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末温州不良贷款余额181亿 第二波危机正酝酿

提要]始于温州、波及浙江全省乃至全国部分地区的企业债务危机一度震惊全国，在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等各方面努力下，温州金融避免了最坏的崩盘局面。今年初开始的温州金融改革，亦一度令外界重拾信心。不过，沉疴多年的温州发展积弊，尚未因短期救急政策而根本好转。在外界多以为危机缓解、关注淡化之际，温州经济和金融的结构性问题仍在发酵，且大有持续恶化迹象。

　绸缪温州再危机

　　温州炒钱热潮逐渐降温，民间融资体系尚未修复，银行不良资产飙升，惜贷倾向明显，中小企业资金链条仍然紧绷。要防止债务危机回潮，温州须着眼金融实业再平衡，政策重心应放在“降成本、救企业”

　　企业债务危机、民间借贷崩盘、金融危局、实业下滑、经济低迷……

　　自去年9月以来，危机的相继发生，在温州形成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年之后，虽然部分危局明显缓解，但温州仍受困于债务危机后遗症，随着更多隐患暴露，温州危机的问题本源与解决之道亦逐渐清晰。

　　这场始于温州、波及浙江全省乃至全国部分地区的企业债务危机一度震惊全国，在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等各方面努力下，温州金融避免了最坏的崩盘局面。今年初开始的温州金融改革，亦一度令外界重拾信心。

　　不过，沉疴多年的温州发展积弊，尚未因短期救急政策而根本好转。在外界多以为危机缓解、关注淡化之际，温州经济和金融的结构性问题仍在发酵，且大有持续恶化迹象。

　　近期，《财经》记者在温州实地调查发现，曾经的炒钱热潮已逐渐降温，民间融资体系尚未出现修复迹象；同时，社会融资总额持续萎缩，中小企业资金链条仍遭受严峻考验，债务危机随时有可能回潮。

　　熟悉温州经济和金融情况的专业人士认为，由于经济减速、外贸需求不足和去年民间借贷危机后遗症等三重因素叠加，温州经济所受打击严重，短期难以恢复元气。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一位内部人士坦言：“温州实体经济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最疲软的时期。”

　　最近一年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多次前往温州调研。他认为， 表面上看温州民间借贷是一个金融问题，实际上更像金融与实体经济长期不匹配所产生的体制性风险，在金融领域、特别是民间融资领域的集中释放，触发因素则是部分企业盲目扩张金融杠杆，以及信贷政策在宽松和紧缩基调之间的急剧转换。

　　上述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治，加之当前温州经济和金融层面仍未化解的诸多结构性问题，部分业界人士甚至担忧，温州会否爆发第二次危机？

　　相对于去年危机应对所采取的急救输血加金融改革，“现在我认为更多的应该是从经济入手，而不是从金融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上述温州央行人士表示，当务之急是政府要减负。

　　这得到了另外一些学者的呼应，他们认为，要想办法让温州企业淡化金融投机，回归实业，即先救实业，盘活实体，再图升级。

　　相关建议包括：短期内当地政府应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降低企业成本，鼓励发展实业，限制金融炒作，并向民营资本开放实业投资，推进金融与实业再平衡；长远规划则可立足于产业升级，并与金融改革相匹配。

　　金融界人士提醒，相关政策重心或需进一步明确，短期治标与中长期治本对策亦需统筹安排，尤其是要推进金融与实业的再平衡，当务之急要先把实业救活，以避免更大危机在温州回潮。

　　加速去杠杆

　　温州61%的民营企业认为资金紧张，平均资金缺口22%，企业潜在融资渠道均出现大幅萎缩，部分前期对外投资过剩企业，正处在降低债务比重的关键阶段

　　温州等地民间借贷危机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漫长而复杂的借贷纠纷。

　　浙江省高院公开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法院已经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8037件，涉案标的额283.9亿元，案件数量达到五年来同期最高。

