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增大让穷人失去机会

最近，有关部门发布了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报告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丰硕成果”背后隐藏着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稳定风险：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蓝皮书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为0.275，而2010年已达到0.438，越过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世界银行的测算数据为0.47）




众所周知，基尼系数在0.4以下，社会基本可以保持和谐稳定。而在0.4以上，情况就不那么乐观，对深受贫富不均之苦的人们稍加煽动，社会暴乱就很可能会发酵、蔓延，产生恶劣后果。当然，贫富差距加大也并非中国所独有。经济总量强大如美国者，也存在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贫富不均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一书里，就对美国的贫富差距做了深入讨论。



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7年，美国最富的1%人口的收入增加了2.75倍，而最穷的20%人口同期收入只增加18%，富人收入增幅为穷人15倍。收入越低的阶层，过去30年收入增幅越小。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相对较高，为0.4，仅仅以这一数据而论，属于濒临危险的边缘。



2010年，占美国人口1%的人占有美国93%的财富，财富的流向集中在极少数富裕人群的手中。斯蒂格利茨认为，财富流向的不合理源于国家分配体系的不公正。“我们的分配体制将收入金字塔底层人们的钱导向金字塔顶端人们的腰包。”他在书里这样写道。因此，他认为分配制度不合理是导致美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直接原因。正因为这个巨大而不合理的制度存在，一个国家里的绝大部分穷人被挡在富裕的大门之外，或者说被剥夺了致富的机会。



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有着直接的经济后果：经济的低增长和劳动低效率。而机会的缺乏意味着社会中最有价值的财富——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许多年前，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法兰克在《赢家通吃的社会》一书中表达过类似的忧虑。法兰克认为，虽然高报酬的赢家通吃规则将市场上的财富分给了最有才能和最富生产力的人，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产生了很大的资源浪费。



我们经常在媒体聚光灯下看到光鲜亮丽的财富成功者形象，被他们的励志故事所感染，但这种成功的背后，其实是数量庞大的跌落至收入底层的竞争淘汰者。可悲的是，人们通常只会注意到聚光灯下的那些成功者，继而不顾一切地参与到对财富的竞争当中，社会竞争由此变得异常激烈，但胜出者其实寥寥无几，产生得更多的却是那些所谓的出局者。穷人的基数因此不断增大，财富依然为极少数的胜出者控制。



这种情况意味着许多中低层收入阶层实际上没有发挥出他们自身潜在的价值，挣到原本应该挣到的钱。这一结果最重要的影响是，美国人收入差距的拉大在一步步破坏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今天的美国不再是一个在人们眼中体现着普遍“公正原则”的社会，而成为了一个对少数富人更公正，对广大穷人并不公正的社会。长此以往，中低阶层和富裕阶层的裂痕将进一步增大，社会的两极化不断加重，公民的某些基本价值观会逐渐瓦解，例如公平与正义。人们可能会想：我以前在学校接受的“公正”教育统统是骗人的，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公正。



对此，斯蒂格利茨还提到一种值得我们注意的相反论调。有些人也许会反驳说：“为什么穷人一定要和富人比较财富呢？如果那些穷人与自己十几年前的生活作比较，会发现今天自己的生活其实比以前改善了不少。这样他们就会心满意足，也不会对贫富差距增大的现状有这么多怨言。”这让我想起了过去老一辈常教育我们的：要忆苦思甜，多想想困难时期的穷日子，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换言之，这种观点把贫富差距转换成了一种对“比较对象”的选择。



此论调回避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贫富差距所考虑的并不是财富的绝对增量，而是一个社会中各收入阶层财富的相对增量。当社会中的每个人的财富都增加而我的财富增加得极少或者不增加时，实际上我是在变穷。而假如社会中某个集团的财富累积迅速，而大众财富增加缓慢或者不增加，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大众在逐渐沦为穷人。今天，逐渐变穷的我们，丢失的不仅仅是财富，同财富一起流失的还有更重要的公平、良知、社会正义等精神价值。如此看来，斯蒂格利茨的书，难道仅仅是在讲美国吗？