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虎：从《古钟》看乡村的沦陷与突围

赵小虎：从《古钟》看乡村的沦陷与突围

原创 2016-08-03 赵小虎

一
因为莫言，高密成了文学的高密；因为《古钟》，崇河成了文学的崇河，成了读者心中的新的“边城”。　　
崇河，赣西北边陲之地，青年作家罗贤华长篇小说《古钟》故事发生的地方。这里有崇山峻岭，这里有竹排放歌，这里有柳老师，有郭勇和樱子，有中小向校长，有村主任容大贵。　　“崇河乡人口不到五千，管辖面积近20平方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山区乡。群山耸峙间，一条大河蜿蜒而出，河道两旁形成大大小小的冲击洲，洲上居住着多多少少的人。房屋绝大多数是干打垒，屋顶有的盖杉树皮，有的盖石片。乡政府所在地叫船形，恰似船的模样，河道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不大的一个地方，散布着乡政府办公楼、医院、学校商店、半山坡上零星建着几栋民居。　　
古钟站在渡口，等着渡船过来。”（小说第十二章）　　
古钟在这里放竹排。　　
“天蒙蒙亮的时候，古钟上了木排，他只戴了一个斗笠。　　
这个排队规模大，有9挂，放排的有3个，头、中、尾各安排一个人负责。在老大的指引下，木排像一条长龙，浩浩荡荡奔向下游。　　
河面一平缓，木排就跑得慢。老大精神一来，先是清清嗓子，打一长串鸣呼，惊飞林中几只花尾巴的鸟。然后，几句酸曲丢向山林。　　
老妹住在高山岩，　　
十指尖尖好做鞋。　　
至今舞子没鞋着，　　
何不做双相送の。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像沈从文笔下湘西般的所在，一个地处赣西北、幕阜山麓的“边城”。　　
但是，在市场经济激流滚滚、城镇化进程一往无前的时代浪潮中，风光秀丽、偏居一隅的崇河，终究被高铁一样飞进的时代遗弃在坠落的残阳间。　　
二
“在殡仪馆火化丁郭勇，古钟坚持自己买了骨灰盒。细心装了骨灰，低低说一声，兄弟你跟我回家去，眼泪情不自禁滚出眼眶。　　
自己一定会回来的，古钟告别广州车站时，对自己说。”　　
这是小说的结尾。　　
在小说中，郭勇是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男学生，樱子是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女学生，是作者着墨甚多的人物，但一个摔死在工地上，在最鲜活的年龄黯然凋谢；一个堕落红尘，在烟花场中透支着自己的青春与未来。而古钟这样一位有抱负，有才华、有热情的青年，崇河历史上的第一个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教师，在经历了种种求索、奋发、困顿、抗争后，终于站在南方城市的天空下对自己说“一定会回来的”，决然放弃了对乡村的坚守。　　
这样的结局，为整个小说抹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凋，宣告了乡村教育的衰颓与零落，揭示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乡村教育真实而苦涩的图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了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那时还只有八年），一所与小说中所描绘的庶无差别的学校。学校因之前“六配套”（一项旨在改善办学条件的政府工程）才匆匆建起来的半截泥地篮球场，只有一个篮筐，地面坑洼不平，一到雨天便只能望球兴叹。没有教师食堂，一日三餐永远充满悬念。学校办公经费捉襟见时，教师福利待遇低，与沿海地区反差巨大，人心不稳。为了增加一点收入，每逢秋季学校便开展勤工俭学，向学生征收一点茶籽。学生流失严重，初一能开两个班，到了初二就只剩下一个班，上初三时则只剩下二三十人。进入青春期后学生情窦初开，曾有一位初二女生因为她心中暗恋的男教师结婚而中途辍学。这种种乡村教育中最隐秘的场景与细节，在小说《古钟》中都得到了生动而真实的反映。如小说第五章，就写到了一个小男孩在“小秋收”活动中的“偷稻谷”事件，小说第七章中写到了“三个中学女生失踪（去发廊）”事件，这在当时都并非孤例。小说扣紧了时代的脉搏，与那些时代中的男女一起跳跃。　　
