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官二代

曾国藩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续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世事就是如此，有得到就必有失去。对于官二代来说，他们往往拥有优越的生活基础、良好的成长环境和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事业上的起步也往往更早。历史上的名相名将，官二代占比其实极高。如果国家政治黑暗，社会风气较差，很多官二代则为所欲为，获取更大利益。但纵观历史，官二代绝不是一个安全的职业，就如曾国藩所说，“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


曾国藩的慨叹并非无根据，官二代的命运，与同时代的政治清明度、社会风气息息相关。官二代中名相名将辈出之时，往往是盛世或群雄并起的激扬年代。而腐化堕落的官二代占比较高时，政治往往黑暗，二者甚至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使得这些官二代成为王朝倾覆的陪葬者。而根据中国历朝历代盛极而衰的走势，即使官二代成为名相名将，官X代也很逃脱“骄佚”乃至“流荡”的宿命。


这个宿命背后，是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是既得利益者对权力世袭的渴望。


资中筠曾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下，唯一出路是做官，为朝廷服务。所以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最向往的是为‘帝王师’，给皇帝做智囊。而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可以有自己独立研究的领域，与现实政治无关。”这种社会形态不仅仅造成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也使得“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才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才有“范进中举”的荒唐，才有“官大一品压死人”的“传统”。


即使到了今天，“官本位”思想仍无处不在。人们畏官，也渴望做官，甚至有不少人反感特权只是因为自己没有特权。即使是过年时七大姑八大姨坐在一起，也会以官职大小、权力多寡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一个“权”字，往往决定了生活档次、社会地位。


而且，在古代中国，因为中央集权的存在，政治因素几乎决定了一切，权力越大，能掌握的社会资源就越多，所获利益也就越大。帝王自然希望千秋万载，官员也希望子孙后代可传承自己的权力。但要注意的是，官员权力世袭的危害极大，如夏商周时代，贵族及高级官员均采取世袭制，到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国都渴望人才，人才也渴望事业平台。但官员职位遭贵族垄断，尸位素餐者众多，世袭的弱点便被无限放大，因此才有各国变法，才有军功爵制取代世袭的发生。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同样渴望世袭的帝王和官员之间，其实往往有着一种不谐的冲突，不能简单并作“既得利益者”了事。帝王希望千秋万载，那就需要多渠道提拔人才，以求强国。官员追求世袭，却难免导致官场良莠不齐，从历史上来看，优秀的官二代确实不少，但评书里强抢民女式的官二代也颇多，这本身就说明了世袭的局限性。


也正因此，“权力世袭”的思维不但从未在中国历史上散去，而且还时常导致冲突，并在制度上有所体现，如两汉开始的任子制，唐代在任子制基础上修改的恩荫制等，都是统治者与官员之间的某种妥协。而从战国时代以来，统治者也用了多种制度对抗世袭阴影，如战国时期的军功爵制，如两汉时期的察举征辟选拔制度，又如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制度是其中最有效也最公平的一种办法。


纵观历史，当制度约束力强，干部选拔相对透明，政治清明度高时，官二代的素质与整体社会风气都呈向上趋势，反之亦然。


从世袭制到“养士”


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有“帝王师”之梦，此言不虚。但资中筠将官本位的前提设定为“在科举制度下”，我则不甚同意。因为早在夏商周时代，官本位思想便已形成，或可称为“贵族本位”，贵族有世袭权力，即世卿世禄。《孟子》记载，周代的“班爵禄”制度分为两级：天子所班是“公侯伯子男”，诸侯所班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这条制度以“亲亲尊尊”为原则，形成世袭。低级官职则实行“乡举里选”，即地方推荐，经考察后授予官职。


世袭的缺陷显而易见，既得利益者垄断统治阶层，大量庸才尸位素餐，人才无上升渠道。到春秋战国时代，战乱不断，各国都求发展、求扩张，对人才需求更大，人才匮乏的问题也更加突出。各国都开始寻求新的人才选拔方式。


比如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他执政期间曾打破世袭，并使用非常手段打压固有的贵族势力，提拔异姓贵族，提倡“尊功尚贤”，延揽人才。晋国也因此成为春秋时代强盛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因为缺乏制度约束，异姓贵族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阶层，又一次走入世袭怪圈，甚至壮大为不受王权约束的大家族。后来“三家分晋”的赵魏韩，均为壮大后的异姓贵族。


