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湖广图经志书》编纂考略

作者：张建民 冯慧鑫 来源：《史学史研究》2021年第2期 时间：2021.07.19

　　摘 要：检阅见存《湖广图经志书》，所载不仅有嘉靖初年之事，更记有嘉靖二十年（1541）以后的内容。比校天一阁藏本和影尊经阁藏本及南京图书馆藏本可知，《湖广图经志书》于嘉靖元年初刻之后，似至少有过三次校改增补，第一次是嘉靖二年吴廷举令教谕吴錬等所做改补，第二次改补的时间不会早于嘉靖十一年，第三次改补则不早于嘉靖二十二年。从卷目及部分内容安排考察，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已经突破了“姑仍旧志，附以新事”的既定体例，亦未完全保留成化《湖广通志》的内容。

　　关键词：《湖广图经志书》；体例；记事下限；嘉靖

　　署名薛纲修、吴廷举续的《湖广图经志书》，是见存最早的《湖广通志》，在方志史上的地位和文献价值毋庸赘言。学界除诸多引用外，亦有学者给予专门关注。然而，对该志的基本属性、刊刻情况及记事时限等问题的认识，仍存在不同看法，相关工具书的著录及学术界引用者的注释亦不一致，似有进一步论说的必要。

　　一、修纂过程与体例

　　关于此志修纂缘起和基本进程，吴廷举的序言说得颇为清楚：“正德丁丑，廷举以副都御史来楚救荒……明年戊寅，移檄所司再修。左布政使周君季凤慨然以为己任……己卯秋草创有绪，值予北上复命，遂罢局。”“辛巳秋脱稿，嘉靖壬午春书刻成”。落款时值嘉靖元年(1522年)五月。由此可知，该志肇始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中间虽不无曲折反复，仍于正德十六年秋脱稿，嘉靖元年春完成初刻。

　　所谓曲折反复，主要因人事局限尤其吴廷举职务、差事变动所致。其直接影响除了修纂机构“罢局”、修纂人员“星散”等后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修纂人员的变动，不仅延迟了修纂时间，且改变了此次续修《湖广通志》原定的基本体例。原本吴廷举已“属提学副使张君邦奇作凡例”，又聘请“文与行屹然一方之望”的蜀中名士刘贞庵“新凡变例”，而且“辞旨森然”。但急剧的人事变动，却导致该志最终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照成化志之例，“随类附事”。

　　又据嘉靖二年仲冬吴廷举《书续湖广通志后》云：“正德辛巳秋，续《湖广通志》方脱稿，适新天子召廷举北入兵部，遽令书人誊真，对读才一过，便令刻梓。中间错误遗漏，见者病之。嘉靖癸未，予奉使南畿，道出咸宁，再令教谕吴錬，训导赵文玑，偕庠生杨邦佐、韩鎡、艾钟秀改定刊补，用力一月方讫事。”首先，所说初刻本成书时间与前序一致。其次，指出了改补初刻本的原因，改补本成书的时间。基本过程清楚，时间节点明确。其间，正德十二年八月升广东左布政使吴廷举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湖广赈济水灾，正德十六年五月吴廷举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升为工部右侍郎、六月改工部右侍郎为兵部右侍郎，嘉靖二年七月改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嘉靖二年九月以南京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职务赈济徽宁池太安庆五府地方等相关事实，均属史有明文，可证吴廷举《书后》所及，殆非虚言。吴氏《书续湖广通志后》一文署名为“赐进士第通议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南嘉吴廷举”，正是其“奉使南畿”时的身份。

　　综上所述，似可基本肯定，署名薛纲修，吴廷举续之《湖广图经志书》，肇始于正德十三年，完稿于正德十六年秋，初刻于嘉靖元年春，校补刊刻于嘉靖二年。

　　关于续修《湖广图经志书》的体例，吴廷举在序言中亦专门论及，原本由吴廷举所聘蜀中名士刘贞庵等拟定有凡例，但由于后继编修者以为其“读之易知，笔之难合”，最终决定续修依成化志之例，“随类附事”，所谓“姑仍旧志，附以新事”，即但取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以后之事续入。此前论者或囿于吴氏序言所及，认为续修《湖广图经志书》乃一仍成化志体例，而且成化志的内容完全被续修者保留下来了。

