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买房“被城市化”的尴尬：有需求却缺收入

　　挪用工钱买房背后的 “被城市化”尴尬

　　农民城市化：不应只是进城买间房子

　　穷是个相对的概念。一百一百赚，一百一百花，人不会觉得穷。但是，一块一块赚，十万十万花，这种收入能力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就会把人“穷疯”。

　　在农村城市化的的浪潮之下，每一位农民都在经历着不同的故事。无论农村支持城市，还是城市反哺农村，农村与城市的关系，落在个体身上，都变成衣食住行与生老病死。

　　在鲁中南丘陵地区，各地农村经济差别较大。在丘陵起伏之地，发展大棚果园成为部分地区近几年一项新的尝试。刘五(化名)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他的经历正是时代发展的一个缩影。

　　年前，刘五干了件违心的事。去年秋天，他带领村里四个人承包了隔壁村的一个桃树大棚建设工程，约定包工费一万八千元。工期总计一个月，完工后每人能分到三千多块钱。因为无需外出，务工时间灵活，每日可以回家，家中农活也不会耽误，一个月赚到三千多块钱，是个不错的工作机会。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到了年底，大家却没有拿到工钱。前述大棚的主人张义(化名)与刘五是初中同学，虽然毕业之后的三十多年间联系并不多，但是基于同学关系，双方还是彼此更加信任。张义确实没有拖欠工钱，不但提早付了工钱，还多给了几千块。刘五清楚其间原委，但另外四位村民并不知情。

　　眼看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的鞭炮声已经响起，这过年的钱还没有着落，心里着了急，于是相约找到了张义。张义感到意外，只好如实相告：“钱早就结给刘五了，而且只多不少!”

　　四人来找张义的事，刘五知道后，立刻给张义打电话，希望张义帮忙撒个谎，告诉四人，工钱要等到桃子卖了之后再给，现在没钱。虽然是同学，但张义感到十分为难。无奈只好告诉刘五，早已将实情告知四人，无法隐瞒了。

　　显然，工钱被刘五挪用了。在众人眼中老实巴交的刘五，为何竟干出这等有失信用的事情?张义很惊讶，但因对其家境略有了解，猜测他定是又被儿子的事情犯难了。

　　刘五有二儿一女，都已成人。有儿有女的他，并没有太多机会享受天伦，更多的是无止境的压力。大儿子出生不久就得了小儿麻痹，缺少足够的治疗，如今三十岁依然只能“爬行”，生活不能自理。大女儿在外打工后也嫁给了“打工仔”，自顾不暇。而二儿子，更是压在刘五心头的一座大山。

　　张义猜测，工钱就是挪去给了二儿子，以挽回其危在旦夕的婚姻。

　　在中国农村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里，先有房再娶妻，几乎是一个共识。不仅女方认为男方应准备好新房再迎娶媳妇，就连男方也认为应当如此。过去是给儿子盖房娶妻，如今则是买房娶妻。

　　买房，已经成为一些农村父母的最大恐惧。在过去，勤勤恳恳辛苦一辈子，在村里择一块好地，盖四间瓦房，并不会太难。但是如今，没有姑娘愿意回到农村住瓦房，进城买楼房是必选项。

　　于女方而言，买楼房首先是面子，因为大家都买;其次是里子，因为嫁人是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最后一搏。于男方而言，娶妻生子是天然选择，倾全家之力就为子女成家立业。成家，甚至重于立业

　　刘五就是困在了这里。在儿子娶妻时，因为家境不宽裕，就算借钱也凑不齐首付，只好承诺先结婚后买房，且一定会买。因为辍学早，又不懂技术，儿子如今只是在市里的一间菜市场打工，帮菜摊卖菜，月收入一千多块钱。相较于五千左右的房价，儿子的收入连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需要都无法满足。一年又一年，房子还是没有着落，随着孩子越来越大，儿子儿媳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就在承建大棚期间，矛盾激化到顶点。正在大棚钢架上焊接的刘五，无奈一次一次中断工作，进城调解。张义知道刘五有难处，为解人所急，一次一次借钱给他。当然，他知道借出去的钱很难收回来了。几年前他借给刘五的250块钱，至今也没有归还，他早已不想再提。

　　腊月二十九，羊年最后一天。张义到了刘五家里，另外四位村民也相约而至。没有太多埋怨，没有过多指责。刘五的为人大家都知道，不是万不得已，绝不会动此歪心思。最后，刘五向大家写好欠条，承诺来年慢慢还清。

　　账暂时了结，但刘五的苦日子还远没有完。张义从村里了解到，刘五多年耕耘的桃棚已经抵债给别人，留下妻子在家照顾大儿子和孙子。虽然已经年过五十，满目沧桑的刘五还是决定来年进城务工，慢慢还债。

　　二儿子没有回家过年，只有小孙子在家。即使违心动了大伙的工钱，刘五也依然没能帮儿子留住儿媳，只能以离婚收场。

　　在刘五和张义生活的鲁中地区，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

　　随着手机、电脑普及，新一代农民有着与城市人同样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他们渴望享受现代科技发展的财富，渴望分享文明进步的成果。他们希望穿时髦的衣服，买高档的智能手机，开舒适的车，住现代化的房子，享受方便的生活。他们希望将通过网络了解到的一切，变成实实在在的物质拥有。

　　但是，除了通过努力学习进入城市扎根的凤凰男、凤凰女，和勤恳创业步步为营进入城市的少数精英，多数底层的“打工者”，有了“城市化”的消费需求，却没能够形成“城市化”的收入能力。他们的孩子需要上学，他们自己需要衣食住行，仅此已经不堪重负。

　　作为新世纪进城的第一批“新市民”，他们如何赡养自己的父母，很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问题。

　　城市反哺农村的财富传导链条正遭遇危机。在传统的过去，农村人外出务工，赚钱后回家盖房，完成娶妻生子这一人生大事，然后步入正轨，踏实劳作，朴实生活。近些年来，通过读书、创业完成城市化的“后农民”一代，通过回报父母、资助亲友，进行着“反哺”农村的过程。

　　张义比刘五幸运的一点，就是儿女都是大学毕业，在城市中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略有宽盈的收入。儿女不但不会索取，还会经常对张义做些补助。

　　而与刘五类似的很大一部分农民，儿女进城难以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勒紧裤腰带买房之后，住在现代化的楼房中，无事可做。当下，“刘五”们正不得不进行“农村反哺城市”，以种植或养殖的微薄收入，在紧衣缩食后，大幅的补贴儿女的现代化消费需求。

　　当赚钱是一块一块赚，花钱是一万一万花时，“穷疯”的父母，只好无限度的压榨自己残存的生命。

　　城市化，不应该只是进城买间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