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亩地一年仅赚7.5元 还有多少农民愿意种地

“我今年的建议是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然后以平价出售粮食。这样既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价格的平稳，又大大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收入。”全国政协委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记者说，粮价是百价之基。粮食价格的上涨，会导致百物的价格上扬，它一涨其他东西都要涨，甚至引起社会动乱。但粮价偏低则谷贱伤农，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甚至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这就是袁隆平建议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的理由。(3月4新华社电)

粮价偏低偏到什么程度呢?农民种一亩田粮，纯收益只有7.5元。袁隆平说：“根据湖南省物价局调查统计，2010年农民种植每亩水稻的纯收益是186.2元，但其中包括104.1元的国家粮食直补，剔除补贴，农民的纯收益只有82.1元。2011年，由于生产成本上升了121.6元，农民种植每亩水稻纯收益仅有116.6元，除去109.1元的国家粮食补贴，农民纯收益只有7.5元。”

农民种粮收益低，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几年，我常去乡村调查研究，农民种田的效益很低，年成好，一亩田可获纯收入200元，种10亩也才2000元，不如在城市打一个月的工钱。碰到年成不好就血本无归。去年湖南农民种粮的收益是一亩田赚7.5元，10亩田就是75元钱，20亩也才150元钱。刚好是那些木匠泥匠在城市里干一天活的工钱。也就是说，农民辛辛苦苦种一年田的收入，到头来还没有在城市干一天泥工木工的工钱多。种过田的人都知道，一个劳力种10亩粮食已不易，种20亩就很辛苦。我去老家，发现纯粹种田的农民寥寥无几。老伯告诉我，在家种田的大多是有手艺的人(指木匠石匠泥匠)，没手艺的人都外出打工。这些有手艺的人农忙回家干，农闲做手艺，这个时候管理田间就是老人与妇女。老伯说，如果靠种田收入，那就会穷死，没有零花钱，孩子也没有钱读书，老人没钱看病。

由于种田不赚钱，撂荒现象也越来越多。大伯告诉我，村里撂荒的不多，是因为水利条件还不错。而不少地方耕地放不到水，需要抽水，而柴油又涨价，成本增加，赚不到钱，就撂荒在那里。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曾做了《四川农田撂荒调查：粮价上涨种地反倒赔钱》的专题，仅武胜县就撂荒耕地3.2万亩。种地不赚钱，主要原因是粮食价格低，粮价上涨和粮补增加始终没有跑过生产原料涨价这条腿。

我国至今还是廉价粮食的时代，这与国家定位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有关。所以，我很赞同袁隆平院士的建议，政府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然后以平价出售粮食。国家把粮食收购价格定得低是出于物价和稳定考虑，但订购如此之低，已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且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贫富差别。1990年，我国的粮食(水稻)收购价是0.22-0.24元/斤，2011年的粮食(水稻)最低收购价是1-1.1元/斤，只涨了大约4倍。但同期的生产资料价格涨了20多倍。我国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目的是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而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一种束缚，导致了粮食价格始终偏低，而偏低的价格只能是种粮薄利。如果国家采取高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就能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农民就能增加收入。

事实上，纯粹种田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都不可能超过2300元，按照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些人都是贫困人口，高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实质上是在做扶贫工作。政府应把提高收购粮食价格作为一项扶贫的重要工作列入议日程。既然中央政府，提倡以人为本，让百姓活着更有尊严，国家就应该提高粮食价格，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既能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又能减少贫困人口，何乐而不为呢?从考虑中国的粮食安全来说，这也是很有必要的，假如种田效益还这么低，甚至亏损，农民还会种粮吗?最多就种自己吃的，其它的粮田就会撂荒，到了那个时候，还说粮食不出问题就一定是假话。

一年到头在农村跑，64岁的省政协委员、“果树大王”公茂田经常感到一些忧虑，现在的农村年轻人太少了。

这次省“两会”之前，公茂田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调研。在一个村庄他发现，种地的人基本上是五六十岁左右的，约有1/4的年轻人出国打工了，1/3的人去外地打工了。村民给公茂田算了一笔账:种粮食一亩地收1500到2000斤，每斤平均一块二，加上种粮补贴、扣除成本收入2000元左右，而在外打工一个月挣两三千元很寻常。去掉开支，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可赶上务农半年的收入，上过学、有知识的年轻人谁还愿意种地呢?

1985年，36岁的公茂田听说家乡蒙阴县农村可以承包荒山，于是从一家工厂辞职回乡承包了一座荒山，20多年累计种植各类果树3万多株，将荒山变成了硕果累累的“花果山”，近年来又引进培育了“扁桃”等果树新品种。公茂田因此成为当地开发荒山、勤劳致富的典型，也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说到高兴处，他黝黑的脸上露出笑容:“如果当时不回乡承包荒山，就没有我的今天。”

来自平度的省人大代表、省鲜食葡萄研究所所长昌云军告诉记者，当前，年轻人不愿意种地的确是现实，主要是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相对较低，但如果放任农产品价格，又会导致物价上涨过快，这其实也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宏观调控面临更多的两难选择。”昌云军认为，通过加快土地流转，集约化机械化经营，可以让农户既能分得土地的红利，又能得到工资性收入。他提醒说，这个进程中，必须充分保护农户的利益，防止以土地流转为名剥夺农户土地的行为。

省人大代表李庆喜说，在鲁西南农村土地自发流转的现象很多，但多数是将土地租给了亲戚或者邻居经营，由于缺乏指导和规范，转租的形式和价格都不尽相同，最后引发了不少纠纷。

省政协委员，致公党威海市委主委于富波认为，制约全市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在建立之中，流转制度又不健全，农民进城难留又有后顾之忧，所以宁可个人粗放低效经营，这严重制约了土地利用效益。

省人大代表李成明认为，“明天”会有人种地，但这些人应该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其中也包括外出务工回乡创业的农民。政府也在加强引导，今年已重奖全省种粮大户和合作社。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新增补贴向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种植小麦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每亩再给予10元奖励”，又透露出明确的信号。

省政协委员、民革山东省委副主委王鸣歧对此深表赞同，他认为，应当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方面，推动农民的终身教育，探索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改变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教学模式，建立一种升学与就业兼顾、普通教育中渗透职业技能教育的多元化教育模式。在大批高素质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同时，留守或回乡的一部分“农民”则可肩负起农业现代化的使命，那时“农民”也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