　　然而，仔细研读续修《湖广图经志书凡例》及其成书结构、内容可知，较之成化志，此次续修并非完全“萧规曹随”，一仍旧例，还是做了一些重要的变动和改进。如新定凡例第三条云：

　　旧志以诸王府第及镇守、巡抚、巡按及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公署皆系之武昌府，殊失大小先后之伦，今司志另为一卷，以提其纲，各府志各自为卷，以详其目。

　　今见成书首卷正是《司志》，收录了事涉全省或非专属于某一府州的内容。省志以府州立卷的体例，必然遇到事涉全省的内容如何安排的问题，何种结构合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在此要强调的是，另立布政司志一卷，显然已经突破了成化志卷目设置的基本框架，可谓此次续修的一大变化。

　　值得特别关注者还有，卷一《司志》下有《祥异志》一目，收录各府州县相关内容，分别编排，相对完整，单独编页，置于《惠政》之后。查续修《凡例》云：

　　灾异出于各府州县，而独书之于司志之中者，以见一邑之灾皆一方为政者之所当修省者也。祥瑞有征者，依旧文录之。

　　成化十七年(1481年)薛纲删定《凡例》，并未言及祥异。续修《凡例》专门列祥异为一条，并置内容于《司志》中，可谓重视。不仅如此，亦成为续修与成化志体例的重要区别之一。

　　此外，尚有更为重要的变化，即续修对诗文的收录，无论收录标准还是编排结构，都大不同于成化志。续修凡例第十条云：

　　旧志诗文就收各类下，分行书刻，于不可附者，又立《诗文》一目于后。今以字细文多，不便老眼灯窗检阅，乃仿《河南总志》，摘出附于原定《诗文》类内，以附各府之后。其文不淳雅者，事涉阿谀者，皆削去之，而但节其合用事迹，使后人有所考见也。诗文间有无关于志而录之者，必本省士夫之作，取一方文献之传以诏后世也。

　　不难看出，续修有关诗文收录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二：一是将原本分收于二处的诗文集中到《诗文》目下，与志书内容相关者之外，只收录本省文人作品。二是删掉了不雅不淳、阿谀奉承之作。见存《湖广图经志书》各卷均有“诗类”“文类”之项目，而所收诗文亦大多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相关，“文类”之中又不乏“节文”之选，正是这种变化的结果。

　　上述变化和改动，尤其删削诗文之举措，实际上突破了续修“姑仍旧志，附以新事”的基本原则。也正因为如此，《湖广图经志书》并未像以往学界认为的那样，完全保留了成化《湖广通志》的内容。明确这一点，对于理解成化志及续修的《湖广图经志书》无不具有重要意义。

　　二、版本与记事下限一：天一阁藏本

　　据前揭《湖广图经志书》之肇始、完稿、初刻、校补刊刻时间，初刻本的记事下限有可能为正德十三年或正德十六年，校补刊本的记事下限亦不应晚于嘉靖二年。论者或囿于此，将《湖广图经志书》记事的时间下限定在嘉靖元年，甚或正德十六年以前。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今日得见或相关论者所依，并非嘉靖元年初刻本，亦非嘉靖二年校补刻本。具体言之，记事时限的依据不应仅限于序跋类文字，亦要看文献的具体内容。

　　今见《湖广图经志书》仅天一阁、南京图书馆和日本尊经阁文库三家有藏。天一阁藏本只有卷一《司志》，南京图书馆藏本则缺卷一，尊经阁藏本似为唯一不缺卷本。也许正由于此，已有关于该志的著录、论述，似多以此本(包括影印本)为据，而对于其余二个非全本，不同程度上有所忽视。甚或以为天一阁藏本卷一正是南京图书馆藏本所缺卷一。今以检阅各本所见，略举数例述论如下，以示该志全貌。