　　作为此轮民间借贷危机始发地的温州，其银监分局数据亦显示，今年6月末，该市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181.4亿元，较年初翻了一倍多。这令当地多数商业银行在新的贷款审核上，不得不更加审慎，惜贷倾向较为明显。

　　今年6月，温州市金融办一份名为《关于温州社会融资情况的调查报告》(下称《调查报告》)显示，当地61%的民营企业认为资金紧张，平均资金缺口为22%，中小企业资金链仍遭受严峻考验。

　　尽管宏观经济进入稳增长周期，央行连续两次降息释放货币放松预期，地方投融资重新走暖。但由于实体经济不振，缺乏好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不会像以往那样，货币一放松就大幅走高。今年上半年，不少银行出现了罕见的贷款难。

　　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称，现在是“钱投不下去”。而在此现象背后，则是部分实体经济的“关、停、并、转”。

　　7月底，浙江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温州企业减产停产现象增多，全市39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60.43%的企业减产停产。近日亦有媒体报道称，温州部分中小制造业企业失业、返乡潮开始愈演愈烈。

　　实业不振，与之伴生的银行业资产不良率呈现攀升。截至今年7月末，温州银行业整体不良率接近3%，远高于全国水平。全市银行业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约200亿元，比年初增加约130亿元。

　　其中，股份制银行不良率较高，最高的原深圳发展银行(现已更名为)温州分行超过7%，另几家股份制银行已达到5%左右。

　　温州银行截至今年6月末的不良率达1.72%，上半年利润下降约三分之二，盈利压力陡增。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有关人士预测，温州市银行业平均不良率将继续上升，估计高点会在今年10月前后达到4%左右，并在此后维持高位运行。

　　一位国有大行温州分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坦言，“省级分行紧盯温州不良率，压力非常大。”虽然中国银监会和温州方面一再称，要放宽对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但从银行执行层面，却很难做到。

　　不良贷款迅速反弹，导致温州当地银行惜贷情绪极浓，部分银行甚至上收信贷审批权限至省级分行。

　　温州银监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全市各项贷款余额6746.59亿元，同比少增154.47亿元、增速12.02%，远低于去年同期，贷款余额仅比年初增加351.63亿元。

　　由于业务量的萎缩，个别银行甚至撤并网点，收缩战线。鉴于上级行严格不良率红线指标，应急转贷遂成为部分银行的“妙招”，使其能向上级行提交一份体面的业务数据。

　　同时，温州各类社会融资总额也持续萎缩，上述《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4月末，温州社会融资规模约9800亿元，比2011年8月末减少约760亿元，银行表外融资、民间借贷市场均大幅萎缩，分别比去年8月萎缩20.49%和11.82%。

　　企业潜在融资渠道均出现大幅萎缩，而部分前期对外投资过剩企业，正处在降低债务比重的关键阶段，反观实体经济，又难以提供可观利润来源。

　　巴曙松分析，在经济上行时期，高杠杆对经济扩张和收入增长可以产生显著的放大效应，加剧债务人的风险偏好，债务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债务扩张的正向循环发挥主导作用；在经济下行期间，经济增长的回落和收入的下降，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下降、抵押担保价值的下降，将导致债务自我收缩的负向循环。

　　他认为，温州金融活动当前仍处于大幅度的“去杠杆”进程中，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民间借贷压力会明显上升。

　　民间金融生态恶化

　　当前温州民间借贷萎缩程度达50%左右，已进入信用“冰河期”。对于进入小额贷款等金融领域，民间资金的心态渐趋于理性

　　多年来，温州素以民间金融发达而著称，有自成一体的民间融资信用体系。但去年的借贷危机，令温州民间金融生态发生根本变化，至今难恢复元气。

　　温州市金融办调研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份，温州民间借贷规模比去年8月危机前下降11.82%，萎缩程度有限。但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有关调查显示，当前温州民间借贷萎缩程度达50%左右，已进入信用“冰河期”。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公布的民间借贷利率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21.58%，同比下降3.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08个百分点。

