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担保圈危局的背后

杭州担保圈危局的背后

倪金节


深圳特区报 7月18日 星期三


继去年夏秋之交，高利贷危机席卷东南沿海之后，新近一轮由“互保联保”引爆的信贷危机，眼下正在杭州上演。据报道，杭州地区有600家知名民营企业，近日联名上书，向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恳请政府帮助它们渡过因银行催贷、抽贷而面临的难关。



显然，眼下杭州出现大面积的民企资金链困难，大的背景是经济形势严峻，景气周期下行之际，过往严密安全的以“互保联保”为核心的风险控制体系坍塌。



每每伴随着信贷投放的扩张周期，多数民企设法获取贷款的冲动更为激烈，但苦于自身资产条件的限制，它们不得不走上“互保”之路。这种模式，近些年在浙江企业之间尤为普遍，与之伴随的是2009年的信贷井喷周期。


不仅仅局限于“互保”，更多的采用企业之间则是采取了“联保”方式，也就是三家或三家以上企业组成担保联合体，所有成员为其中任何一家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



在前两年经济光景繁荣时期，尤其是由于房价泡沫的高速成长，诱惑当前，以浙江为代表的，一些名气较大、实力稍强的民营企业，就选择了延长杠杆，快速扩张的路径。



以引爆此次借贷危机的一大导火索中江控股为例，董事长俞中江就因为在房地产投资的接连失利，撕裂了中江控股原本已经紧绷的资金链，并将企业带上了穷途末路。6月14日，俞中江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刑拘。旗下数十家实体企业和相关资产、债权、债务正被依法核查，涉及金额初步统计达数十亿元之巨。



导致民企不得不走向“互保联保”的路径，根子上原因还是在于目前畸形的融资结构：一来银行融资占据比例太大，股市、债券等直接融资体系发展缓慢；二来小额信贷公司管控依然太严厉，国有银行垄断地位有加固趋势。这两大因素，逼迫民营企业不得不走向高利贷，或者互保联保。



当然，也不能排除，今日信贷危机的生成，以及浙江民企资金链的断裂，其核心在于这些民企大佬的投机、豪赌风格十足。在他们眼里，资产泡沫的收益高于风险，在实业利润微薄、制造业夹缝中生存的当口，还不如借银行信贷杠杆，博取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高收益。



近期，笔者接触的几家浙江和福建的知名服装企业，本打算就他们畅谈其主营业务，但现在这些企业，要么是深陷地产泥潭麻烦缠身，不愿再谈其主业，要么谈及主业时，了无新意，未来战略模糊。故而，目前以杭州担保圈危局为代表的民企资金链危机，仅仅是民企沉疴遍地的一方面。



这一次的杭州担保圈危局，预示着如果不加快推进金融机制改革，拓宽民企融资渠道，给民企、国企以近乎平等的融资机会，类似的信贷危机今后会接踵而至。



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稳增长不会再度转向拯救投机者，因此杭州民企此次的资金链危机，预计很难通过新的信贷扩张来化解，而会走向债务清理整顿的路径上来。这是短期内解决危机的治标之策。而更关键的，还是要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去掉房产泡沫带来的投机氛围，让民企走上安心融资、坚守实业的持续发展之路。



民企沉疴遍地，拿什么转型


倪金节
新京报 7月17日星期二


经济低迷之际，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愈加艰难。较之去年同期，由于银根持续收紧，民企融资难导致资金链危机，眼下的经济持续下滑，将让实体经济系统性风险爆发，预计下半年会迎来又一波的民企倒闭潮。



近期，珠三角一家有着18年历史的机械加工企业倒闭，该企业负责人大吐苦水的帖子在网上快速传播，引起了诸多的共鸣。从帖子内容来看，该企业所遭遇的困境，与当下多数中国民企的困境类似。



而这几天，***总理在成都调研时表示，要营造打破民营企业“玻璃门”的新气象，强调抓好新36条的落地。显然，在如今民企生存环境十分艰难之际，政策突破和改革推进，也就委实到了迫不及待的的时刻。



实际上，阻碍中国实业健康发展的因素可谓“沉疴遍地”：融资渠道极度狭窄、疯狂上涨的人力成本、高昂的税负、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国进民退步伐加速、灰色支出等，任一因素都让中国民企难以招架。



这也是何以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成为炒房人，宁可豪赌资产泡沫的高收益，也不愿在实体经济的夹缝中寻求生存。我的一位闽商朋友，早年参与了恒安集团的创建，在2004年就已经将其巨额资金投入到江浙等地的房地产市场。2009年，他趁着政策环境放松，大胆地开了一家棉纺布的工厂，但近三年的经济环境“异动”，让他十分后悔当初的决策。



2009年之后的这四年时间，阻碍民企发展的沉疴因素更是一股脑儿迸发——受制于银行惜贷，民企不得不转向高利贷；人口红利在近几年加速终结，不得不给员工涨工资；结构性减税呼声不断，但口号“减法”渐渐已经变为实际上的“加法”；房价高涨导致的高租金、通胀带来的原材料成本上涨，让民企运营成本加速上扬；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严格把控住了高利润行业，民企只能是微利领域打转。　



诸多的障碍，深度束缚住了民企的手脚，何谈加大创新、品牌升级和产业转型？最终，多数民企的命运，要么是以落后产能的标签关门大吉，要么被严苛的经济大环境彻底打败，将大好的产业拱手他人。而那些做大的知名民企，无一不与地方政府之间有着极度严密的关系。中国商业史就是政商博弈的历史，在当下演绎的实为生动。若试图远离地方政府的“照顾”，而一心以企业家精神来发展自己企业，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其中，最核心原因在于市场化改革在近些年出现倒退所致，行政干预和审批经济较之上世纪90年代更为严重。不恰当的指令式介入，堵住了民企自主创新、展现活力的大门，竞争力也就无从提高。



于是，许多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闽商、浙商、苏商、晋商是依赖制造业起家的，他们每个人手中掌握着少则数千万元，多则数十亿元的资金，他们更愿意这些资金以热钱的形式存在，隐身于房地产市场、煤炭矿石等资源领域，或者是股票期货市场，再也没有心思进入制造业。



显而易见，没有了民营经济肌体的鲜活，中国经济就显得尤为脆弱，这也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周期加速缩短的原因，通胀通缩、经济过热过冷在快速切换。



目前，GDP中民企的贡献已经接近60%，创造的就业机会方面民营企业占比已经达到了80%，而在新就业机会的创造上，民营企业更是贡献了90%。民企的活跃和发展，关乎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学理上，还是事实逻辑，都早已经证明国企效率越不如民企，再也不能放任民企沉沦。这就需要深入推进经济体制的二次市场化改革，为民企发展扫清沉疴遍地的环境。新36条的落地、给予民企机会公平，都是迫切要做的事情，但仅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能振兴中国的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