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的最后岁月

    从奉军到东北军，再到国民党军，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巨资打造的几十万精锐之师，显赫一时，却在一次次历史性撞击中，走向末落，走向土崩瓦解……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曾经显赫一时的东北军被蒋介石以改编的名义肢解、削弱。由原来每军有三个师、每师三旅、每旅三团的甲种军改编为每军两师、每师两旅、每旅两团的乙种军。抗战胜利后，随着张学良被押往台湾，东北军的称呼彻底成为历史。世人感叹：世间恐再无东北军！

    那么，这支曾创造无数辉煌的军队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消亡的？他们在“后张学良时代”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有过什么样的表现？最后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慨然赴险51军伤亡过万

    在人们的印象中，活跃于敌后与数倍于自己的日军战斗的不是八路军就是新四军，总归都是***领导的军队。鲜为人知的是，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还有东北军的51军和57军。

    51军的军长是素以忠勇著称的于学忠。 1939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打算派一支军队到山东打游击战，以牵制日军南侵。

    在会议上，蒋介石问：“谁愿意去？ ”在座的高级将领面面相视，无人应答。他们都明白：山东早已被日军占领，率部进入敌后，毕竟是孤军深入，弹药、补给怎么解决？周围强敌环伺，如何坚持下去？所以，没有人敢应战。这种情况，让蒋介石很生气。正在这时，于学忠站了起来，大声回答：“我是山东人，我去。 ”

    蒋介石闻听大为高兴，马上任命于学忠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51军、57军到鲁南山区打游击。

    1939年3月中旬，于学忠率部向鲁南进发。为迷惑敌军，于学忠令全军以团为单位分路前进。113师师长周毓英和114师师长牟中珩认为敌军重兵围堵，这样分兵进击很难突进去。于学忠说：“困难是有，如果没有困难、危险，这仗恐怕也轮不上我们。我们是东北军，我们的父老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抗战，为了家乡，我们应当挑起这个重担。有困难怕什么，我先带一个团突进去，你们师长、旅长也各带一个团突进去，至于办法，你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我只看结果，咱们沂蒙山见!”

    地上有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天上有敌人的飞机，东北军夜行日宿，忽东忽西，迂回行进。经过五六天的隐蔽行进，于学忠所率领的东北军终于进入山东境内。但在这一过程中，好几个团长壮烈牺牲。

    于学忠率精锐的两个军挺进鲁南，让日军十分恐惧，为清除这颗扎在自己腹部的钉子，5月上旬，日军集结四个师团的兵力对东北军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于学忠跟身边的八路军学会了对付办法，他把部队化整为零，以团为单位，敌来我走，敌走我打，避实击虚，与鬼子大打游击战。半年后，山东的东北军顺利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请缨出战前，于学忠已经想到了此行的艰险。但真正到了战场，他才发现，情况比他预想的糟糕十倍。不好说蒋介石的动机，就是想借日本人的手消灭东北军，但在敌后的几年，东北军得不到一点外部支持。缺衣少药不说，就连最基本的粮食也常常无法保障。有一段时间，战士甚至用树皮、观音土充饥。

    山东驻有八路军，在几年的联手抗战中，于学忠得到八路军不少帮助，也跟八路军学会了不少在军校学不到的作战手段。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于学忠这种作法无可非议。但在蒋介石眼里，这种合作却让他难以忍受。于是，不断地有风从重庆传出，说于学忠和***、八路军勾结，意图投共。蒋介石也多次派人质问于学忠。对这些无理指责，于学忠根本不愿理会，他说：“***、八路军不也抗日打鬼子吗？相互合作有什么不可以？ ”

    蒋介石由此认定于学忠已经很不可靠。 1943年9月，蒋介石给于学忠发来一份最后通牒：“即日出鲁，否则以军法论处!”

    于学忠没办法，只得率部退出山东。

    1943年9月底，撤出鲁南的51军在阜阳召开追悼鲁南抗战阵亡烈士大会。会上，于学忠报告了鲁南抗战5年来军队伤亡情况，其中将官达12人之多，伤亡官兵达10000多人。

    51军撤出鲁南后，蒋介石以补充有生力量为名，逐渐吞并了这支部队。军长于学忠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议院副院长，从此失去军权。从1943年到1949年，于学忠远离尘嚣，躲在四川乡下直到新中国建立。1964年，于学忠因病去世。

（张志建）

  南昌失守49军代人受过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军49军在军长刘多荃的带领下奔赴抗日前线。 49军由原东北军105师改编，105师是张学良的卫队师，装备精良，士兵也是千挑万选，是东北军的王牌。

    蒋介 石为了分 化瓦解东北军，采取明 升 暗 降的方式，将10 5师升格为49军，下辖109、105两个师。 1937年10月，刘 多荃带领49军参加了淞沪会战。到达阵地后，官兵们废寝忘食构筑工事。然而，工事还没有完成，日军即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49军所属的109师发起进攻。在战斗中，109师由于仓促上阵，工事没有完成，士兵暴露在枪林弹雨之中。结果，伤亡惨重，四个团长死了三个，营长以下官兵伤亡三分之二。



