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个群体看当下中国的商业变革

　　凡是商业大抵离不开供需二字，我们从下面三张图来看当下中国由供需两端的势力对比和矛盾演化引发的商业变革：

图1 2010年人口普查年龄结构图（数据来源于网络）

图2 中国网民年龄结构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3 社会演化与互联网演化大事记

　　结合上面三张图，我们大致可以关注以下几个群体：
　　第一次婴儿潮时代的人：由于战后鼓励生育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不久即迎来第一次婴儿潮，止于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第一次婴儿潮基数较小，绝对数量相对不大，时至今日也陆续迈入退休阶段（对应图1中的51-61岁年龄段）。这代人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和计划经济时代；在而立之前赶上改革开放，也切身体会到改革开放之初的波折、反复，其中的很多也投入到1984年第一波下海潮。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时，最大也莫过不惑之年。
　　第二次婴儿潮时代的人：三年自然灾害结束，62年开始迎来第二次婴儿潮，高峰出现在65年，一直持续到73年。第二次婴儿潮对应图1中的37-48岁年龄段。文革发生期间这代人年龄都还小，个人学习、生活基本没有受到文革冲击，改革开放时这代人尚未成年，而立之年迎来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大潮和信息科技浪潮。
　　80后：亦即我们所熟悉的“80后”，泛指改革开放后的一代，也是计划生育开始的一代，其中包含一个亚群—第三次婴儿潮的一代。第三次婴儿潮出现在1986年至1990年，对应图1中20-24岁年龄段，此时第一次婴儿潮尾、第二次婴儿潮头进入生育期。到2008年7月中国网民数量跃居世界第一时，这代人是其中的主力军（参见图2），称得上是互联网一代
　　90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坚定了市场经济改革，这是出生在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中的一代。2012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数量首次超过台式电脑，此时90后最大莫过大学毕业，在学习能力最佳、可塑性最强的年龄搭上移动互联网的列车，可以称得上是移动互联网一代。
　　两种不同的力量
　　供给方
　　当下，商业领域的各行各业基本为第一次婴儿潮和第二次婴儿潮时代的人把持，他们顺应着改革开放的红利。
　　第一次婴儿潮时代的人在人生最黄金的青春时代遇上十年文革，个人学业遭受了重大挫折，加上意识形态和文革经历的历史重负，双重因素的影响，使得当94年迎来信息科技大潮时，这代人虽处于青壮年时期，也无法抓住时代的机遇，甚至绝大部分人都无法融入这次浪潮（参见图2）。
　　而第二次婴儿潮时代的人个人成长几乎没有受到文革影响，并且在年少/幼年时期迎来改革开放，意识形态和文革经历的历史重负较之第一次婴儿潮时代的人弱化甚多，加上1977年恢复高考，这代人学业进展顺利。生来正当年，他们顺应了信息科技浪潮。同时，整体而言缺乏第一代婴儿潮时代的人与他们抢占先机，IT之巅几乎被第二次婴儿潮时代的人垄断。

　　对于80后，如今开始迈入而立之年，在少数的产业点上已经抢班夺权，掌控话语权；而90后刚刚开始踏入社会、抢权夺势。这两股力量，在当下而言，于供给端力量薄弱。
　　需求方
　　第一次婴儿潮时代的人迈入花甲之年，消费力开始下降；第二次婴儿潮时代的人如今处于不惑、知天命的年龄段，消费的欲望和消费能力都正直黄金时期；迈入而立之年的80后，尤其是第三次婴儿潮时代的人进入生育期，整体80后成为消费市场的生力军；90后，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消费者市场可谓刚猛有余，开始全面展现消费力。
　　两种不同的文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两次文明的转型：改革开放使得封闭的、落后的文明开始转向开放的、先进的文明。
　　随着信息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汽车的普及，高铁、飞机的普及，多种技术力量交汇于同一时期，大幅消弱了时空障碍和信息障碍，社会组织方式发生剧烈的变革，呈现网格化、扁平化、去中心化和动态化，使得人与世界、人与人连接方式及建立其上的相关的文化价值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引发又一轮文明转型。
　　改革开放引领的文明转型，深化在92年确立市场经济改革之后，与第二次文明的转型交融发展。如果以两次文明转型交融为界限，没有融入的称为旧文明一族，融入转型的称为文明转型一族。那么：
　　作为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80后，成长于市场经济改革和互联网兴起的交融之中；90后，与市场经济深化改革和互联网大潮的交融同行。这两代人自可算文明转型一族。
　　第二次婴儿潮时代的人，虽然在青少年时期即迎来改革开放，但是由于学业机遇的稀少、市场经济改革大潮和互联网浪潮，这代人无论是消费力量还是融入文明的转型都出现巨大的分化。融入转型的人，个体消费力相对较强，群体消费力绝对不弱；而未融入转型的人，大部分个体消费力相对较弱，群体消费力相对没有形成优势。
　　第一次婴儿潮时代的人，其中数量可观、但比例较小的人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浪潮，但是绝大多数没有融入到第二次转型中，基本可以看作旧文明一族。
　　矛盾的突变
　　内交
　　综合前文所述，显然，把控着当下中国供给方主导权的阵列，已经出现严重分化：
　　IT之巅被文明转型一族垄断，而互联网在中国甫一出现，并成为市场经济的试验田，公平、激烈的自由竞争环境，建立起用户选择的进化生态。
　　而旧文明一族几乎是享受着三大红利取得了如今在供给端的控制权：
　　1.市场红利
　　长达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革的影响，改革开放时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生产力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有的需求。加上在1984年邓小平首次视察深圳特区之前改革开放遭遇了重大的反复和停滞，长期的物质匮乏，供给的不足、不畅造就了相当长时间内的卖方市场和渠道市场。
　　2.政策红利
　　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由政府主导的政策、投资红利和消费市场一直是经济活动的强大力量。无论是国企改革这般的国退民进，亦或国进民退，还是投资拉动，相关的商业演化从不由大众消费者投票决定。
　　3.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之后，凭借良好的政策环境，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出口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三驾马车。然而，也正是受制于全球化浪潮，整体而言中国制造业丧失了独立性，三十年的时间来不及也不可能完成西方制造业百余年的升级进化历程，像耐克、宝洁、GE、IBM,以及曾经的诺基亚、摩托诺拉那样以消费者为中心进化到制造业上游。
　　由三大红利推动的商业演化，一直都离大众消费者很远，没有建立起以大众消费者/用户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环境。时至今日：当物质不再匮乏、消费主体对物质有的需求从需求顶端下沉，当改革至今政策性红利趋少，当八项禁令以来政府性消费市场急剧萎缩，当人口红利行至拐点……一些列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必然应发的大众消费者需求演化、上升，导致自身成功基石开始动摇。
　　外困
　　另一方面，需求方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属于文明转型一族的80后、90后、第二次婴儿潮的部分，以及属于旧文明一族的第二次婴儿潮的部分。文明转型的一代开始展现绝对数量的优势、通过购买力行使投票权和话语权来改变游戏规则。
　　基于以上的内交外困，供给方成为落后生产力、难以满足消费者对于自我、情感、愉悦体验的需求，新的供需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在社会演化和技术进化双重作用下，需求层次的变化和供需双方主力处于文明转型的两端导致的新的供需矛盾，势必将诱发商业的变革，这一轮的变革将属于以80后为主体的文明转型的一代。这可能也正是时下热议互联网思维的原因，其真正的需求则是全面建立以消费者/用户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环境和适应文明转型的商业生态。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