　　截至7月，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下称登记服务中心)民间借贷平均月息为1.3%(即1分3厘)。长期居高不下的借贷利率，显示民间资金避险情绪浓厚。

　　这令三个月前成立的登记服务中心颇为尴尬，其成交率始终低迷。

　　今年4月26日，温州鹿城区第一家登记服务中心成立，截至7月9日，该中心累计借出登记697笔，总资金6.186亿元；借入登记503笔，总资金12.0879亿元；成交84笔，借贷总金额6136.5万元，月息1.45%。

　　从资金需求端看，按金额计算的成交率仅5%，从供给端计算，成交率略高一些，约10%，绝对数字仍然偏低。

　　作为今年开始试行的温州金改实施方案中较为重要的一项创新举措，登记服务中心定位于为民间资金提供有效对接，观测民间借贷市场利率走势，监测和掌握民间资金流向。

　　该登记服务中心总经理徐智潜对《财经》记者说，受去年危机影响，此前部分活跃的民间借贷主体信心尚未恢复，前往登记服务中心提供资金的出借主体比较单一，主要为60岁左右的老年人。

　　据了解，此类人群大多出于避险考虑，认为登记服务中心为官方设立，隐含政府信用，可承担一定的违约风险。实际情况却是，登记服务中心只提供借贷信息等登记备案，不从事撮合交易，自然也不承担任何借贷风险。

　　与此同时，温州创新推出的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招标制度也遭遇市场“逆流”。此举本是当地吸纳民间资金，提供民间资金多元化投资渠道的重要举措。但由于实体经济低迷，小微信贷业务风险陡增，投资人信心逆转，在刚刚结束的第二轮招投标过程中，标的项目半数流标(详见本期“小贷公司归位”一文)。

　　在经历2011年民间借贷危机后，温州地区 “人人办金融、个个放贷款”的无序热潮已明显消退；但由于实体经济前景不明，且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对于进入小额贷款等金融领域，民间资金的心态渐趋于理性。

　　“应急转贷”盛行

　　转贷盛行使得企业资金链暂时修复，信贷违约风险延后释放，但社会融资对实体经济支持作用难于发挥，企业资金链依然紧绷、敏感

　　2012年6月份，温州京强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京强公司)完成首笔业务发放500万元应急转贷资金。该公司成立仅三个月，专注从事企业、个人应急资金周转。

　　在温州，类似京强公司的企业服务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各种中介机构，正积极投身于“应急转贷”业务。

　　“应急转贷”本质为过桥融资和垫资，2011年危机爆发前，该业务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为民间借贷。随着民间信用大幅萎缩，传统的民间借贷大量被应急转贷业务替代。

　　前述温州市金融办《调查报告》显示，截至4月末，各类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等其他融资性中介机构放款规模较去年8月增加25%，此类机构的当前主业正是“应急转贷”。

　　“应急转贷”通常需要银行提供续贷承诺书，一般转贷期限为3天－5天，利率为月息3分至5分，个别甚至按笔收费。转贷机构的转贷资本金一般来源包括公司注册资本金、大股东拆借和社会融资等渠道。所谓社会融资即吸收民间存款，月息一般1分到2分。2011年9月，温州危机爆发前，温州地区担保公司吸收存款，再高息放贷现象极为普遍。

　　据相关部门统计，温州市注册有“担保”二字的各类担保公司数百家。身为温州市信用担保协会会长的郭炳钞测算，截至6月末，温州20多家融资性担保公司应急转贷业务余额已超过100亿元。而业内人士保守推算，各类担保公司应急转贷业务累计额已超过200亿元。

　　放款者普遍认为，应急转贷的唯一风险是银行收贷后停贷。只要银行承诺并完成续贷，此业务并无任何风险，且周转较快，收入可观。

　　温州鹿城区捷信小额贷款公司(下称鹿城捷信)总经理符加嵘坦言，应急贷款业务在获取可观收益的同时也响应了政府号召。

　　早在去年10月，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作为风险缓释的手段，当地市政府曾紧急拨付财政资金10亿元，专门从事应急转贷；并派驻协调工作组到各银行分行，进行相关业务协调和放款审批工作。