    按规定，部队伤亡惨重就应该及时补充兵员。但因为49军是东北军，蒋介石就是拖着不办。刘多荃带着一大笔钱上下打点，疏通关系。终于在1938年2月等来了一个徒手的预备师。刘多荃将这个师全部拨给109师，赵毅仍为师长。虽然这个师已经没有多少东北士兵，刘多荃仍将张学良下野时贮存的武器装备毫无保留地分发给这个师。这些武器都是没打包的新品，每个步兵连装备6挺捷克式轻机枪，各营还装备有迫击炮排。这样的装备在当时的国军中属于一流。战士们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准备与日本鬼子好好打一仗。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49军上下伤透了心。

    1938年，台儿庄战事进入白热化阶段，蒋介石调49军赴台儿庄参战。得知消息后，49军全体官兵异常兴奋。在誓师大会上，各部主官轮流上台讲话，勉励战士们奋勇杀敌。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09师的四个团长一起请假，给师长赵毅摔了耙子。原来这四个团长都出自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嫡系门生。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得到什么人的授意，以罢阵来威逼赵毅下台。事情的结果是，闹事的四个团长没有受到处分，赵毅反而被调走。离开部队前，赵毅嚎啕大哭：“我们是无娘的孩子了，要是副司令（指张学良）还在，说我们，甚至骂我们，还是要用我们，这回倒好，我们像狗一样被赶出来了！ ”

    1939年，日军进攻南昌，49军又被调去防守南昌的门户修水。修水是此次南昌防御战的重点，表面看，蒋介石将49军放在如此重要的地段，是对东北军战斗力的信任。可谁又敢说，其中没有借机消灭异己的想法呢？

    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刻，修水突然连降三日暴雨，将49军修筑的防御工事全部泡在水里无法使用。日军的200多门大炮将49军硕果仅存的一点工事也摧毁殆尽。而且，日军还使用了当时的中国军队从未见过的先进坦克和毒气弹。结果，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49军伤亡过半，修水落到敌人手里。

    南昌失守，与此次战役的指挥官、蒋介石的心腹罗卓英指挥失误有关，但蒋介石却把账都算到了49军头上。蒋介石将49军军长刘多荃由中将降为上校，代行军长职务。下属的105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原副军长、参谋长撤职查办，所遗各职全部由中央军的嫡系接任。高级军官被撤职被调走，再加上官兵的大量伤亡，49军实际上已经不是东北军，只剩下一个番号而已。

    1941年，原105师师长王铁汉被任命为49军军长，刘多荃被调任为第10集团军的副军长，兼热河省主席。可是热河当时被日本人占着，他这个省主席也实在是有名无实。新中国成立后，刘多荃留在了大陆，担任政务院参事、辽宁省交通厅厅长等职。蒋介石得知后，下令把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刘多荃长子枪毙了！

    1985年，刘多荃在大陆去世。

    抗战胜利后，49军在王铁汉的带领下回到东北参加内战。1947年8月，49军被四野全歼。只有王铁汉凭着一口流利的东北土话，谎称自己是被拉来的民夫才逃得一条性命。后来王铁汉去台，1995年去世。

    烈马双枪刘桂五喋血苍原

    在当时中国的各个军事集团中，东北军的骑兵最为庞大，战斗力也最强。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所有骑兵部队被合编为一个骑兵军，下辖骑兵第3师、第6师、第4师。骑兵军虽然在编制上有三个师，但三个师从来没在一起，被蒋介石调得东一个西一个，各师只好各自为战。何柱国名义上是骑兵军军长，却只相当于师长，麾下只有骑3师归他指挥。不久，骑4师被以“缺少马匹”为借口改编为步兵。骑3师陆续参加忻口战役、太原战役，伤亡惨重，后来被中央军吞并。

    骑6师在抗战开始后即赴绥远参战，师长是在西安事变中率兵捉拿蒋介石的刘桂五。

    1938年3月，为了配合傅作义部反攻绥远的作战，刘桂五率领骑6师翻越大青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敌人重兵布防的绥远后方。骑6师在日军背后发动攻势，迅速攻占凉城、河口、托克托等地，生擒伪蒙古军骑4团团长门树槐。随后，骑6师乘胜攻击，占领了萨拉齐火车站，活捉伪蒙康王，完全切断了日军运输动脉平绥铁路。

    日军的后方受到威胁，不得不停止了在晋北的进攻战，从前线调回4个师团迎击骑6师。面对十倍于己的日军，骑6师与日军激战五昼夜，给日军以重创，但自己也伤亡过半。

    为了彻底消灭给绥远造成巨大威胁的骑6师。日军集中了大量飞机、坦克、装甲车，围剿骑6师。骑6师充分发挥机动灵活的特点，在广袤的内蒙大草原上，与日军周旋。

    本来，骑6师已经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听说马占山部被包围在包头附近。刘桂五又率领骑6师杀了回来。结果，马占山脱离了险境，刘桂五和一部骑兵却被日军合围。

