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粮价暴涨50%是什么原因

胡锋：全球粮价暴涨50%是什么原因

　　美国世纪大旱，全球粮价大涨，短短两个多月，美国玉米、小麦期货价格从低点上涨超过50%。全球将再次面临粮食危机的说法甚嚣尘上。

　　什么叫粮食危机？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是粮食短缺，价格大涨，导致很多人的收入不足以支付食品开支而挨饿，严重的甚至陷于饥荒。饥荒是粮食危机的最高表现形式。

　　任何形式的粮食危机都是因为粮食短缺引起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是什么导致粮食短缺呢？自然灾害当然是原因之一，但往往并非最主要的因素。尤其是对于全球性粮食危机来说，自然灾害更是一个次要的因素。

　　为什么？因为“环球同此凉热”并不现实。地球实在太大了，各地自然地理环境气候差别极大，所以美国世纪大旱的时候，中国北京却是世纪暴雨。美国因大旱而导致粮食减产，中国这边则是风调雨顺，夏粮迎来九连增。以玉米为例，按照USDA的最新数据，美国今年因大旱预计减产4000万吨，减产幅度13%，但是全球玉米仅减产1600万吨，减产幅度1.95%。美国玉米因大旱大幅减产的同时，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的玉米却因气候条件良好实现了2400万吨的增产。就是说，以地球之大，就单一粮食品种而言，全球所有种植区同时遭受自然灾害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或者说几乎不存在。想一想，如果世界玉米生产不是集中在美国（美国玉米产量占全球三成），而是比较均匀地分布，那么这次美国的大旱对全球玉米总产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在美国遭受恶劣天气条件的同时，其他玉米产区则是风调雨顺，完全可以弥补美国的损失。退一步来说，即使小概率事件发生了，即某个粮食品种的全球所有种植区都遭受了恶劣的自然天气，但是其他粮食品种仍然有可能因生长季节的错开，产量获得增长。全球粮食总产仍然有望保持稳定。实际上，FAO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粮食总产（包括谷物、豆类、薯类）年度间波动是很小的，2000年以来年度间减产幅度最大不超过3%。

　　因此，就单个国家而言，受地理条件、国土面积限制，气候条件相对单一，粮食种植品种也相对单一，粮食产量受气候因素影响可能波动比较大，但是就全球来说，基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那么，就全球而言，粮食总产的少量下滑，为什么就会导致粮价暴涨乃至酿成危机呢（2007-2008年粮食危机，那两年全球谷物甚至不但没有减产，反而在增产）？有人归结于金融资本的投机炒作，这只看到表面现象，粮价短期暴涨肯定有投机资本在炒作，但是他们赖以炒作的基础是什么？他们炒作的底气何在？这就要最终归结于危机期间各国政府的行为了。就全球粮食总产来说，确实减产不多，但是这种减产导致的局部粮价上涨经由各国政府的贸易保护行为却会像病毒一样散布到全球。也就是说，粮食危机是由于正常的粮食贸易市场行为被人为破坏引起的。

　　看看新闻报道就知道了，粮价上涨期间，各国政府往往出于本国粮食安全的考虑，不约而同地在限制或者禁止出口的同时大力鼓励进口，这种行为在大大减少国际粮食供给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国际粮食需求，结果就是粮价暴涨。4年前的粮食危机期间，一大批国家进行了粮食政策调整，如摩洛哥把小麦进口关税由130%降为2.5%。而一直鼓吹保护粮食市场、对农业进行高额补贴的欧盟，也暂停征收大部分谷物进口关税。柬埔寨和埃及公布大米出口禁令，稻米出口大国越南、印度，也纷纷加价及减产。中国政府在2007年底也宣布取消粮食及其制粉出口退税，2008年进而对小麦、玉米、稻谷、大米、大豆等原粮及其制粉共57种产品征收5%-25%的出口暂定关税。正是各国政府这种贸易保护行为让正常的粮食贸易行为中断或者大大萎缩，直接催生了国际粮价的暴涨，导致了粮食危机。

　　可以想见，如果各国政府不实行这种粮食贸易保护行为，国际粮食的少量减产就不至于导致供给的大幅减少，也就不会酿就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其实，事后看，危机期间如果遵循市场规律，对粮食贸易不加干涉，反而是最佳的策略，国际粮价高涨正是大力出口的好时机，我们可以趁机降低一些粮食库存，那个时候粮食出口可以卖个好价钱。危机过后，国际粮价大幅下滑，我们可以趁低补充库存，买个低价。价格高了就卖出，价格低了就买进，遵循最基本的市场规律，反而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但是贸易保护行为竞相以邻为壑，反而共同受损：粮食进口国为高粮价付出昂贵的代价，出口国则失去了出口的好时机。
这就是正常的市场行为遭受破坏的代价，粮食危机不但是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往往也是因此加深延长的。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往往与全球性贸易保护抬头高度相关。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各国为求自保，大搞贸易保护。都希望多出口，少进口。但是一国的进口就是另一国的出口，当所有国家都希望出口而不希望进口时，国际贸易实际上就处于瘫痪状态。贸易保护导致全球市场的急剧萎缩是世界经济迟迟难以走出大萧条的重要原因，而且贸易保护引致的摩擦也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诱因。如今，全球经济再次面临不景气，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抬头的趋势，这不是好现象。

　　前面说了，粮食危机的最高形式就是大饥荒。而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大饥荒不是因为粮食减产，而是因为在饥荒期间市场的缺失。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考察了近代几次大饥荒，提出饥荒并不完全是由于食品短缺造成，而更可能是由于权利分配不均造成。这些权利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以自己所拥有的物品交换食物的交换权，第二是以自己或雇佣的资源进行生产换取食物的生产权，第三是以自身劳动换取工资以获得食物的劳动权，第四是继承权，或获取他人，包括政府的赠予。前三个是基于市场的权利，可统称为交换性权利。森强调交换性权利突然减少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打击，而这些人是饥荒的最大牺牲品。以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为例，越来越多的史料研究表明，这次饥荒并不是“自然灾害”导致的，实际上这三年在历史上可以算作风调雨顺。饥荒之所以发生正是森所说的“基于市场的权利”的缺失，人民公社导致一切公有化，农民完全丧失生产资料，农民的劳动成果——粮食完全上交国家，不能由自己支配，食物由国家分配，而不是从市场购买。在大跃进浮夸风的作用下，农民生产的粮食大部分被上交，农民忍饥挨饿的情况又由于瞒报，上面无从得知。由于完全排除了市场，食物的分配完全依赖于一套官僚体制，饥荒的严重程度容易被忽视，难以发现，所以才出现了在饥荒期间中国粮食出口反而达到历史最高峰的荒诞剧。（无独有偶，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饥荒也坚持向外出口粮食；19世纪爱尔兰大饥荒期间，爱尔兰也是粮食净出口。）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四川更是风调雨顺，但是由于粮食所有权不是个人所有，四川省大部分粮食用于调配往安徽等灾情严重省份，而本省留存粮食尚不足四川省总产出的10%，使得四川发生了惊人的饥荒。

　　如果存在自由的市场，粮食会在价格信号的指引下流向最为需要的人，大面积的饥荒就不可能发生，国内粮价暴涨，当局者也不至于做出在国内粮食最为紧缺的时候大量出口粮食的举动。但是由于排除了市场，粮食的紧缺程度、饥荒的严重程度只能依赖于官员的主观判断，误判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在有据可查的饥荒中，20世纪发生的饥荒次数最多，而其中社会主义国家发生饥荒的频率最高，这不能说是一种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