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企业能在短期挣快钱、挣大钱的时代将过去

　　4月底，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园迎来了近30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精英，有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企业高管和媒体老总，他们拥有同一张名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2级EMBA学员。

　　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已经82岁高龄的吴敬琏在这次开学典礼上坚持站着演讲近1个小时。“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现在面临竞争的形势，遇到严峻的挑战。”吴敬琏告诫在场的学员。

　　作为一直在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被人称为“吴市场”。在演讲结束后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吴敬琏为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改革开出“法治市场经济”的药方，他提出顶层设计概念，认为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过去30年高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

　　过去这30年，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很多企业从一个个人企业、家庭企业变成了一个中等水平甚至是大企业，靠的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靠的改革开放。

　　新京报：最近你曾多个场合提到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

　　吴敬琏：我们要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所处的态势，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企业所处的环境做一个估量。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发展应该说是很顺利的，在短短30年间，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到一个高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在很多方面都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我们要很冷静地认识到，这样一个30年的顺利发展，或者说我们的企业能够在短时期内就挣快钱、挣大钱，这个情况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们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

　　新京报：你说的挑战主要是哪些方面？

　　吴敬琏：你只要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过去这30年，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很多企业从一个个人企业、家庭企业变成了一个中等水平甚至是大企业，靠的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靠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在许多方面迅速发展起来了。

　　第一，改革解放了中国人所具有的企业家的创业能力。在过去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民间创业是被禁止的，哪怕一块自留地、家庭副业都叫做“资本主义的尾巴”，长途贩运也被称为刑事犯罪。改革开放解放了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

　　现在民间创业的企业，包括个体企业，有几千万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这是我们这30多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基本动力。

　　第二，改革打破了过去的发展模式。我们过去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叫做“城乡隔绝”，由政府主导进行强制性的投资来实现工业化，这样的模式效率极低。改革以后打破了这个模式，使得一些很重要的基本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地利用。

　　最明显的是劳动力资源。过去因为城乡隔绝，大量的具有很好素质的、很好纪律的、吃苦耐劳的劳动者，在农村处在低就业、半失业状态。改革以后，大致上有1.5亿到2亿的农村劳动力转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这样从一个低效率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比较高的效率的状态，就使得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大地提高了。

　　另外就是大量的农用土地和荒地变成了城市用地，或者是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办公楼用地，土地的利用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第三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推动。一个方面是大家都明显看得到的出口大量增加，这使我们整个市场需求大大地扩大了，一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特别是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和中期阶段，常常产生一个问题：要大量地投资，于是投资率在GDP里面占的比重就越来越高，而消费率就相对地降低，这样就造成了最终需求不足。对外开放打开了国际市场，中国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大国，而且有大量的外贸盈余，所以出口的需求就补充了国内需求的不足，大范围需求的提升成为支撑我们高速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外开放使得我们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迅速地提高。

　　总结刚才讲到的这几方面：改革一方面使得资源的投入增加了，投资项目增加了。这就是说要素的数量得到了增加，支撑了我们的快速发展。另外一方面要素使用结构的变化和对外开放，使得我们全要素生产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们在过去30年，不但是投资增加使得我们的增长有很高的速度，而且我们的效率提高，即经济学讲到的“索洛余量”，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来说有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在赶超型经济的前提下，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和协调的能力，也助推了我们的经济增长。

　　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讲到提高效率，应该说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转过来。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不转不行了。

　　新京报：那现在是遇到了怎样的问题呢？

　　吴敬琏：到了大概世纪之交，我们就逐渐发现，原来这些优势逐渐逐渐地衰退了。比如说劳动力的结构转移，在大概五六年以前出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这种情况已经变化了。所以要靠劳动力的结构变化去提高效率，余地不大，而且劳动成本迅速地提升，从5年前就开始了。

　　当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国外的技术水平差别很大的情况之下，可以利用对外开放，引进技术，甚至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迅速地缩小差距。但是当我们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国际上的平均水平差距无几时，就要靠原始型的创新了，不能拿过来就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原来的优势已经消退了，而原来有些做法的副作用可是越来越明显了。

　　新京报：原来有些做法的副作用是指什么？

　　吴敬琏：比如说政府，政府在我们过去的发展中，在动员资源投入指定的方向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国经济追赶的时候这是有效的。但当你要力争成为领跑集团的一员的时候，要靠创新，而创新的不确定性非常地大，政府是没有这个能力来决定的。

　　在过去两年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发展新兴产业不确定性太大，而政府投入资源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全国各地政府都把资源投向新能源的时候，没过几天就发现这个行业出现大量的过剩、大量的亏损，这就说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过去我们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语言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根本点就在于过去所依赖的推动增长的因素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必须找到新的能够推动增长的因素，而且能够让这些因素发生作用。

　　新京报：这个新的推动因素应该如何去找呢？

　　吴敬琏：前一阶段，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各种路径、方案的选择，做了一份《2030的中国》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一条是下注在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上，要把所有的力量放在新的驱动增长的因素上，即效率提高。一种语言就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另外一种语言就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讲到提高效率，应该说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转过来。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不转不行了。

　　用过去的增长方式，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就靠发行货币来支撑增长，结果货币超发所引起的宏观经济问题，使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叫做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紧了怕它崩盘，减速减得太快，但是又不能松，松了以后我们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并没有解决，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根本上降低。所以一定要转变。