　　天一阁所藏虽为卷一《司志》，遗憾的是却缺佚序言、凡例、目录、司志总图及正文第一、第二页内容。自第三页始至第二十三页A面，刻本内容、字体等一以贯之，似没有任何异常。不过，自第二十三页B面始，在《历宦·巡抚兼赞理军务都御史》项下，值得关注的内容出现了：自直隶江宁县人张琮始，刻本字体明显异前。查证于《明世宗实录》等文献可知，张琮以下六人，任命该职的时间均在嘉靖元年以后，最后一位汪珊，乃由陕西左布政使升任，时间已在嘉靖十一年三月。自此以下，抚治郧阳等处都御史、总兵官、巡按监察御史、清军监察御史、都指挥使、行都指挥使、左右布政使、按察司按察使等职官的记载，均有类似情况存在（详见表1）。

　　仅就上表所见，天一阁藏本记事所及，最晚的时间已至嘉靖十一年。也就是说，天一阁藏本已非嘉靖元年初刻本，亦非嘉靖二年改补本。记事时间下限表明，嘉靖二年吴廷举令教谕吴錬等改补之后，又有过一次改补，此次改补时间不会早于嘉靖十一年。

　　刻本页面、页码的衔接，似可从另一个侧面佐证改补现象的存在及其具体做法。较为显著的现象有二。其一，页码编号重复，如第二十三页、第三十二页、第三十五页、第三十八页等正常页码存在的同时，又有“重二十三”页、“重三十二”页、“重三十五”页、“重三十八”页等特别页码并存。其二，页面上每见数行空白、整面空白的现象，有的内容版块更是从页面中间开头，似乎有意预留空白。如此雕版印制做法，不仅少见，且显突兀。

　　第二十三页为《历宦·巡抚兼赞理军务都御史》项下的内容，B面四行12人，前揭嘉靖元年以后任命的张琮至汪珊等6人，正在此页内容之末。“重二十三”页的内容则是《历宦·抚治郧阳等处都御史》，但在此二页的内容之间，却分别留下大半面空白或刷黑，颇为突兀。值得关注的是，徐蕃至潘旦等6位嘉靖元年以后任命的抚治郧阳等处都御史，恰是“重二十三”页B面的内容。

　　“重三十二”页A面载“布政司右参议”项下的王淮、陆杰等12人，字体异前。求证于《明世宗实录》，知王淮由南京刑部郎中升任湖广布政使司右参议，时在嘉靖元年八月。陆杰则由兵部武库司署郎中事员外郎升任，已是嘉靖二年二月。王淮以下12人，至刘彭年为最晚，任命已在嘉靖八年八月。此外，B面空白，似可证“重三十二”页乃为补嘉靖元年、二年之后内容而“重”。“重三十五”页的内容为《司志·历宦·按察司副使》，所录A面自王綖至李锡27人，B面有胡宗明、朱佩2人，其中自王佩以下21人，任命时间当在入嘉靖朝以后，最晚者朱佩，任命时间是嘉靖九年九月。

　　“重三十八”页记载的是“按察司佥事”项下最后一部分内容，即申惠至孟居仁18人，其中杨守礼以下16人，任命时间在入嘉靖朝以后。占A面六行，版刻字体异前，剩余及B面空白。情况与“重三十二”页类似，显然专门为增补内容特设。

　　《司志·历宦》之外，卷一之《布政司诗类》亦有特别页码，即十三页与“重十三”页并存。审视《布政司诗类》所收诗作，方可理解“重十三”页之来历。所谓《布政司诗类》收录诗作颇为有限，近半是围绕宗藩楚王府的歌功颂德之作。占据第四、第五、第六页的《彰孝坊》诗，即为正德七年至嘉靖十三年在位的楚端王荣氵戒树碑立传的作品。至十三页末，又为《彰孝坊》诗“补遗”，补录沈景、吕尚功、赵迁等人诗作。“补遗”未尽，于是有“重十三”页出现。赵迁，致仕知县，续修《湖广通志》的重要参与者，撰有《续湖广通志后序》。吕尚功则是楚王府右掌史，正德十六年十月得楚王荣氵戒奏保，俸级升为正四品。

