的目的地。这使得老板赵东家最终决意打破门第、身份的不符，将独生女翠翠与玉器行一并交给了这个孤儿。

　　刘浪的《木剑》也颇具悬念。神秘女子小牧究竟是报社同仁半醒半醉间叫来喝酒的“风骚女友”，还是妻子雇来检验爱情牢固程度的“密探”？那把价值两三万的“木剑”，究竟是与“性”相关的“警告之剑”，还是与“报恩”相关的“报恩之剑”？也许，不得而知正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它揭示了生活、爱情、友谊的飘忽不定。

　　而在鬼金的《破浪》中，主人公带着无法救赎的心理，背着被奸杀的未婚妻余晓的尸体，从山崖跳下共同葬身大海。爱恨生死由天定，天命难违人自知。虽有宿命的因素，却悲剧得让人震撼！

　　冷漠城市

　　贺绍俊、 巫晓燕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认为：“底层写作中，最富于生命力的可能还属于表现打工者生活的小说。它最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城乡二元冲突深化了它的文化内涵，它涉及道德、伦理、性权利、生活方式、欲望等一系列问题，并进一步衍生出无数新的主题。”从“专号”中，我们的确能读出近年来风头正劲的打工小说的生命力和新主题。

　　相风的《金融风暴下的后现代生活》描绘了草根诗人丁于在金融风暴下的后现代生活：没有稳定生活，到处充满铜臭味的性诱惑。这篇打工小说光怪陆离而又充满挑战，是深圳这个冷漠城市的真实写照。

　　庄昌平的《今夜无人入眠》写的是打工人的深圳梦：到深圳通过自身努力，成为真真正正的深圳人。梦想是美好的，却是难以实现的。庄昌平似乎有意告诉我们，在残酷的社会竞争面前，爱情是不堪一击的。作为打工仔，要想有所成就，好多时候的确是要以失去尊严为代价的。

　　徐东的《彻夜长谈》讲的是两路“文艺人”闯深圳的故事，单纯清高者在深圳无所适从，复杂随俗者在深圳如鱼得水。这个故事不由得使我想起慕容雪村的《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功业与理想，青春和爱情，最终都化为内心的虚无。所以寻找是最终的主题，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你在中间”。

　　李朝德的《勒索》写的是县扶贫办林主任手机丢失后被勒索的简单故事。丰富的手机内存展示了贪官的贪财贪色、阳奉阴违，小说写得忽明忽暗、煞是好看。

　　刘亮的《画像》情节很简单，不简单的是对“精神上的富翁、金钱上的乞丐”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清高艺术家精神沦落的形象描述。小说点明了不管如何志存高远，城市的现实生活却实在无情。

　　上述几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城市贪官的贪婪无耻，以及打工者的辛酸与无奈。无论是打工者要在城市杀出一条血路，还是打工小说要在小说世界拼出一块新天地，都是任重而道远的。

　　乡村百态

　　江西“70后”作家的短篇小说均以“底层温暖”为底色，以“现实关怀”为核心，写出了乡村弱势群体所承受的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内心煎熬。同时，也写出了乡村浓郁的人情味和温暖感。

　　樊健军的《水门世相》精彩非常，堪称代表；《一棺之地》写风水与人生的纠结：信之则有，不信则无；《傻子阿三》写的傻子不傻，傻的是那些爱财如命之人；《双簧》写的是内秀与外秀之人为人处世及对爱的不同理解；《乞丐水蒻》写的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穴居者》写的是怪人有风孤僻终老传奇的一生；《比年》写的是比年苟且偷生、孤单老死的生命怎样才能活出个性、活出精彩。这6篇小小说犹如水门村的6个“故事会”，人物活灵活现，离奇中似乎合理，合理中彰显怪异，显示了樊建军深厚的生活阅历和构架故事的能力。

　　李金桃的《喝酒》写村长张清三番五次请葛大喝酒来摆平告状。最后一段，张清得了慢性胃炎，既不能再成天喝酒，也不能再和寡妇秀儿风流快活，希望乡领导救救他。峰回路转、出人意料的结尾，使《喝酒》的小说品质得到提升，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相当大。

　　张爽的《气功》写了男孩小巴在英雄情结的驱动下被人莫名其妙借刀“杀人”的心理历程。惟妙惟肖的描绘，揭示了乡村中学生辍学回家无所事事的恶果、家族势力抬头导致情斗小事酿成杀人大事、农村崇尚武力解决争端的劣根性等一系列问题，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此外，凌春杰的《爹的土地》写患癌的老爹对即将荒芜的土地的规划与实施；吴明彪的《村主任的梦》写贿选上任、迷途知返的村官与村霸斗法导致村民遭殃的故事；赵清俊的《杀黑猪》让我们反思“杀猪比赛”；杨恩智的《三斤的刀》表达了万物有灵、弱肉强食的道理。

　　“70后”作家笔下的乡村异彩纷呈，但距离要写出“乡土小说”、“底层文学”的精品力作还有一定距离。要把底层全部的精神和情感——困惑和焦虑、希望和无奈、坚韧和脆弱、喜悦和痛楚，甚至美好的和不美好的一面都写出来，只有这样，“底层文学”才有可能走出时下的表述困境，产生既有历史价值又有审美价值的力作。

　　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

　　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创作原则是作家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70后”作家短篇小说的创作便为有力例证。

　　朱子青的《羞耻》借一个春梦道出了社会的羞耻。小说似梦非梦、似实非实，颇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作家批判了整个社会羞耻之心的淡化，羞耻中透露着荒唐，荒唐中遍地充满羞耻。

　　对逐渐走向成熟的“70后”作家来说，文学上的“拿来主义”还是好处多多的。这也是“70后”作家对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卡夫卡、玛格丽特·杜拉斯、村上春树等人的小说始终热情不减的原因。

　　到底能走多远

　　“70后”作家既有“60后”作家的传统，又有“80后”作家的现代，这在《边疆文学》这期专号中反映得淋漓尽致。正如雷杰龙在本期编前语中所言：在古老的叙事者行列里，“70后”叙事者只是漫长时空里的一个微小群体。本期专号里，“70后”小说家叙事经验的渐趋成熟是显而易见的……众多生活经验成为叙事对象，说明“70后”小说家的生活经验是丰富而多元的……众多叙事方式的熟练运用，说明“70后”小说家的叙事经验、叙事技巧渐趋多元而成熟。

　　洪治纲的《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一文认为：在这种代际群体的文学研究中，“70后”出生的作家群却是“尴尬的一代”，被无奈地夹在两个显赫的代际群体之间，“‘60后’有地位、有资历和成就，‘80后’有读者、有商业价值，而‘70后’的商业价值，目前来说是最低的一代”。

　　“70后”作家弋舟认为： “70后”的时代在哪里？——在对于前辈们的膜拜里，在文学方法艰苦憔悴的自我学习与训练里。当膜拜与自我锤炼消散与完成之际，新的时代却已经翩然来临。前堵后追的局面依然。前面的庞然大物们似乎更加庞大了，后面的“×0后”又将杀上来。当然，这样的局面本是生物演进的自然规律，任何一代“×0后”，都躲不过这样的夹击。

　　“70后”出生在一个讲理想的年代，却不得不生活在一个重现实的年代，这是这一代人最大的尴尬。当“70后”集体“奔四”后，如何在夹缝中杀开一条文学血路，从尴尬走向辉煌，需要“70后”众志成城的集体冲锋！（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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