　　“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有望到来

　　过去这些年，我们改革放慢了。所以现在需要通过推进改革，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更加有竞争强度的经济体制，来保证我们的创新，保证效率的提高。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效率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进程缓慢原因何在？

　　吴敬琏：为什么30多年都解决不了呢？是因为体制有问题，就是30年前就提出过的，叫做“体制性障碍”。根本的办法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要改变我们落后的经济体制。

　　过去这些年，我们改革放慢了。所以现在需要通过推进改革，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更加有竞争强度的经济体制，来保证我们的创新，保证效率的提高。

　　新京报：近期你经常提到顶层设计的改革思路，什么是顶层设计，中国需要怎样的顶层设计？

　　吴敬琏：顶层设计是一个网络设计中间提出的一个说法，叫做top-down design，从最上面往下来进行设计。

　　现在我们就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是一个政府控制着整个市场、整个社会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一个法治、有规则的市场经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是唯一的出路。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大系统，它有许多子系统，每个子系统要进行设计。

　　新京报：大系统、子系统分别指什么？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又如何理解？

　　吴敬琏：顶层就是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有计划的经济，然后下来各个子系统，财政怎么样，企业怎么样，金融怎么样，从顶层一直往下设计。

　　宏观管理就是总量管理，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次要是通过财政部，通过两者的配合以达到总量供求平衡，至于个量就完全靠竞争，就是每个企业用什么资源等等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

　　总量如何控制？一个是货币发行量，货币发行量决定了总需求，只要货币发行量掌握得对，总需求和总供给就能达到一致。还有一个是财政手段，主要在一些公共产品或者是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领域通过财政调控。

　　新京报：近期看到各种改革已经开始启动，比如增值税改革，比如温州的试点，你如何看这些改革？

　　吴敬琏：从下到上的一些制度创新的春天到来了。一个是“十二五”计划都提出来，要全面的推进改革，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各整体规划。

　　另外一个从下而上也出现制度创新，比如说，温州在金融方面的改革，上海的增值税扩容，开始的时候中央的财政和税务机关都是表现得比较被动，比较保守，害怕减收，现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的态度，积极地到处推行，而且保证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给这种改革以政府的补助。比如说广东省最近的关于企业注册的改革，就体现出市场经济所必要的“非禁即入”，即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限制进入的都自由进入，简化企业的注册登记的手续，像这样一些改革正在各个地方有很多新的创新。

　　顶层设计和从下到上的制度创新，这两个力量正在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新的一届政府很可能会带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

　　现在来看我们的改革有希望，但是不是能百分之百改革到位很难说，因为会碰到一些既得利益。

　　新京报：总体看你对未来还挺乐观。

　　吴敬琏：是有条件的乐观，总体来说取决于大家的努力，但比起过去两年政府不断加强“计划”，最近气候变暖，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政府应该让企业真实准确地披露信息

　　市场对公司的监管就是要全面准确披露信息，只要不及时全面地披露信息，我就认定你有罪，实行有罪假定，而不是无罪假定。

　　新京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洪流对微观的企业有什么影响？

　　吴敬琏：改革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只有正面的影响没有负面的影响。因为改革会加强竞争度，竞争是能够造成繁荣的，但是对每一个企业来说，它要面对很严酷的竞争压力。

　　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形势，大的改革会使得整个市场的竞争度加强，企业要适应这种状态，适应这种新的经营环境，迎接新的挑战。新的更规范的市场上的竞争，可以说是一场恶战。

　　过去在中国不很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可以靠一些前市场经济的办法，比如说结交官府、拿到特殊政策来发财致富。那种在靠拼资源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容易地挣快钱的方法，在新的形势之下恐怕就不行了。Party is over。那怎么办呢？就需要爬坡，要靠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对社会做出贡献来提升自己的盈利水平和收入水平。

　　为了迎接这个新的挑战，企业家就要做好准备。

　　新京报：你谈到企业将面临新的挑战，最近看到很多企业利益熏心，爆出了诸如皮革胶囊、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如何要求企业有道德？

　　吴敬琏：道德和法律需要配合起来。道德的形成一方面要靠教育教化，另一方面违反道德应该带来很大的成本，才能使得人们遵守道德原则，这方面我们还有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完全靠上面执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失德的人必须受到惩罚，不仅是法律上的惩罚，还有经济上的惩罚。

　　新京报：一系列安全事件发生之后，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一种说法是政府监管不到位，另一种说法是政府管得太多了，你怎么看？

　　吴敬琏：根本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普通消费者没有足够的信息。解决之道，应该是想方设法强化信息的弱势方，使普通消费者获得信息。

　　市场对公司的监管就是要全面准确披露信息，只要不及时全面地披露信息，我就认定你有罪，实行有罪假定，而不是无罪假定。目前我国对普通公民是无罪假定，就是假定你是无罪的，对方需要证明你有罪。而对企业的监管应该要采取更高一个层次的标准，即有罪假定，假定企业是有罪的，你必须证明你是无罪的。所以要求信息的充分披露，对于公司的监管就是全面准确及时地披露信息，而不是事后证明企业有罪。

　　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市场网络，这样一种理念下来进行管理。

　　【名词解释】

　　索洛余量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指在剥离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后的剩余部分。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制度进步会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这样计算出来的“索洛余量”不但包括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包括了经济制度的改变。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制度是第一生产力”。

　　刘易斯拐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的观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当前出现的“民工荒”被认为刘易斯拐点出现的迹象。

　　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的概念，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