　　三、版本与记事下限二：影尊经阁藏本

　　以天一阁藏本与影尊经阁藏本《湖广图经志书》卷一略加比较，即可发现后者所载内容又有增加，时间下限已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增加的内容仍集中于《历宦》各项下。如“巡抚兼赞理军务都御史”项下增加了林大辂以下5人，“抚治郧阳等处都御史”项下增加了袁宗儒以下10人，“总兵官”项下增加了谭纶、李熙2人，“巡按监察御史”项下增加了倪组以下10人，“清军监察御史”项下增加了陆琳、姚虞2人，“都指挥使”项下增加了张坦以下9人，“左布政使”项下增加了钱宏以下9人。“右布政使”项下增加了孙凤以下8人，“左参政”项下增加了刘友仁以下5人，“右参政”项下增加了文明以下8人，“左参议”项下增加了敖英以下5人，“右参议”项下增加了丘九仞至魏良辅等18人，“按察司按察使”项下增加了卫道等10人，“按察司副使”项下增加了路迎等35人，“按察司佥事”项下增加了陈嘉言等22人。以上各项任命时间最晚或较晚者参见下表2。

　　据此，影尊经阁藏本在天一阁藏本改补的基础上又加改补显而易见，改补时间不会早于嘉靖二十二年。

　　页面、页码，仍是寻求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左右再次改补蛛丝马迹的重要标记。细检影尊经阁藏本卷一《司志·历宦》等页面、页码，除了天一阁藏本已经并存的“重二十三”页、“重三十二”页、“重三十五”页、“重三十八”页、《布政司诗类》“重十三”页等特别页码外，至少又出现了“重二十五”页、“前二十六”页、“前三十四”页等新的特别页码。

　　顾名思义，所谓“重×××”页是在正常页码之后增补的页码，而“前×××”页则是在正常页码之前加增的页码。于是，读者在影尊经阁藏本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一就看到了这样的页码顺序：二十五、重二十五、前二十六、二十六和三十二、重三十二、三十三、前三十四、三十四等，如此复杂纠结的页码编号，在明清出版史上即使有，恐怕也不会太多。

　　而且，天一阁藏本已经并存的特别页码，影尊经阁藏本也并非都在原版上补加内容，有的版面显然是重新刊刻。如“重二十三”页、“重三十二”页等。换言之，此“重二十三”页、“重三十二”页已非彼“重二十三”页、“重三十二”页了。当然，由于改补内容较多，其他页码、页面同样存在重新刊刻的现象。因此，尽管页码相同，影尊经阁藏本的内容却有可能与天一阁藏本不同，此乃查阅者须特别留心者。

　　除了改补相关版块内容，影尊经阁藏本还新增了天一阁藏本所无的项目，即“前二十六”页所载《历宦》目下的兴都留守司“正留守”、“副留守”、“佥书”等职。据《明世宗实录》记载：“改荆州左卫为显陵卫，移置其官军之护守陵寝，仍照凤阳例，建留守司，命之曰兴都留守司。序次中都，设正副留守各一员，佥书指挥一员，经历、都事、断事、司狱各一员，统辖显陵、承天二卫。”时在嘉靖十八年五月，因此，相关职官任命履职事宜，均自嘉靖十八年始。首任留守黄济，由湖广都司署都指挥同知改任，副留守程鼐，由镇江卫指挥使改任，协同佥书李翱，由武昌卫指挥使改任，时间均在嘉靖十八年闰七月。嘉靖二十一年又改沔阳卫德安所属兴都留守司。同时规定：“凡宫殿门禁关防出入内臣，俱照两京例行。”进一步提高了留守司的地位。众所周知，嘉靖皇帝龙飞安陆州引发的区域性重大变化，除了设置兴都留守司之外，还有嘉靖十年八月升安陆州为承天府之举措。对此行政区划的变化，改补者尚未及有相应的反映，今见《湖广图经志书》卷十《安陆州》的内容似无任何升降增减变动。