三
在这里，“沦陷”的不仅仅是教育，还有这里的政治生态，县人大代表、村主任容大贵就是这里的政治图腾。　　
就是这位村主任容大贵，收了计划生育罚款不上交，变着法子要钱；领了救济粮、救济衣服，好的全留下；对村里妇女耍流氓，指使打人却谁也提供不了证据……　　
按理说，这样一个“欺男霸女，寡廉鲜耻”的人不应该获得农村政治的治理权，但小说难能可贵地写出了农村治理的复杂性。　　
“余书记说我胆子太大，成了山霸王，我回答山里的猪就是野猪，哪能是家猪呢？你不让我干这个破主任，我还不想干，你叫其它人去收费、去拖人结扎试试。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不管是哪个局，只要有认识的干部，我逢年过节就去跑”。　　
你喜欢什么我给送什么？这样他们就给我想办法定项目，给钱。”（小说第三十一章）　　作者对容大贵这个土霸王没有采取类型化的手法、脸谱化的方式进行简单的处理，而是写出了他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他目无法纪，粗鲁粗俗，但外表憩厚，性情直爽，甚至他自己也不是很贪腐，他自己家还住在一个茅棚里。在这个人物身上，不乏可爱之处。　　
在小说中作者对他的言行、外貌都进行了生动而细致的描写：　　
“一个男人浑厚的声音在我们身后响起，是古记者吧，莫急着走，我回来了。我转过身看，一个壮实的、满面胡须的汉子正急急赶来，脚下的草被他的大脚板踩得哗啦啦响，他一手提着两瓶酒，一手提着个大塑料袋，走得飞快”。　　
“那次你来樱子家访问我知道，你是一个好老师，愿意到我们这山岭上来，乡干部还懒得来，来了不是催费就是催计划生育。”　　
单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值得读者喜欢的人物。　　
而这个人物背后，则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村干部经历了从‘毛式干部’到‘强人式干部’演化的过程。”“大约是1990年代中期至今，大多是‘强人式干部’，这一时期‘重势力，用强人’。‘强人式干部’时期，特别是农民负担比较严重的时候，村干部要完成基层政府的税费，计划生育等征收任务，往往就要任用自身比较强势，家族势力比较大，能够完成任务的人。在权力约束比较软弱的情况下，他们就开始为霸一方。”(见2014年8月7日《南方周末》上《村官的红与黑，农村黑恶势力146份样本真相调查》一文)　　在这里，我们从一侧面了解到产生容大贵这种村霸式村官的背景和土壤，可以说，容大贵是一个难得的艺术典型。　　
而围绕容大贵，我们还看到了上上下下的崇河乡余书记、《清江报》匡总编等人。而从村民对容大贵的敢怒不敢言中，我们又一次触碰到了鲁迅笔下“国民性”的疤痕。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个疤痕仍然挺扎眼地横亘在那里。　　
四
有沦陷，就有突围。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主人公古钟堂吉诃德式的身影。　　
他是一个刚走出校门而又不断迅速成长的普通教师，他把乡村教育的重担扛在自己稚嫩的肩膀上。　　
古钟老师潜心教学。　　
他带领学生走进大自然，指导他们如何观察千姿百态的花草树木。他通过做实验来讲解圆柱体体积的计算方法，他指导木工师傅做篮球架，带学生打篮球，还教学生跳舞。　　
“古钟的教学得到学生的喜爱。”“学校来听古钟老师课的教师越来越多，学校班子的几个人全来了。”　　
古钟老师的到来让学校第一次有了元旦晚会。“一条条火龙向学校方向奔来，洋溢着激情，放飞着希望，凝聚着力量。”　　
他爱着他的学生。　　
“古钟的第一堂课几几乎快要完美结束的时候，一个女生尖叫，他摸我屁股。　　
这还得了，古钟心头火起，站到那同学桌边，说，你站起来，男同学翻翻白眼，把头侧向一边，古钟伸出手去拉，这个男同学飞快地捣出一拳。”　　
就是郭勇这样一个上课摸女同学屁股，敢跟老师打架的调皮鬼，古钟老师去他家家访，跟他成为了朋友，使得郭勇对他又爱戴又尊敬。　　
樱子是古钟老师另一个关爱最多的学生。　　
在樱子告诉古钟老师因为经济原因不再准备读书的时候，古钟老师就斫好肉、买上豆腐及时去家访，并承诺负担樱子的学杂费。在樱子走上社会后，古钟老师认真地同她回信；当村主任暗中指使人毒打樱子的哥哥后，樱子来向古钟求助，古钟勇敢地为樱子伸张正义，讨回公道，这既是出于古钟的良知与义愤，也因为对一个学生的关怀。　　
