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官员推“榨菜指数”：农民工掀回乡潮

　　中国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大军正在从珠三角、长三角撤离。

　　负责起草《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城镇化规划”)的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官员从涪陵榨菜的销量中发现了这一迹象。他们依据“榨菜指标”，将全国分为人口流入区和人口流出区两部分，针对两个区的不同人口结构，在政策制定上将会有所不同。

　　据悉，即将出台的“城镇化规划”将对农民工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约束性指标：外来务工人员在一个城市连续工作6个月以上，那么该城市的就业、医保、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必须全面覆盖。

　　大部分地方政府都尚没有嗅出越来越浓重的榨菜气息，但这一切或将随着“城镇化规划”的出台而改变。

　　榨菜指标

　　榨菜，属于低质易耗品，收入增长对于榨菜的消费几乎没有影响。一般情况下，城市常住人口对于方便面和榨菜等方便食品的消费量，基本上是恒定的。销量的变化，主要由流动人口造成。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官员发现，涪陵榨菜在华南地区销售份额由2007年的49%、2008年的48%、2009年的47.58%、2010年的38.50%下滑到2011年的29.99%，从占半壁江山滑落到30%以下。这个数据表明，华南地区人口流出速度非常快。

　　经济观察报在分析涪陵榨菜集团最近几年年报时发现，除华南销售大区和出口外，其他市场涨幅均超过25%，其中华北销售大区、华中销售大区和西北销售大区销增长率均超过50%。粗略估算，2009年至2012年间，涪陵榨菜在华中地区销售份额上升了近八个百分点，从仅有的2.60%提高到10.57%，中原地区从8.02%提高到10.10%，西北地区从9.38%提高到11.91%。

　　7月29日，国家发改委官员对经济观察报说，涪陵榨菜这几年在全国各地区销售份额变化，能够反映人口流动趋势。

　　涪陵榨菜集团广州办事处的主任郑先生也证实了这一现象，回流人口对于华南大区的销售影响很大。他说，八年来，广东地区市场份额明显在下降。从增速上来讲，2011年当年华中、中原、西北地区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45%-57%不等，而华南地区仅有1.28%的增长。

　　如果广东省珠三角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一“榨菜指标”，他们大概会松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安置外来人口的压力将会大大减小。而中西部地区的官员则会感到些许压力，因为他们需要面对数千万回流的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就业、治安、公共服务等各种问题。

　　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发布的《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也与“榨菜指标”吻合。该报告称，2012年全国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较快，回流趋势明显。步入中年、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差是大部分回流农民工群体的突出特点。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回流的农民工意味着从就业到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与此同时，财政收支政策、社会管理制度、地区间政策协调等方面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这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并非能一蹴而就。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预计，2013年河南省将有50万农民工回流，减去还要继续外出务工的人员，大概有20-30万的净回流。2011年，河南省农民工省内就业人数首次超过了省外就业人数。2012年，作为西部地区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也出现了农民工省内就业人数超过省外就业人数的现象。

　　“对于这四成在城里生活的40多岁的农民工，他们大部分人的想法是能够返回家乡，或者在农村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居住，而不是向我们想象的那样，留在大城市里。”针对该部分回流农民工特点，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官员称，“这对于我们后面的转型来说可能会更加艰苦，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家要花更大力气，想各种办法，解决他们就业的问题，在适应产业转移的同时，给他们落户城市创造条件。”

　　地方声音

　　43岁的庞守青是河南省千千万万外出务工者中的一员，他说自己回家创业后就再也不想外出打工了。早年他先是在广州、东莞打工，后来在2008年的返乡大潮中，经朋友介绍去了平顶山市一家煤矿。2011年，他决定回到县城开一家早餐店。

　　庞守青说，在南方打工收入高消费也高，一年到头能带回家的钱很少，在煤矿打工，挣钱多、劳动强度大，但不能照顾好孩子。现在在家起早贪黑的，钱挣得不多，但是照顾老人方便，孩子的学习也能督促一下。

　　针对像庞守青这样的从东部流向中西部的农民工，国家统计局分析指出，相比较而言，他们在东部地区务工生活开支较大、收入结余少，因此在中西部就业机会增加的情况下，他们更倾向选择就近就业，这也是当前农民工流动格局变化的主因。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在去年8月完成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研究》认为，就业、住房和教育三大问题是促使农民工从一线城市流回中小城镇的主要原因。回流现象对北京、上海、广东等流出地影响大，而对四川、河南等流入地来讲，这将带来技术和资金等便利，这些地区也不存在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障碍，因此对流入地是机遇也是动力。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便是此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回流人群数量庞大、特点明显，这给新型城镇化提出了很大要求。

　　国家发改委的官员说，“这样对于中西部的一些省份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未来几年要有几千万的人口要回来了，就业、保障房、医保、子女教育等问题随之而来。这就要提前开始谋划这个事情。”

　　早在2009年底，广东省政府印发了《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2009-2020年)》，明确制定了广东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与实施路径。其中提出，到2020年，广东省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将覆盖到农民和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广东省财政厅据此测算，要实现这一目标，2009-2020年，全省共需投入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资金预计为24812亿元，年均增长15.4%，平均每年增长292亿元。

　　作为劳务输入第一大省，广东省承接了全国总量三分之一的跨省迁移流动人口。广东现在有两千多万人都被纳入广东的财政支出范围，广东省在享受外来人口创造的GDP成果的同时，也为随之而来的财政支出、公共服务、治安管理等问题叫苦不迭。

　　广东省有关部门在2009年全国发展改革系统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交流材料中称，考虑到外来农民工作为生产要素按市场规律配置及在全国范围的流动性，建议上述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经费由中央政府全额统筹。

　　针对广东省的建议，河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则有不同的看法，“广东应该是最没有压力的省份，因为相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给广东省贡献的GDP而言，广东省的负担微乎其微。”而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在回流潮面前才是压力山大。

　　“这部分劳动力把青春交给打工的城市，老来还乡，还需要劳务输出地来负担养老费用。”吕志华觉得这看起来不够公平，河南不能成为“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冤大头。

　　国家发改委上述官员说，根据“榨菜指标”区分的人口流入区和人口流出区两部分，比如在人口流入区，四川、河南、江西、安徽等地，在随后的政策制定时需要着重考虑。

　　但在国家没有出台强制性政策之前，地方尚未对农民工就地安置要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做布局。

　　河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这部分回流人口从总体上来说不算多，另一方面国家没有硬性规定，没有相关的顶层设计和规划。他说，国家应该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福利体系之中，并加大扶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