　　前文曾言及《司志》下设《祥异志》之体例变化，天一阁藏本置于《惠政》之后，《布政司诗类》之前。影尊经阁藏本却在《布政司诗类》之后，《布政司文类》之前。从影尊经阁藏本的《目录》来看，《祥异志》应在《惠政》之后，《诗文》之前，与天一阁藏本一致，恰好说明影尊经阁藏本之《祥异志》位置倒错。

　　除卷一《司志》之外，影尊经阁藏本的特别页码还有卷二之《武昌府诗类》“重十八”页、“前十九”页、“重五十五”页、“重五十九”页。同卷之《武昌府文类》“重四十一”页、“前四十二”页、“重後七十三”页、“前七十四”页、“前一百二十”页等。

　　《武昌府诗类》第十八页A面末秦金始，至“重十八”页、“前十九”页所收叶相、张天相、张宏、武昌知府沈暕、武昌府通判尹觉、武昌府同知唐翱、教谕李邦，刘绶等人的诗作，均为《汲福井》诗的“补遗”，之所以“补遗”，乃因此前十四页收有兵部尚书乔宇、布政司参政夏从寿、布政使邵宝等人《汲福井成》诗。只有“前十九”页末所收茹鸣玉《泊武昌》、《登黄鹤楼步崔韵》二首诗与汲福井无关。其他各卷特别页码的情况见表3。

　　关于页码，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自卷二《武昌府》始，页码的文字标示形式不时能够见到不尽一致的情况。如《武昌府文类》五十四页、六十五页、六十九页、七十页、八十页、九十页、一○三至一○六页、一○八页等页码为阴文，而非更为常用的阳文，此后各卷亦有不少。而且有同一页阴阳二种文字并存的情况，如五十五页、一○九页、一百十四页、一百十八页等。更有甚者如一百三十五页之“一百三十”为阴文，“五”为阳文。

　　四、影尊经阁藏本改补内容举谬

　　嘉靖二年的改补，本来就是针对初刻本校对、刊刻仓促，“中间错误遗漏，见者病之”的问题而展开的，其改定刊补，将起到正误、补充的作用。其后接续改补的意义亦毋庸赘言。在此要指出的是改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改补失当乃至于错改导致的新的错误。

　　前述诸种特别页码的编排，一定程度上说明改补者欲尽力维持卷下项目的原本页码顺序，但最终却无法阻止页码改变的发生。如“左参政”原本自二十九页始，影尊经阁藏本不得不后推至三十页，“右参政”“左参议”“右参议”等项目亦是如此。也许与前述诸种复杂的页码编号和页码变化的影响相关，影尊经阁藏本的内容出现了重大遗漏。

　　内容遗漏在布政司参议项下，自页三十二到“重三十二”，分别录有左参议何广等31人，右参议王淮等30人。页码连续无误，左右参议人数相当，似乎顺理成章，很难让人产生怀疑。然而，王淮之任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时间已在嘉靖元年八月以后，已见前述，右参议又非嘉靖朝新设职官，此前不可能没有履任此职的记载。又，尽管续修《凡例》明言“历宦……独详于天顺以后”，那么天顺至嘉靖，尚有成化、弘治、正德三朝计六十余年之久，更不应该完全空缺。

　　查明实录等明代文献即可看到，早在洪武朝已有湖广布政使司右参议班平的任命，此后历朝均不少见。宣德六年（1431年）以后，为解决流民问题而设的抚民专官中，亦有布政司右参议一职。检阅天一阁藏本《历宦》“右参议”项下，王淮之前，尚有诸葛平至王子谟53人在列，正好是天一阁藏本第三十二页的AB二面。其中，杨复于正统元年（1436年）、方勉于景泰元年（1450年）任命，毕鸾以下至王子谟，皆在天顺至正德之间。试想若无此本参照比对，后世读者将平添几多疑问和周折。