    刘桂五是东北军中有名的神枪手，突围过程中，他在飞奔的马上左右开弓，连续击毙多名日寇。就在他即将冲出重围时，突然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刘桂五被炸成重伤，摔落马下。已经冲出去的骑6师士兵发现师长中弹落马，纷纷赶来营救。日军发现了骑6师士兵的企图，认定被炮击中的军官很可能就是骑六师师长刘桂五，便组织密集火力阻击冲上来营救的骑6师士兵。眼见士兵为了营救自己，一个个在日军的机枪扫射中倒下。重伤的刘桂五大喊一声：“你们别过来，不要管我，自己突出去。 ”说完，刘桂五举起手枪，开枪自尽，壮烈殉国，年仅36岁。

    得知刘桂五阵亡以后，马占山痛不欲生，冒死带领残部奋力杀了回来，终于抢到了刘桂五的遗体。由于战事危急，实在无法将遗体带走，马占山就将刘桂五埋在了一个隐蔽的乱石堆中。

    此战日军伤亡近1000人，被击毁20多辆装甲车。骑兵6师几乎全军覆没，主要将领不是伤就是亡。

    刘桂五的遗体运回西安时，西安万民空巷，争着来为这个壮士送行。国共两党联合为刘桂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连当年被刘桂五亲自领兵捉下山的蒋介石也送来挽联：绝塞扫犯夷，百万雄师奋越石；大风思猛士，九边毅魂拟睢阳。

    最后结局东北军小丑收场

    在东北军的悲剧命运中，53军绝对是个特例。其军长万福麟是个老滑头。在西安事变时就投靠了蒋介石。所以，东北军改编时，万福麟不仅没有被撤职还得到了重用，升任第一集团军副军长兼53军军长。别的军都缩编成下辖两个师，53军却仍保有3个师，分别是116师、130师、91师。“七·七”事变爆发后，53军被派往永定河及大清河一带防守。战斗中，53军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往太行山区，暂时归十八集团军的朱德指挥。武汉会战爆发后，53军又被派去阻击日军对武汉的进攻。在武汉会战中，91师损失殆尽，也被蒋介石取消了番号。万福麟因“年老体衰”去职，到重庆当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闲职。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拉拢东北人心，给了万福麟一个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副司令的职务。但万福麟上任没多久，东北全境就解放了。万福麟在沈阳解放前乘飞机逃走，1951年病死在台中。

    万福麟去职后，继任53军军长的是原116师师长、万福麟的心腹周福成。周福成看得明白，要想保住53军，必须有蒋系要员作靠山，否则自己将会与万福麟同样下场。所以，周福成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赴重庆找到了蒋介石的红人——陈诚。周福成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与陈诚是同学。攀上了陈诚这根高枝之后，53军此后的发展一帆风顺，成为东北军中唯一一支较为完整地保持东北籍军官建制的部队。

    1943年，风传陈诚将就任远征军总司令，陈诚特意将53军划入远征军作战系列，以利于自己指挥。虽然最后卫立煌顶替了陈诚，成为远征军总司令，但53军并没有随陈诚撤出远征军。

    经过整训，53军换上了美械装备，成为远征军主力部队。 1943年，53军先后参加了中国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的作战、滇西反攻战和中国远征军第2次入缅作战等，打出了国威，也打出了东北军的威风。

    自1930年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后，53军的官兵就再也没有回过东北。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夺东北，蒋介石将53军调回故里。 1947年7月，阔别家乡17年之久的53军官兵再次踏上了东北的黑土地。这些久经战阵，见惯了生死的勇士们泪流满面，在家乡的土地上长跪不起。心中满是衣锦还乡的感慨，却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却是覆灭的命运。

    1948年10月末，辽沈战役进入最后阶段，解放军已经占领了东北全境，只剩下沈阳一座孤岛。防守沈阳的主力部队正是53军，军长周福成同时也是第八兵团司令。为了劝说周福成起义，周福成的女儿专从北平飞到沈阳。女儿劝道：“为了家乡父老免遭涂炭，父亲还是早日起义为好。 ”但此时的周福成仍然心存幻想，他说：“不行，我是军人，我必须坚持到底，不然对不起蒋总统。再说了，蒋总统总有办法的，不是还有焦土政策嘛，我要让***什么也得不到！ ”女儿继续苦劝，周福成不但不为所动，还拔出枪来要枪毙自己的女儿。

    周福成手下的几个师长见此情形，对周福成彻底失望，便各自与解放军联系，洽谈投降事宜。

    1948年10月30日，解放军兵临沈阳城下。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逃走前，留下一道命令：本司令外出期间，所有沈阳党政军事宜完全由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负责处理。这个类似于黑色幽默的命令在别人看来，哭笑不得，周福成却如获至宝，正儿八经地将命令传达到各机关、单位和部队，煞有介事地写了很多任命状。

    11月2日，53军的刘德裕、王理寰两个师长下令部队整理好武器、打开营门迎接解放军进城。当周福成得知消息时，红旗已经插遍了沈阳城。周福成没有勇气自尽，只能在监狱里度过残生。

    自此，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桑、由张作霖创建的东北军彻底烟消云散，告别了历史舞台，其间历经的辉煌与落寞、屈辱与光荣都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张志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