　　温州市经信委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2日，政府应急转贷资金已放款742笔，累计80.96亿元。加上各类从事此业务的中介机构，虽然转贷累计金额尚无法准确统计，但据多位从事此业务的机构负责人测算，约2000家企业因此获得过桥资金，暂时转危为安。

　　而转贷需求的持续攀升，反映出温州危机仍在发酵。

　　一方面，民间融资萎缩，续贷融资资金供求平衡被打破，而企业普遍负债率较高，资金偏紧，难以如期还贷。

　　另一方面，温州银行业贷款余额80%以上为一年期短期贷款，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45%，贷款期限结构极不合理。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测算，2011年四季度，平均每月转贷资金需求约500亿元。

　　一位国有大行温州分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认为，转贷盛行使得企业资金链暂时修复，信贷违约风险延后释放，但社会融资对实体经济支持作用难于发挥，企业资金链依然紧绷、敏感，若再遇到外部“风吹草动”，极有可能瞬间断裂，短期内相互感染。

　　危机酝酿回潮

　　去年是温州危机第一波，现在可能是第二波危机正在酝酿

　　温州多渠道同时去杠杆的叠加，可能导致温州目前的借贷问题进一步延展。不少机构预计，今年8月至9月，温州的借贷压力可能开始新一轮集中释放。

　　而流动性过快收缩，仅是可能引致危机回潮的原因之一。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去年9月危机以来的出险企业，将在今年10月陆续进入司法重组和司法化解阶段。由此可能带来担保人、互保企业潜在代偿，或将导致危机蔓延。呈“涟漪”状的担保圈将受波及，且风险会一圈一圈向外扩散。

　　多数接受采访的企业均认为，去年是温州危机第一波，现在可能是第二波危机正在酝酿。危机发生一年来，温州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激增，创历史新高。其中仅温州鹿城区法院去年9月至今年6月已受理民间借贷案件2796件，同比增长194.6%，涉案金额62.86亿元，同比增长385%。

　　在以往信贷过度投放期间，银行对部分大中型企业过度融资，由于企业难以提供足额的抵押物，联保、互保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保证方式。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温州银行业贷款总额中有27.87%是担保性质的贷款。

　　去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曾对春节前后债务风险再度爆发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其在相关报告中提出，未来温州地区债务风险扩散有三种路径。

　　一是民间借贷市场融资规模萎缩，如果社会公众继续从融资中介抽资，融资中介进而向企业强收借款，容易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二是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商业信誉萎缩，由于风波对温州信用的损害，一些外地供货商减少对外企业的贷款拖欠额度，进货商减少对温州企业的预付款额度，导致一些企业周转资金骤减，风险增加；三是通过企业之间的贷款互保圈往外扩散，形成一家企业出险多家企业发生连锁反应。据了解，温州每家出险企业平均有2家－3家贷款担保企业。

　　在温州实地调查不难发现，上述可能引发债务危机扩散的三种可能性尚未消除，危机回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温州市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有所加剧，走势并不确定，亦是危机可能再度来袭的诱因。

　　2010年国务院出台最严厉的地产调控政策后，温州被列入限购城市名单，此后地产市场迅速降温，目前温州房地产市场价格普遍跌去35%以上，部分高端楼盘跌幅达50%左右。

　　房地产向来是温州企业和个人首选的投资领域。上述《调查报告》询问的温州300家企业显示， 126家企业涉足房地产，投资总额6.93亿元，占总营业务以外投资总额的69.2%。相关统计还表明，全市企业参与房地产投资总额超过5000亿元，市场交易低迷使大量资金在短期内几乎被“冻结”。

　　这将限制温商在全国房地产项目上的资金周转，影响温州民间借贷体系赢利模式和后续资金来源，其负面效应将传递到部分多元化经营的生产企业身上。

　　让人担心的是，债务危机将再度把银行业拖下水。

　　据温州市金融办统计，今年二三季度是温州房企偿债高峰，全市以房产做抵押的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60%左右，地产贷款风险暴露将进入密集期。