至战国时代，“养士”开始流行，大夫、贵族都热衷招揽门客。有趣的是，最出名的养士者都是典型的官二代，如战国四公子（作者注：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他们可谓官二代中的翘楚人物，自身有创一番事业的野心，又深知统治阶层因世袭制而良莠不齐，所以敢于改变。


大多数既得利益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心态，很难主动放弃、作出改革，这是历史规律。但同样的，历朝历代也总有一些既得利益者自我觉醒，勇于放弃，投身改革甚至革命，而且因为良好的教育、更纯粹的价值观，他们的立场甚至比底层更为坚定，比如晚清时前仆后继的革命党人中，就有不少官二代、富二代。


于他们而言，名利地位本唾手可得，但他们选择了放弃，相比某些梦想着“一人一个女学生”，甚至痛恨权力只因自己没有权力的底层，其立场更为坚定，动机也更为纯粹。战国四公子虽无法摆脱时代局限，但身上也或多或少具有一种纯粹气质，他们招纳门客，不分阶层贫富，甚至鸡鸣狗盗之徒，也能为其所用。在战国历史中，不少名臣出身门客，如蔺相如、范雎和田文等。


但要注意的是，这种招揽门客的行为仅仅是一些贵族的个人行为，并未上升到国家层面，也并未制度化。而且，正因为是个人行为，总不免带有许多主观意识，就如现在的公司HR，面试时总不免有些主观色彩。即使如四公子这样的人杰，也常有走眼之时，所以才有毛遂自荐这样的典故。


军功爵制——择优选材的第一次制度化


“养士”作为一种贵族的个人行为，因贵族自身的能力、眼界、性情甚至所处环境而出现了许多偶然性。比如贵族的傲慢也许会让他们错过一些桀骜不驯的人才，比如贵族的眼光不够，也许会误信小人，比如贵族身处弱国，人才选择面有限，或身处强国但无表现机会，与门客一起蹉跎岁月……


这种“逮着一个算一个”的人才选拔方式，自然无法适应战国时期各国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于是，各国纷纷变法，其中在人才选拔方面的核心就是打破世袭制，建立新的人才选拔制度。这种制度叫做“军功爵制”。


参与三家分晋的魏国最早做出尝试，李悝变法时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一度使魏国强大。但魏国的这一制度有一个致命缺陷：有进无出。换言之，就如现在某些单位的铁饭碗一样，拿到了编制就没有了被炒鱿鱼之虞。所以，人们有进入体制的动力，但一旦进入体制后，就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享受国家提供的各种待遇。这造成了魏国财政的巨大负担，最终难以为继。


楚国则有吴起变法，也以军功为奖励标准，提出“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绝减百吏之禄秩”，并将这部分爵禄“以奉选练之士”，短期内便见成效，曾“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但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传统强国，既得利益群体早已根深蒂固，贵族们不甘利益受损，发动政变，杀死吴起。


真正将军功爵制落到实处，并破除既得利益者障碍的是秦国。


商鞅变法时，提出“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以军功定爵禄，打破出身门第界限。同时提出“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取消贵族的世袭。而且，秦国的军功爵制条款细致，《韩非子》中曾记载，商鞅制定秦法，“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士兵斩敌人一颗首级，即可以获得爵位一级及与之相应的各种待遇，也可做官。斩杀敌人越多，爵位越高，爵位共有二十级。其他各国也随之而动，如燕国就推行“公子无功不当封”的制度。


这种制度下，“功”成为获取待遇的最重要标准，“见功而行赏，因能而授官”。即使是官二代，甚至国王的骨肉至亲，也要凭借功劳获取爵禄。庶民更是拥有了上升渠道，《盐铁论》记载：“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


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时代，“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名将名相多出身微贱。秦国名将白起、王翦均是平民出身，赵国名将赵奢为小吏出身，为秦吞并六国建立大功的李斯也是小吏出身……“布衣将相”之局就此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秦国在人事制度改革上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时代对人才的呼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秦国的薄弱基础。


在探讨人事制度、官本位和官二代这一系列问题时，我发现了一条规律：既得利益集团越强大，改革越难，官本位思想越严重，官二代越不争气。春秋战国时代无疑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那时的老牌强国，经过长时间“世卿世禄”这一世袭制度的“侵蚀”，既得利益集团已十分庞大，树大根深，蔓延至国家的每一个管理层级。因此为官者多为官二代，几个贵族家庭垄断政权、甚至架空国君的情况十分普遍。如鲁国的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郑国的罕氏与良氏，卫国的石氏与宁氏，楚国的屈氏家族，以及三家分晋的赵氏、魏氏、韩氏等。


