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卡利益链：解决了商人烧香找不到庙门尴尬

　　5月27日，中央纪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干部、职工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这里所谓的“会员卡”，指的是一种特殊有价凭证，大多由一些行业机构比如娱乐、健身、美容、旅游、餐饮等，以及商场、会所、宾馆、俱乐部等发行，持卡人可凭卡消费或享受折扣。

　　这是纪委内部掀起的一场自我清查行动，直指会员卡消费。众多观察人士评价称，此举意味深长，可视为我国未来反腐的重要一步，将从公开场合向私密领域延伸。

　　近年来，一些政府官员以“会员”身份出入高级会所，相对隐秘地进行奢侈消费，已经显现出了一种新型的“会所腐败”。这些会所或伫立在城市高楼之中，或隐匿于市井红墙绿瓦之间，往往低调却奢华，充满神秘感，仿佛一个磁场，对一些腐败官员极具吸引力，而成为他们权力寻租、享受奢靡的理想场所。

　　这些神秘的会所，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运营规则，隐藏了怎样的利益链条？

　　“清卡”风暴

　　自从中纪委作出清退会员卡指示后，目前全国各地的纪检监察系统已刮起“清卡”风暴。

　　公开报道显示，5月27日，全国各地省、市、县、乡镇一级的纪检委书记，都出席了当地的分会场收看电视电话会议。这是中纪委首次以电视电话会议这种一竿子到底的会议形式，部署会员卡专项清退行动。

　　清退对象包括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各级纪委委员，纪检监察机关干部职工，各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中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干部。

　　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上说，会员卡虽小，折射出的却是作风建设的大问题，反映的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求纪检监察干部职工按时清退，真正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指出，率先从纪检监察系统开始清退会员卡，体现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思路，这将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为向全党全社会推广做准备，“下一步会扩展到整个公务员系统，特别是领导干部系统。”

　　“现在我国反腐形势复杂，腐败现象比较普遍，可能会涉及到很多领域和方面，特点之一就是存在很多‘灰色地带’，比如会员卡、购物卡等各类卡，已成为社会上所谓沟通关系、送礼的一个主要形式。部分官员通过购物卡套现来行贿受贿，还有一些人以‘会员’身份出入于高档消费场所。”马怀德分析。

　　购物卡、会员卡属于非金融机构发行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其实，2011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就曾下发《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直指商业预付卡市场存在监管不严、违反财务纪律、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公款消费和收卡受贿等突出问题，助长腐败行为。

　　以上意见要求，严禁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中收受任何形式的商业预付卡。凡收受商业预付卡又不按规定及时上交的，以收受同等数额的现金论处；对涉嫌受贿的，依法严肃查处。

　　此次中纪委开查会员卡，无疑是对“收卡腐败”的又一次正视和打击。

　　“会员卡腐败”

　　“清卡”风暴从另一方面亦表明，“会员卡腐败”现象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调研报告显示，随着国家对腐败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大，一些官员已提高警觉，直接收受钱财或银行转账等传统的职务犯罪形式开始被摒弃，而变相在一些高档会所进行隐蔽性消费。

　　而相较于购物卡，会员卡具有更强的隐秘性，往往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其消费带有特权色彩。一些官员认为，相比于直接送礼等方式，收受会员卡风险小。因此，会员卡成为不少行贿者的“利器”。

　　事实上，从近年来的一些官员贪污、受贿案判例中，都能发现“会员卡腐败”的影子：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总经理唐若昕，因索贿、受贿300余万元，被判刑14年，妻子刘志宏也被判刑11年。经反贪部门查实，唐若昕夫妇收受手表、高尔夫球会员卡、“打折”房款等合计355万元，光高尔夫球会员卡一项，价值就高达百万元。

　　因受贿等罪名被查处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是一位高尔夫球爱好者，生活中经常坐飞机前往各地打球。他被查出收受高尔夫俱乐部会籍卡、会员卡有3张，折合人民币50万元。而国家食药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案的突破，也是从一张会员卡上找到线索。

　　相关办案检察官剖析称，包括收受高尔夫球卡、办理高级美容卡在内的涉“会员卡”腐败案件，均实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脱离了监管。脱离监管也使这种贪污腐败行为极具隐蔽性，也令犯罪官员抱有侥幸心理。而涉案会所还通过所属公司开具不同名目的发票，为腐败官员到单位平账提供便利条件。