　　因为房价下跌超过三成，上述房地产抵押物的实际价值严重缩水，部分银行要求贷款者追加、补足抵押物。

　　据了解，当前已出现个别企业主动违约现象。对此， 一些商业银行不得不提供续贷承诺，并为企业推荐转贷资金的供给方。

　　一位国有大行温州分行高层认为，类似银行贷款的“主动违约”若大面积显现，对于当地商业银行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即使慎之又慎，新的风险确已在温州开始暴露。温州当地金融监管部门的监测结果显示，6月以来，在瑞安市区域和其他温州区县，部分企业已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产生了不少债务危机，其中有2至3家为大型企业集团。

　　金融、实业再平衡

　　相对于温州金融过度虚拟化，其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更为迫切。要引导民间资本回归实业投资，政府应切实放开针对民间资本而设定的种种禁忌

　　各种渠道融资规模迅速收缩，实体经济低迷，企业资金链紧张度加剧，新一轮债务危机风险再度酝酿。

　　巴曙松指出，从全球债务危机处理的普遍经验看，保持合适的流动性，使去杠杆的过程平缓推进，是避免危机逐步扩大和恶化的重要路径。

　　以“应急贷款”为名义的过桥垫资，不失为一种紧急应对的办法。上述温州金融界权威人士表示，应急转贷现在运作频繁，在转贷的帮助下，银行贷款还能保持略增的水平。

　　“银行短贷可以及时输送流动性，但温州更需要的是中长期资金，这对温州实业重新调整方向更具有意义，如果仅仅是短贷，企业还没有打开局面，立刻面临偿还资金的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分析。

　　“温州现在‘不死不活’的局面，不单是金融问题，而是实体经济的问题。”上述温州高层权威人士直言。

　　孙立坚表示，由于实体经济缺乏创造利润的来源，各类社会融资无法有效地注入实体经济。同时，没有实体经济的真实恢复，仅靠大量流动性的注入，不过是延续了温州危机前民间资金的投机套利游戏而已。

　　温州区域经济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实体经济发展滞后与金融业快速发展之间的严重不匹配，导致产业空心化和金融虚拟化。

　　目前，温州的银行信贷规模与GDP的比值达到1.94，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2倍，金融业发展程度极高，但社会融资的40%流向温州区域以外，当地信贷投入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不高。

　　今年一季度，温州银行业实现净利25.23亿元，同比增长29.02%。今年2月末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6.5%，亏损额6.35亿元，同比增长97%。两项数据在去年9月危机爆发之初，更加悬殊。这是两者严重错位的具体体现。

　　巴曙松认为， 表面上看，本次温州的民间借贷问题是一个金融问题，但从实地调研的反馈情况看，它更像是一个金融与实体经济长期不匹配所产生的体制性风险，在金融领域特别是民间融资领域的集中释放。

　　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寻找实业与金融发展的平衡点。相对于温州金融的过度虚拟化，其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更为迫切。

　　温州问题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效率在下降，长期资本回报率越来越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分析，“由于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更多投资的机会，大量资金越来越脱离实体，到虚拟领域去炒楼、炒地，炒大金属、炒商品。”

　　“尽管政府也看到这个问题，前些年出台了‘36条’，最近又颁布了‘新36条’，但具体落实收效甚微，民间资本面对一些垄断或半垄断行业时，还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看不见的‘玻璃门’壁垒，是进不去的。”

　　他认为，要引导民间资本回归实业投资，政府应切实放开针对民间资本而设定的种种禁忌。

　　政策重心调整

　　针对温州危机发生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并充分考虑其治标、治本之需，新的主张是，改革需兼顾长短期战略规划，配套政策应有轻重缓急

