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间借贷圈解密：出借百万一年利息达60万

　　4月7日，浙江“亿万富姐”吴英非法集资案，在一审开庭2年后，终于等来二审。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吴英的生死，无非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对于从事民间借贷的人们来说，他们或许能从吴英的遭遇上解读出监管层对于民间借贷的态度。

　　从这个意义来说，吴英的罪与罚，生与死，不只关乎个人。就在吴英案二审开庭的前一天，央行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是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也是去年以来第四次加息。

　　每逢加息，浙江民间借贷的利率也会水涨船高。“目前浙江民间借贷以1期为单位，1期分为5天、7天不等，最高能达到10%的利息。”某国有银行下属浙江支行负责人万沐(化名)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举例来说，如若借1期(5天)100万元，五天之后就要付10万利息。

　　在浙江民间借贷最活跃的当属义乌。根据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数据显示，浙江接近四成的小企业被认为资金紧张。“如果没有民间借贷，义乌的50个专业市场根本不可能形成现在的影响力。”上述业内人士坦言。

　　神秘借贷圈

　　走在义乌街头，你随时能感受到商贸业的发达。义乌目前在中国内地百强县市排名中位列第12位，是浙中地区经济最发达、民间资本最雄厚最活跃的县市。

　　7年变迁，现在的义乌被称为“建在市场上的城市”，这里的“义乌指数”被认为是全球小商品价格走势的“道·琼斯”。50个专业市场、5.8万个摊位，如果在每个摊位前停1分钟，需要120天。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末，义乌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1500.5亿元，而贷款余额突破1000亿元大关。可对比的是，2003年义乌的存贷款余额仅分别为289 亿元、165亿元。

　　辉煌背后的支柱，是当地盛行的民间借贷。

　　圈内人士分析，通常情况下，小企业主相互拆借慢慢发展成组织，这在当地的借贷圈被称为“会”，另外还有一种称呼是“调剂银行”、“流动银行”。一个甚为流传的说法是，在义乌，大约有三四十个做拆借资金的“会”。

　　“会”有专人日常运作，从几个小企业主的小圈子互相拆借资金，到逐渐通过朋友圈子扩大，并且逐渐横向纵向，连成线、网。

　　运作“会”讲究资历，一些“会”在形成规模以后，影响力扩大，其中的一些人就成为一定区域的公认的主持人，主持人有一定的提成据说，一种来自直接的利差，另外一种是类似于委托理财的佣金。

　　如果谁手里有闲置资金，可以找主持人在“会”里登记，如果有人向“会”筹钱，在主持人的牵线下，双方谈好一个比例以后，想要钱的人就能很快拿到钱，手续很简单，一般写个条子，几百万上千万几分钟就能办好。

　　上述操作类似于私募。

　　不过，“会”的运作非常神秘。事实上，即便是借出资金的一方，也不一定知道自己进入了哪个“会”，“买卖自由，能少说就少说，不该问的不问，只要等着收钱就行。”这是业内人士口中的规矩。

　　有人说，那些在义乌街头既没有铺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实际生意，又好像在做生意的人，可能就是民间借贷的操盘手。

　　阶梯模式危险逐利

　　在浙江，到底有多少人加入民间借贷大军无从考证，但借贷网逐渐出现分层分级别的体系，专事民间借贷、不同级别的“主持人”越来越多。

　　据记者了解，在这种分层模式下，如果第一层的回报是本金的25%，那么第二层则为比例18%左右，第三层是10%左右，第四层在8%左右，最低的一般都在3%。因为存在多级格局，所以万沐表示，整个民间借贷网“谁也不知有多大”。

　　章伟(化名)，在义乌有几家铺子，做了10多年服装和小商品生意，但他从未向银行贷过一分钱。一旦急需资金，他就向朋友临时借，他的公司也支持过别的公司，最多的时候他向几个“朋友”借了近300万。

　　章伟现在要钱已经形成了固定的门路，只要一个电话、写张借据就搞定了，“提前商量好利息，1年或者半年结清，很灵活，双方同意就行。程序比银行简单多了。”尽管他有固定资产，不怕银行不借，但银行又要审查财务报表，还要固定时间结算，“太麻烦了”。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和章先生有类似策略的人不少。

　　一方面由于银行本身存款不足而导致放贷动力减缓；另一方面迫于监管层随时可能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的压力，金融机构已经无法满足民营、中小企业短期、灵活、便捷的资金需求。而此时，相当一部分人希望贷款却“望银行兴叹”，转而求助民间借贷。

　　“在宏观紧缩政策的大背景下，年初以来，民间借贷更加活跃。”万沐告诉记者，它们甚至借助信托、典当、贷款中介等各种眼花缭乱的金融形式，成为银行收紧短期贷款之后的新融资渠道。

　　寄售行就是其中之一。

　　万沐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在浙江金华，曾有一些“当”字标记的所谓的寄售行，“表面上是受物主委托寄卖东西的地方，”但实际上它的“最大功能是非法融资和放高利贷，寄售行老板为了赚取差价，经常以私人名义，以月息3分利从亲戚朋友处融资，再以5分、8分甚至更高的利息，向一些急需用钱的人放高利贷”。

　　据本报记者不完全调查，按照目前义乌、金华一带比较流行的借贷利息，月结下限为本金的5%，这样一来，如果借出100万元，一年的利息收入就能达到60万元，这相比存银行有巨大差别。

　　“就算银行不断提高存款利率，但相比于借给别人，那点利息就不足一提了。肯定借给别人利息更高，回报更可观。”自称先后4次拆出资金的刘丽(化名)认为。在这种想法下，民间借贷如潮水涌动不息。

　　如何监管？

　　而掩藏在潮水涌动背后的是不可预计的风险。

　　当地的一位律师告诉《华夏时报》记者，通常情况下，做民间借贷业务的中介公司(也就是上面拆出、入资金的“会”)与放款人签署一份协议，其中会明确约定，“在放款人资金出现问题时，公司会协助追讨。”但至于怎么协助却没有明确约定，而仅仅“提供对方的联系方式”也算是协助的一种。因此，在遇到这种事情时，所有的风险都落在了放款人身上。

　　事实上，在银行信贷紧缩背景下，高息民间借贷供需两旺、大行其道，由此产生的监管问题也成为新的话题。

　　1月20日，根据央行研究局披露的一份调查显示，当前我国民间借贷占借贷市场比重已超过5%。作为信贷市场的有益补充，我国民间借贷发展迅猛。

　　2月，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在中英非银行放贷人立法框架研讨会上披露，当前我国民间借贷资金存量超过2.4万亿元，占借贷市场的比重达到5.6%。“这部分资金的流向，足以影响到央行调控政策的执行效果。”万沐坦言。

　　但问题是，由于立法、监管等方面的缺位，民间借贷市场存在着部分借贷行为不规范、一些借贷资金用途违规等问题。而如何有效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行为，已成为摆在监管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议题。

　　“对民间借贷，法律上要首先界定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什么资金来源途径正当、资金使用是否合法等，加以规范。”张健华建议。

　　他同时指出，“现在民间借贷需求与国家相关法律严重不对等。需求旺盛，但是没有相关法律制约。”此外，相关部门要对民间借贷中的资金投向等情况进行必要的监管与引导，防止变相非法集资破坏正常的金融秩序。

　　“除了在借贷层面上完善相关制度外，国家还应在信用建设层面加大征信环境建设，构建民间借贷行为健康发展的生态基础。”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周学东也曾公开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