　　奢华顶级会所

　　“会员卡”腐败的背后，是奢华而神秘的会所生态。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以“会员卡”为门槛的形形色色会所遍地开花，其中有专门为商界精英和政要人士服务的“顶级会所”、“私人会所”，服务内容包罗万象，有高尔夫会所、美容养生会所、温泉会所、雪茄会所等专门会所与综合性会所。

　　在《小康》杂志的相关文章中，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纪苏表示，会所在中国大量出现，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当前中国出现了所谓的高端人群，会所将这些高端人群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化他们不仅需要消费和娱乐，还需要符合自己身份的消费和娱乐。

　　在这些高级会所中，华丽的外观和装修是最基本的门槛。北京一家著名会所，乘坐电梯半分钟就可直达位于50层的餐厅，在这里可360度鸟瞰整个北京城。除各类宴会厅、会议室外，顶级的综合性俱乐部一定会配有世界一流的健身器材和各类场馆，内容更丰富的还包括阅读室、红酒博物馆、雪茄吧、小型电影院等。

　　除了硬件的奢华，会所还绞尽脑汁地为会员提供“专享”服务。年近三十的阿娟曾在上海一家高端会所做了6年领班。她被要求能准确喊出每一位会员的名字，并记住他们每人的要求。比如有的客人血糖高，那他来的时候肯定不会吃到含糖的东西；有的客人是左撇子，他来就餐的时候，餐具就一定是摆在左边的。

　　上海另一家会所的服务宗旨是满足会员的一切需求，无论是你想在下飞机后与市长会谈还是希望某个明星在你的发布会上站台助威，这一切会所都会帮会员搞定。

　　而高级会所最大的王牌，则是强调私密性。一些会所规定，不同时接待两拨客人；或用特制的罩子将会员车牌盖起来等。有些会所的服务人员还经过专门的私密性培训，内容之一就是不听客人谈话，不向外透露客人的任何信息。此外，很多会所还特意避开公众视线，保持低调，门口不挂招牌，甚至没有警卫和接待。

　　然而，不是有钱就能成为高级会所的会员。这些会所对入会者都设置了较高门槛，并需经过严格的审查。据时代周报调查，入会费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并且还要求要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身份才能加入。

　　上世纪90年代，香港马会的申请人必须由一位原顶级会员提名，并获得另一位顶级会员附议，再列举三位准备支持其加入马会的会员，才有可能被接纳。

　　故宫建福宫会所仅有500席会员席位，入会条件是拥有全球顶级富豪的身份，缴纳入会费100万人民币，这还不包括每个月的月费。

　　“来消费的，都不是一般人。”阿娟坦承在她所在的会所客人中，官员不乏其人。“来的客人哪个是官、哪个官最大，我们能一眼辨出。”

　　隐秘的利益链

　　“在顶级会所里所接触到的人物，不是领袖级的企业家，就是高官要员，这对商人来说，无疑对企业的发展和开拓都有极大的帮助。”一位温州企业家说。

　　鉴于会员们的这种结交心理，行政部门官员尤其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事实上已成了众多会所争相拉拢的稀缺资源。

　　2010年8月9日、10日，温州媒体以整版或半版的篇幅连续刊登当地高尔夫协会的成立广告。在广告中，有近30名温州在职领导干部，以名誉主席、名誉副主席、顾问等职务名列高尔夫协会之中。这份“史上最牛高官高尔夫名单”经媒体曝光后，引起舆论热议。

　　其实，这乱象背后潜伏着一条隐秘的利益链条。这些高级会所由于在发展会员时门槛都很高，逐渐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且地点私密、空间封闭，无疑为官商利益输送提供了最佳载体。

　　“会所非官员成员，希望有权力的官员以各种方式加入进来，为自己接近权力资源创造机会；一部分官员则想通过加入这样的会所，将其权力资本转化为上流社会的社会资本。”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欣在《瞭望东方周刊》上表示。

　　因铁路系统出现严重腐败问题而浮出水面的女商人丁书苗，就曾在2008年成立英才会所，目标是世界顶级会所。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等多国政要和前政要应邀担任该会所的高级别咨询理事。据接近丁书苗的知情者透露，凭借英才会所这个平台，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都被丁编织进了她的人际网络。