但樱子又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她还是一个女学生，是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女学生。当她青春年少，不懂事，怀着崇拜、“报恩”的心理而欲对古钟老师做出出格的举动时，古钟老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制止了樱子的行为。走上社会后，樱子长成了一个楚楚动人的大姑娘。在小说第三十三章，樱子因要说哥哥的事情把古钟老师带到她的住处，没想到容大贵一伙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前来“捉奸”，结果自然是“大失所望”。对古钟老师与樱子交往的描写，是小说中少有的几处能给读者带来紧张感的地方，它让老师对学生的爱得到了检验，绽放出人性的光辉。读者不禁为古钟老师点赞。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古钟老师还是一个以笔为杖扶助弱小的仁者、一个以笔为戈向社会不平宣战的勇者，一个以法律为藩篱保卫乡间正义的智者。　　
他背负着乡村的命运与自己的未来努力向前冲。　　
太平镇畜牧检查站杀人案，古钟克服重重阻力前往调查，写出《畜牧检查站凶杀案追踪》一文，发表在《长江晚报》。因为这篇报道，“凶手”牛古保住了性命，相关领导被撤销职务，市委主要领导作出了“处理相关当事人，坚决禁止公路‘三乱’。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的批示。古钟初战告捷。　　
一对老年夫妻晚景凄凉，古钟采访报道了这对老年夫妇的命运，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一家电脑学校每月为他们提供三百元生活费。　　
为遭受家暴的小红代理诉讼，终于让小红脱离苦海，重新获得幸福。　　
樱子的哥哥被村主任容大贵暗中派人毒打，古钟顶住压力，深入调查采访，发表了《一个村干部的灰色人生》，揭露了村主任容大贵的种种恶行。　　
然而，发表了《一个村干部的灰色人生》的《长江晚报》总编被调离岗位，容大贵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严惩，樱子却经常受到骚扰，小说并没有给读者带来一个高大上的结局，而是再次正视了乡村现实的复杂与无奈。　　
五
《古钟》以其庞大的体量、批判的锋芒、对生活的熟稔，艺术再现了乡村教师在乡村艰苦的奋斗历程以及与社会的缠绕和融合，描摹了乡村教育、乡村生活的真实生态，成为这一题材中的重要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力作。它必将唤起读者对乡村教师、乡村教育、乡村生态的更多关注和思考。　　
文学的使命也许只需要揭示世界的真相，并不需要承担解决问题的任务。但对于读者而言，文学结束了，生活还要继续。　　
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进程中，中国正在进行着个性化的探索。而乡村教育，在2016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读到了这样的表述：“加快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统一、教师编制标准统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和“两免一补”政策城乡全覆盖，到2020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基本消除，义务教育与城镇化发展基本协调；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而乡村政治生态也日益好转，因为乡村反腐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这些也许与文学无关，只是不知道古钟老师到底去了南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