　　其实，即使天一阁藏本所载最早的诸葛平，由吏部郎中升任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提督大岳太和山宫观，已是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一月。而于此前诸多任者——洪武年间的马卫、孙仲贤、班平、郑赐、钱古训，永乐年间的毡永、苑杲、庞勉、何广、张鉴等，天一阁藏本亦记载阙如。当然，左参议项下失载者亦在所难免。也就是说，如果要补，应该还有相当大的余地。

　　如前所及，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影尊经阁藏本除改补内容外，已有部分页码内容全部重刻。在重刻过程中，对一些原有的内容也做了修改。这些改动本身就值得关注，况且有的修改纠正了原本错误，有的修改却造成了新的错误。试以右布政使为例，表示于下，以供参考（见下表4）。

　　仅就表4中所列改动言之，明显修改失当者如陈镐，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进士，先后出任湖广右布政使、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等职。天一阁藏本二十三页“巡抚兼赞理军务都御史”项下载：“陈镐，南京人，会稽县籍。”正由于此处已经揭示其籍贯，所以在此后的二十九页“右布政使”项下，便以“见巡抚下”表述。这种正常的表述方式，除非初始信息有误，原本不必改动。表中王纶、刘琬、周季凤、林庭等人均属同类情况。当然，改补者如果统一修改，似亦无可厚非，但基本原则当是不能错改。影尊经阁藏本改陈镐“南京人，会稽县籍”为“南京会稽县人”，无疑属于错改。明代“人”之所在与“籍”之所在，行政区划上未必统一，更未必存在隶属关系。陈镐祖籍浙江会稽县，祖父辈移居南京，他在南京参加科举，出仕为官，故亦称之为会稽县人。但实不知何以能将南京与浙江会稽县相属。

　　再如改毕孝“河南卫人”为“河南单县人”。与卫所制度、军户世袭相关联，明人籍系卫所者并不罕见。毕孝之乡贯亦有二说，《皇明贡举考》载：“毕孝，河南河南卫。”雍正《河南通志》同此说。嘉靖《山东通志》则云：“毕孝，单县人。”光绪《湖南通志》则类此说：“毕孝，单县进士，湖广右布政使。”二说各有所据，只是无论如何毕孝也不能成为河南单县人。

　　又如改“曹凤，河南新蔡县人”为“曹凤，浙江新蔡县人”。河南新蔡县人曹凤，字鸣岐，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官历山西左参政、湖广右布政使至巡抚延绥右副都御史，乃明代有名的良吏。因河南有新蔡县，此外还有上蔡县，故有将其县籍混淆者。此处将河南的新蔡县归属浙江，与前例将山东的单县归属河南、浙江的会稽县归属南京一样，错得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崔恭的情况较为复杂，《明史》称：“崔恭，字克让，广宗人。正统元年进士……景泰中，超迁湖广右布政使。”知其籍贯应是直隶广宗县，明代属顺德府。天一阁藏本“直隶广平县人”之说，或许只是县名错字所致，而影尊经阁藏本的改补者径改为“四川广宁县人”，则不知所据何在。

　　其他内容错改的还有“抚治郧阳等处都御史”项下改黎福“江西乐平县人”为“江西平乐县人”，“都指挥使”项下改“余承恩，四川青神人”为“余承恩，四川清神人”等。

　　不仅错改，增补的内容同样不乏差错。“右参政”项下有“李士翱，山东长阳县人”。“右参议”项下有“朱子恭，四川温州人”。“按察司副使”项下有“孙应奎，河南吴县人”，又同时有“张琏，河南巩县人”和“曹廉，陕西巩县人”等等。