　　国内会所主要盈利方式是收取会费和会员的日常消费。但上海一位高级会所的管理者称，即使会所定的价格很高，也未必能做到账面上的收支平衡。据媒体披露的某咨询公司的调查数据，目前广州会所中约90%亏损，北京会所约60%亏损，上海的美洲俱乐部甚至由于长期亏损而最终倒闭。

　　上海这位会所管理者表示，无论综合还是主题性会所，建设时投资太大，但实行的是会员制，接待人群非常有限。赔钱是国内会所业目前的共性，但大家仍然没放弃，就在于大家考虑的不是账面的东西，而是看重这个平台带来的人脉资源。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做增值业务获得盈利。”以上人士说，许多企业经营会所，目的在于，一是可通过会所平台推广企业品牌；会所还可用作企业的内部招待载体，内部消化招待费用。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可以方便地维护与政府和上下游企业的关系，对主营业务有更大的回报。

　　“中国式送礼”最尴尬的是烧香找不到庙门，高级会所让商人在这方面少走了许多“弯路”。浙商冯云（化名）经营着一家涉外企业，非常渴望与海关的官员打交道，“但平时花钱也见不到，最后参加一个会所召开的主题会议时得到了机会，会议邀请官员中正好有海关的。”在冯云看来，会所的附加价值是可以收回经济成本，高效创造出有效的交流机会，从而为各方提供商机。而会所凭借资源能力又赢得会员的青睐；官员亦获得寻租通道。

　　冯云曾参与过一个会所饭局。他称那个包房的消费标准惊人，三个人一顿花费达数十万。一通胡吃海侃后，同行矿老板将一官员搀送上车，顺手放下一个箱子。

　　监管的难题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中国式的消费特色是，高端消费里很难撇清贪腐的空间，一些产业甚至因为贪腐空间的存在，极为兴盛。会所业就是一个例证。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富人经济圈、富人消费圈，这在大都市成长得很快，就是会所消费。会所消费有合理性，即高端消费开始分层，某个群体围绕某个主题，大家形成讨论、研究，注重精神、文化的交流，而不完全是高端的物质消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法律并没有禁止高级会所，只要守法合规都属于正常经营范畴。”张孝德强调，当前应该关注奢侈浪费被打压后向私人会所转移的现象。

　　世界上一些国家，已对治理会所腐败有所行动，明确规定，严禁政府工作人员参加商人出钱组织的娱乐休闲活动，对持有奢侈消费场所“会员卡”也有诸多限制。在我国，尽管各级纪检部门都出台了类似规定，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具有很大的缺陷。

　　1998年，央行与国家工商总局联合颁发“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规定，央行负责审批会员卡的发行，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会员卡发行、转让及相关活动进行管理。

　　然而，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和央行职能的调整，上述办法于2007年被宣布废止。我国目前对会员卡的监管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

　　此次中纪委清退会员卡，引起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有评论认为，这或将成为我国全面打击会所腐败的前哨战。

　　但仍有很多担忧之声。曾在某高级会所担任行政策划的董佳音表示，“在会所中，很多会员卡根本不是以官员的名字登记的，有些是一些富豪直接把卡放在会所，然后由与之相关的官员进行消费。使用者只需知道卡号，就可签单消费，查起来难度很大。”

　　“还有的根本没有任何凭证，也不需要名字，完全靠会所工作人员对宾客进行‘刷脸’认证。贵宾的脸就是会员卡。”董佳音说。

　　更有业内人士反映，还有许多私人会所并不对外经营，因此相当一部分都没有办理任何证照，没有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没有餐饮执照，没有卫生许可证，属于无照经营，其运营根本得不到有效监管。

　　“打击腐败的难度非常大，因为腐败中的个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网络状的利益链条中。反腐能够深入到哪一步，还有待观察。”李成言认为，治理会所腐败关键在于要管住官员8小时之外的生活。


　　针对会员卡背后可能暗藏的腐败，据《人民日报》，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一方面出“重拳”治理，斩断背后的利益链，有效地约束权力；另一方面，工商、税务等部门要加强对以会所为代表的高消费场所的监管，对会员卡的购买、使用严格实行实名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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