改革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团的实力越强，反弹也就越大。吴起在楚国变法引来杀身之祸，就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凶猛反扑。


秦国恰恰是个例外，它地处偏远，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既得利益集团的实力也极为有限，国君往往有足够的控制力。只要有一个“明君”，自上而下的改革阻力就相对较小。所以，秦国的变法相对彻底。但即使如此，商鞅仍不得善终，遭车裂之刑，由此亦可见改革之难。


世袭制的持续反扑


秦朝建立后，直至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之前，世袭制阴魂不散，隔三差五就出现在历朝历代的干部制度中。


比如两汉曾实行察举征辟选拔制度，以推荐方式选材，一时间众人举贤荐能，好不热闹。但这一制度很快就呈现出弊端，导致了东汉末年门阀的形成。在举荐这一体系中，高官享有话语权，官二代也有明显高出同龄人的“曝光率”。加之每一代举荐者与被举荐者存在类似师生的关系（作者注：与后来科举制度中的“门生效应”如出一辙），被举荐者往往热衷举荐“恩师”的后辈以“报恩”，这就形成了一种循环效应，你扶持我的后辈，我扶持你的后辈，官二代入仕机会大增，许多家族世代把持重要位置，甚至形成集团军效应。如我们极熟悉的《三国演义》中，袁绍就依托“四世三公”的背景而享有大量资源。


到了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出现了“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寒门子弟无上升渠道的两极格局。如今说魏晋风流，佳话甚多。但很多时候，佳话与荒唐可划等号，如斗富的石崇，便是典型的官二代。左思虽才华横溢，却因出身寒门而不得志。当时，官员选拔不看才能品格，纯粹拼爹，士族子弟甚至未及弱冠便居高位。士族为进一步壮大地位，还选择相互通婚，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谱学”，有人专门研究士族家世，目的居然是防备有人冒充士族得官。












(图注：电影《夜宴》剧照；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当然，士族并非一无是处。那时的官二代甚至官X代中，也出过不少名人，如“旧时王谢堂前燕”中所指的王家与谢家，都曾人才辈出，在淝水之战中大获全胜的谢安便是其一。


这个时代的世袭还出现了分化，分为世袭罔替和世袭。前者可无限世袭，而且可承袭被承袭者的原有爵位，后者则是有限世袭，承袭爵位还低一级。


还有一个制度同样成为了“世卿世禄”这一被废制度的延续，那就是“任子制”，即任命官员子弟做官。苏洵曾说任子制是“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此言不虚。《汉书》记载，“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认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不以德选”四字堪称触目惊心——品德、才能都不在考察范畴之内。所谓“为郎”，即指任子多做郎官，即宫廷侍从官员，为皇帝身边的亲信。见领导机会多，自然升迁得快。而且此制度漏洞甚多，比如未规定任子数量，加之察举征辟选拔制度制造了大批名门望族，许多家族中高官众多，子侄得到了大量任子名额，纷纷入仕，权臣霍光就是通过任子制一步步高升的。


至东汉时代，任子制出现了扩大化，校尉、尚书等级别的官员也得到了任子权力。甚至无子嗣的宦官也插了一脚进来，整个东汉史，外戚与宦官轮番专权，此起彼伏，结果任子制也成了宦官享有的权利，以致“宦官方炽，任及子弟为官布满州县”，这些“子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若子”（即子或侄），而是充斥着大量的远房亲戚甚至收养的义子，曹操之父曹嵩就是一个例子。


在这种状态下，官员队伍中出现了海量的官二代，加之政治黑暗，官员腐败，这些官二代的素质更难保证。大儒王夫之曾说：“封建毁而选举行（作者注：此“选举”即指察举征辟)，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但实际情况却是东汉末童谣里所说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醒世恒言》的“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中则写道：“汉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时。他不以科目取士，惟凭州郡选举。虽则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为重。孝者，孝弟；廉者，廉洁。孝则忠君，廉则爱民。但是举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势，州县考个童生，还有几千封荐书。若是举孝廉时，不知多少分上钻刺，依旧是富贵子弟钻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参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扬名显姓。”


值得一提的是，和平年代的选才，往往变相世袭，官二代大占便宜。但乱世时，群雄都渴求真正的人才，出身便不再重要，每逢此时，总会有一代人杰出现，大肆延揽人才，战国时代如此，东汉末年同样如此，曹操曾三次颁布“唯才是举令”，各阶层人才纷纷加入，为曹魏统一北方打下了基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