　　天一阁藏本与影尊经阁藏本的比校不难发现，除了前述改补差错之外，内容也有可补缺失之处。如影尊经阁藏本卷一《司志·布政司诗类》缺第七、第八两页，核天一阁藏本知所缺具体内容为《水风亭倡和》诗之少保陈金、户部侍郎秦金、工部侍郎陈雍、监察御史毛伯温等人诗作，《明远楼倡和》诗之毛伯温、陈金、秦金、左布政使周季凤、按察使聂贤、左参政叶相、右参政夏从寿、按察副使恽巍等人诗作，共计12首。水风亭即澄源楼，在都察院后。明远楼则为贡院标志性建筑。《布政司文类》第三十七至三十八页载有监察御史赵敔《澄源楼记》，第六十九至七十页则载有侍郎陈雍《明远楼倡和集序》。

　　南图藏本与影尊经阁藏本相比校，亦可以相互补充，解决诸多缺页、错版等问题。诸多刊刻标记、特征表明，南图藏本与尊经阁藏本应为同一版本。在此基础上，得以相互比校，以有补无。以有补无之例如：影尊经阁藏本卷二《武昌府诗类》原缺第三十三、三十四页，查南图藏本可知，所缺内容属蒲圻县，依次为续完佥事顾英《行部遇九日》诗，后接陈汝楫《幽居四景》诗、唐岳《龙兴寺松雪斋》诗、燕遗民《九日言怀》及《感兴》诗、夏宏《蓴川八景》集句。

　　又如影尊经阁藏本原缺七十三页，据南图藏本则可补全所缺王恭《真庆暮鼓》诗后半部分，“掩却柴扉无一事，黄庭诵罢月浮光。”内容属通城县。《武昌府文类》原缺第十二、十三页，亦可据南图藏本补充完整，内容分别为续完楚庄王《仰山庙记》文、楚今王《东岩古迹记》、丘浚《重修府治记》、杨溥《重修府学记》等，显然属府城及附郭的文字。

　　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错版错页问题，通过南图藏本与影尊经阁藏本互校也能够得到解决。例如南图藏本《武昌府文类·通城县》（页一百二十A面）自刘贤《通城县治记》始，下接丘谷《重修儒学记》（页一百二十B面），但所接下页的文字就无法读通了，二行无头文字之后，为廖瑾《题瓠落子传后》和王守仁《胡公生像记》，然而王文只有当页的四行(B面末)，而后戛然又止，下页（一百二十二页A面）直接的却是丁琦（通城县）《拱北桥记》，B面空白。

　　反复比校南尊二本文字、内容，显然存在页面、页码错乱现象，按照内容理顺后的先后次序应为：第一百二十页下接一百二十一页，内容是通城县教谕丘谷《重修儒学记》，然后是邑人郭文质《城隍庙记》。

　　一百二十二页位置应在《武昌府文类·通城县》之末，《武昌府文类·兴国州》之前，页码恰好顺接，内容无误。A面载丁琦（通城县）《拱北桥记》，B面空白。

　　接下来便是《武昌府文类·兴国州》版块，自“本朝”第二篇文章即阳伸《重建儒学记》始出现错乱，比校理顺内容后可知，正确的次序应为：一百三十页B面阳伸《重建儒学记》下接一百三十一页廖瑾《题瓠落子传后》，再接王守仁《胡公生像记》，本页四行（一百三十一页B面末）后接一三二页AB面、一百三十三页AB面，续完王守仁文。

　　《武昌府文类·通城县》下的丘谷《重修儒学记》与《武昌府文类·兴国州》下的阳伸《重建儒学记》二文的混淆，应当是上述错乱产生的原因之一。

　　据此得以理顺影尊经阁藏本相应的内容错乱。按照影印页码依次为：第281页上（原页码一百三十AB）应该下接第277页上（原页码一百二十二AB），再接第281页下（一百三十二页AB），最后是第282页上（一百三十三页AB）。

　　影尊经阁藏本影印编页277上栏廖瑾《题瓠落子传后》、王守仁《胡公生像记》等文，错列于通城县之后，但实为兴国州的内容。第281页上下栏之间标注的“原书此处缺页”，所缺应即277页上栏之文。而真正缺佚的一百二十二页却未能标注。

　　从整体上看，嘉靖二年以后的续补似未全面展开，所及主要是卷一《司志》的部分内容。而该志文本需要考证补正之处尚多，远非一文所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