　　自去年温州危机爆发，如何救急以及如何治本，各方即争论不休。

　　长期来看，学界所形成的一个共识是，中国许多地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产业升级提高资本回报率，使资源要素能够从低效率的部门自由地、低成本地转移到高效率的部门；同时要推动产业内部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等。在温州危机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业界主张，并对相关决策产生影响。

　　针对温州危机发生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并充分考虑其治标、治本之需，新的主张则是，改革需兼顾长短期战略规划，配套政策应有轻重缓急。

　　孙立坚认为，转型升级的改革需要时间，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不能倒逼企业转型，倒逼的后果就是企业死掉。首先要通过减税等积极财政政策先让企业活下来，等经济上行，再加快推动转型。

　　他建议，温州应该调整政策的重点和核心，首先着眼于降成本、救企业，先把实业救活，同时要把企业进行金融炒作的口封死，将多数企业拉回实业。而不是在短期内试图通过产业升级救企业，这是死胡同。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也认为，现阶段应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增强政府的服务引导功能，尽快解决企业短期内盈利生存难题，长远看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于急功近利的产业升级政策，可能蕴含本末倒置的风险。孙立坚说，现在不论中央的政策，还是温州的政策，可能令当地实体经济更加空心化，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程度加剧。

　　部分商业银行人士透露，目前温州一些外贸企业仍在进行假贸易活动。由于人民币贬值，外汇升值，很多进出口的企业通过做大贸易额度，把外汇做质押，拿到钱后再炒汇。这些企业利用政府决策空当，打着产业升级的牌子进行虚假贸易活动，实际上是利用产业升级的钱进行金融套利。

　　也有部分温州企业开始酝酿转变角色，计划利用温州金改所提供的空间，合法赚取息差，重新“以钱炒钱”。孙立坚说，“当地企业家普遍感到做金融的前景更广，赚钱快，但他们擅长的是做实业，而非金融。”

　　一些学者提醒，当地企业家们的心态表明，当前政策重心需要更加明确转向以救实业为主。过多强调刚开始的金融改革试验，容易淡化实业回归的重要性。

　　事实上，自今年以来，温州各界、特别是政策重点的确更多放在金融改革上。

　　但在孙立坚等学者看来，金改解决的是资金配置效率问题和资金价格问题，对部分企业融资或有帮助，但资金价格并不是导致当地企业脱离实体经济最重要的因素。

　　7月10日，温州市市委书记陈德荣、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等多人，前往北京拜会“一行三会”高层，寻找政策倾斜和支持。

　　知情人士透露，包括设立民资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村镇银行等领域的沟通并不顺畅。同时，4月底递交国务院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送审稿)》，至今尚未正式获批。

　　据了解，央行对温州金改的态度极为审慎。今年6月，央行曾就温州金改组织讨论会，副行长胡晓炼主持会议并听取专家意见，但未做任何表态。

　　参与温州金改的一位专家表示，金改还是没抓到温州问题的本质，仅仅是放松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体系，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体系，但是并没有解决民间金融如何与正规金融差异化发展的问题。如果仅仅放低门槛，事实上却让民间金融和正统金融恶性竞争，显然是 不利于民间金融生存的。

　　“金改恰恰缺乏与实体经济有效衔接”，浙江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史晋川将金融视为“自来水网管”，实体经济称作“锅碗瓢盆”，纵然水流畅通，若实体经济千疮百孔，仍将无法有效吸收。

　　温州会否经历二次危机？

　　一些学者认为，这有可能是大概率事件。孙立坚称，温州资金还没有找到实体经济可以依托的主体和平台，同时，温州资金是一群不太懂风险和管理模式的人，以低价进高价出的商业模式在运作。金融的风险在未来，而风险和收益是错位的。

　　史晋川等人提醒，温州金改要成功，须确保各类融资渠道的资金与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投入节奏和规模与实体经济运行节奏相匹配，只有金融和实业实现再平衡，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才有现实可能性。

　　温州当地和部分金融专业人士则认为，此次金改所获得的局部突破，有望在危机之后为温州金融和经济的重振提供多种动能。

　　【作者：《财经》记者 王培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